辛亥革命后盛宣怀的政治倾向──兼谈盛宣怀与孙中山、袁世凯的关系

盛宣怀是近代中国的重要历史人物之一。他因大力创办中国早期民用工业企业而享有“实业巨子”的美誉；也因曾充当中外反动势力的走卒而留下了“买办官僚”的骂名。他的政治地位同他的经济业绩一样显赫，如果不是“四川路案”使他一夜之间成了革命与反革命双重打击的对象，他可能会在“办大事”、“做高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说，盛宣怀不过是一个悲剧人物：正是他所办的“大事”，加速了他所竭力维护的那个制度的灭亡。辛亥革命后的盛宣怀虽已离开政界，但并没有游离于政治斗争之外。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封建专制势力…     

夏东元及其盛宣怀研究

盛宣怀 ( 184 4 - 1916)这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 ,其是非得失在生前就存有很大的争议。一般的结论是将其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反动阵营一边 ,视为“大买办官僚”、“洋奴买办”而加以否定。久而久之 ,盛宣怀几乎成了一个盖棺定论、无可争议的人物。夏东元教授为这样一个人立传 ,看似无识 ,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史识。诚如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教授在对《盛宣怀传》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8年初版 )所作书评中说 :写人物传是难事 ,“重新评论久有成说或定论的人物 ,并为之写出一部全传更是难上加难 ,而《盛传》正解决了这样一个难点。”(来…     

盛宣怀借洋债办实业的思想及实践

在洋务运动以后的清末,盛宣怀作为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官僚实业家,力主采取借洋债的办法解决开办实业的资金短缺问题。在“致富”、“抵洋”、“保权”的思想支配下,盛宣怀主持并参与了多次借债活动,创办并经营了多个近代企业,对中国的近代化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当然,因借外债而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论甲午战争期间的盛宣怀

甲午战争期间,盛宣怀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总局督办和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四项职务,他作为直接指挥战争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助手,是甲午战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笔者略述己见,以俟指教。 一、致力于战时保障工作 在甲午战争中,盛宣怀主持电报通讯,总理后路     

盛宣怀的商本商办企业及其进步性

盛宣怀是清季洋务派的代表人物,在洋务运动后期,因兴办民用企业而闻名华夏。他从1870年被荐入李鸿章幕后,即涉足于洋务民用企业的各个部门,几乎承包了洋务民用企业的经办和督理。有人说他:“且又独揽轮船、铁政、铁路、煤矿、纺织诸大政,所谓一只手捞十六颗夜明珠”。他既是朝廷倚重的“不可少之人”,也     

论盛宣怀

盛宣怀是大家所熟知的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他之所以成为辛亥革命的主要打击对象,不是偶然的,是有其历史渊源的。本文拟对盛宣怀作较为全面的论述,以见其发展的过程。盛宣怀是怎样起家和发迹的?答曰是办洋务起家发迹的。李鸿章在盛宣怀洋务活动之初,即说盛“欲办大事,兼作高官。官既未操左券,事又无从着手”。事实上,在李鸿章讲     

祸兮福所倚：沈敦和从晚清官场到红十字会的转身之路

沈敦和是中国红十字会早期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关于他如何从一名晚清官场的失意官员转变为红会领袖的问题，以往学界始终未能清楚解答。这主要是因为已有研究囿于红会的视野，无法厘清沈敦和的成长脉络。其实，要理解沈敦和在红会事业中的崛起，必须结合其在上海绅商社会中的发展，尤其是在盛宣怀事业体系中的成长。因此，只有打破通常那种分门别类的“碎片化”认知方式，才能确切把握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及其主导线索。     

庚子粤督李鸿章“不奉诏”考辨——兼论东南互保之奠局

庚子五月二十九日粤督李鸿章致盛宣怀电文中所谓“廿五矫诏,粤断不奉”,并非针对清廷五月二十五日“宣战”诏书,而是针对同日所发“集义民御外侮”谕旨。该谕经袁世凯电转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及盛宣怀后,盛宣怀立即致电刘、张、李,主张不必“拘泥”该谕,同时提出与各国互保东南的“补救”方案。张之洞率先对该方案表示支持,并加以补充,刘坤一随后跟进赞成,李鸿章则仅复以“廿五矫诏,粤断不奉”,未对互保方案表示意见。而后经过盛宣怀居间在刘、张与李鸿章之间密集沟通,再加上刘坤一直接电李征询意见,李鸿章终于在上海道余联沅及盛宣怀等与各国驻沪领事最后协商东南互保约款前,表态愿意与刘、张采取一致行动。中外互保东南原则达成后,刘坤一方收到荣禄寄来“宣战”电旨,并传给余联沅、盛宣怀。在盛宣怀建议下,刘、张、李均主张坚持原议,东南互保大局由此奠定。     

盛宣怀与戊戌维新异同论

首先我想对盛宣怀与戊戌维新的异同点作一概述。 盛宣怀被加上“大买办”头衔而予以全盘否定有年矣!这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准则的条件下,把盛宣怀划分在中国人民对立方面——“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     

封建政治家历史家——高允

高允是一位被忽视的历史人物。在近代的通史著作、高等学校历史教材中都没有他的地位,连南北朝断代史著作中对其人也不置一词,所有辞书亦语焉不详。今天提出这位历史人物来评论,希望能给他应有的评价和历史地位,同时给一些“谀言媚主,曲笔阿时”、“临危苟免,脱己陷人”者以无情挞伐。     

一个不该遗忘的近代“奇人”——《沈毓桂个案研究·序》

我交遁叟往还频,赘翁文章共绝伦;欲为中西通学术,苍茫瀛海两奇人。这首七绝诗句,是盛宣怀父亲盛康所写。“遯叟”是王韬,“赘翁”就是本书传主沈毓桂。盛康是著名的经世致用者,辑有《皇朝经世文续编》,是一位对洋务事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积极支持和关心者。他把王韬和沈毓桂并列为“中西通学术”的上海滩上的两个“奇人”,绝非偶然,他是对王、沈二人在西学东渐中起了颇大作用的深刻知情者。然而,王韬在这方面的声誉,有若如雷贯耳,而沈毓桂却颇有些     

《庄子渔父》篇之“渔父”身份再论

《庄子渔父》篇中的渔父非为范蠡,他只是庄子所虚构的一个人物符号,是庄子达意的一个工具.首先,孔子与范蠡所活动的区域相距甚远;他们所从事活动地毫不相干.其次,渔父与范蠡的形象迥异,思想亦不相同.庄子之所以虚构“渔父”的形象,乃由道家钟情于水的情怀及庄氏家族流亡的背景所致.     

杜尚：艺术大师还是艺术骗子？

杜尚也许注定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有人对杜尚全盘肯定,认为他是“改变西方艺术观念的人,超现实主义的鼻祖,”有人则对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他是“一个披着艺术外衣的骗子”。本文通过对杜尚创作的探讨,提出了对杜尚评价应该一分为二的看法,肯定他前期的成果,把运动和机械的观念引入绘画,同时从几个方面论证了杜尚的所谓的“现成品”艺术是一件“皇帝的新衣”,杜尚是一个打着艺术幌子招摇撞骗的艺术骗子。     

也论梁启超的“流质易变”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特色、亦颇有争议的人物。他不仅以著述众多而闻名,更以善于变化而著称。他一生思想变动频繁,令人目不暇接。所以,他的老师康有为称他是“流质易变”;同时代的革命党人则斥其为“首鼠两端”、“蝙蝠小人”;至于后来的史家,则既有人贬之为阴险狡诈、“风派人物”,也有人称赞他是顺应时势的爱国名家。但综观各家的议论,其核心问题无外乎这样三个:即“流质易变”的原因;“流质易变”中不变之因素;“流质易变”的评价。本文无意于开拓新的议论话题,只是想在这三个老问题上下点功夫,以求有助于客观公正地评价梁启超。     

论外债规模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研究外债规模:1、外债的必要规模。即考察一个国家在不考虑外债能否偿还时的外资需求数额; 2、外债的安全规模。即考察一个国家借用外债在超过了一个什么额度时就会出现偿债困难;3、外债的适度规模。即考察一个国家的外债规模在保持一个什么水平时,就会既满足国内经济增长的客观需要,又不会导致偿债危机。     

元曲包公戏琐谈

一包拯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其实并无多大的建树。但是在封建国家的官僚机构里,贪赃枉法乃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包拯身为封建统治阶级中的一员,在整个封建官场的滔滔浊流中,却比较的清廉正直,比较的注意民间疾苦,这就特别容易引起人民群众的好感。据史书记载,早在北宋年代,他已经“名塞宇宙,小夫贱隶,类能谈之。”《本传》甚至说“童稚妇女亦知其名”。可见他在当时已成为妇孺皆知的人物。这正是包拯由历史人物发     

《李秀成自述》与防洋动机

如何看待《李秀成自述》,一直存在着争议.这篇短文,仅就《自述》的思想动机的一个方面——防洋,试作探讨,以就教于学者.在《李秀成自述》中,提出过“收齐章程”的建议.究竟怎样分析与理解“收齐章程”我们认为,李秀成提出“收齐章程”,是基于他对形势的以下两点分析:一方面,他看到“今我主死国亡,我亦被擒到步(这里)”,“天朝之根已     

“要贴到人物来写”——沈从文“创作偈语”的形成、接受与意义

“要贴到人物来写”被视为沈从文的“创作偈语”,是沈从文与汪曾祺两代作家间的珍贵传承。在沈从文的文学观中,“要贴到人物来写”指要对人物有符合其身份、性别、性情的正确描写,是小说发挥“真善美”感化功能的必由之路;同时“人物”一词也可广义地理解为“人事”,涉及诸多人物描写以外的组织方法。汪曾祺在1980年代初的特殊时期强调这句偈语,有隐在的对话意图,他通过把“人物”推到创作的首要地位,摆脱以主题先行为代表的固有文学观。汪曾祺的长期言说也体现出他对现实主义的肯认,他的选择与其自身的阅历、气质相辅相成。这一“创作偈语”的形成与接受,不仅是写作教学上一个意义非凡的成功范例,同时也反映了现当代小说观念发展中的某些流变。     

略论熊赐履的理学思想

熊赐履是清初孝感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亦是一位理学大家。本文认为,他的理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重主敬、推崇躬行和“崇正黜邪”三个方面。熊赐履以朱熹理学的传承者自居,著书立说,大力弘扬朱子理学思想,竭力捍卫理学的独尊地位,在清代具有重要影响。     

胡适的文化意义

胡适是“五四”文化革命中“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自此“暴得大名”,“誉满天下”,却又“谤亦随之”。他后来虽被中国特定的历史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然而作为一个文人学者,他的人生价值及社会意义又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