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胡人土族形成的原因及其影响

本文分析了北朝胡人士族形成、发展和演变的过程,认为胡人士族形成于北魏时期,是拓跋鲜卑封建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从根本上割断了拓跋鲜卑旧有的氏族血缘间的联系.文章最后指出,胡人士族在形成后即迅速汉士族化,到北朝末期,已融入汉人士族集团.     

东晋时期对玄化任诞士风的反省与批判思潮

鉴于西晋“清谈误国”的深刻教训,反省和批判玄化士风及其社会危害成为东晋时期一种或隐或显的时代思潮。其中既有门阀士族社会朝廷当轴执政者和地方军政人物对玄化风气的指责和矫正;也有出自寒门阶层、崇尚刑名法术的文吏之士对“清谈误国”的抗议,表现出强烈的务实作风;更多的则是一些崇尚儒学的思想人物对玄学流行有损儒家礼法制度的激烈批判。这种反省与批评思潮,就时间段而言,虽贯穿于东晋一代,但以东晋前期最为集中。就思想倾向而言,虽有高级士族阶层玄化名士,但以崇奉儒学和刑名的思想人物为多。就侨人与南人的分别而言,南人不仅所占比例颇高,而且言论激烈。这些特点,都是由当时社会文化背景所决定的。同时东晋时期的主流士风仍然趋于玄化,这也决定了这一反省与批判思潮在社会影响方面的诸多局限性。     

先秦时期礼俗的发展历程及其界说

“俗”、礼与礼俗并不共通。“俗”的本来涵义是指原始习俗,是社会风俗处于原始发展阶段的产物,后世将社会风俗简单地称之为俗,是一种不太科学的叫法。礼表现为一定时期统治阶级的典章制度与生活、行为等道德规范,是统治阶级整体习俗典章化,制度化、阶级化的产物。无疑,它含有“俗”的因子。礼俗属于社会风俗的范畴,是社会风俗进一步发展演变的结果。俗,礼到礼俗的变化体现了社会风俗的发展与演变。笔者以为,这一演变主要发生在先泰时期,“礼俗”的出现与形成也基本在春秋战国时期。     

两晋之际的南北成见——对陈寅恪先生“南北界限说”的补充

永嘉南渡,北来士族避乱江南。在此退后一步即为茫茫大海之地,北来士族面对异族进踞之中原,只能同江南士族携手。关于东晋的立国基础,陈寅恪先生认为,“北来士族与江东士族协力所建”。“南北界限比起夷夏界限,又微不足道了。”但南北成见在两晋之际并没有迅速消融,他们之间的分分合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论魏晋南北朝风俗演变及趋向

本文在分析魏晋南北朝鲜明的时代特征及独有的特性基础上，从整体角度去把握和论述这一历史时期风俗演变情况及其特征，揭示了其习俗所表现的独有的发展个性，风俗演变的趋向以及此期叛古、趋时、突变、殊异等的明显特点，显示了这一特殊朝代风俗所具有承上启下的历史价值。     

由乱世之教育看九品中正制

九品中正制作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重要的选举制度,是由其特定的教育环境所决定的.曹魏之初,随着整体社会教育的衰微、门阀士族的形成,朝廷在与大族相妥协的情形下创立九品中正制;晋时,由于士族家学独盛,门第被无限夸大,九品中正制又独为士族所把持,将维护士族利益之功能发挥到了极点;南北朝时,君权回归、教育复兴、士族衰微,作为士族阶层把持选举工具的九品中正制便自然地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其演变历程,实是选举制度在乱世教育衰微情形之下的一种病态反映.     

北朝王昕之名士风度及其交游考述——从一个侧面看北朝后期士风的变化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推进汉化，加之与南方社会交流的频繁与深入，以及一些南方士人入北，玄学风尚逐渐在一些北朝上层士族乃至皇族人物中得以流行，出现了类似于南方社会的一些名士群体。王昕便是这类清流名士的代表人物之一，他雅好清言，讲究容止，擅长吟咏，言行疏诞，表现出了十足的名士风流。王昕参与贵族及士人的各种交游雅集活动，一度成为这类活动的组织者和中心人物。他们的活动使得北方社会的士风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王昕在北齐被杀，是鲜卑化的北齐统治阶层反对汉化、抵制玄风的表现和结果。     

论南北朝时期南北文风差异的原因

南北朝时期文学 ,存在北方朴质雄厚、南方清丽柔媚的风格差异。但魏晋以前南北文化并无此种差异 ,柔媚清绮之风是由北方士族带至南方的 ,文学走向独立后在当时审美风尚导引下一直沿着追求艺术美、形式美的道路发展 ,并直接受到道、佛思想的影响。而北方文学发展落后 ,又受儒家思想制约和影响。     

拓跋魏系李陵之后小考

鲜卑族一直是我国少数民族之一。直到现在,鲜卑族的遗民,即锡伯族、还有八万六千余人分布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新疆、北京、台北等省市自治区。拓跋鲜卑顾名思义原来是从鲜卑族分化出来的一个部落。因为古代有以部落为姓氏的习俗,所以也简称拓跋氏,即以拓跋为姓的氏族。一般地说,我们现代人总认为南北朝时期的拓跋魏王朝是拓跋鲜卑建立的少数民族政权,与中原汉族毫不相干。但是清朝却有人持不同的说法:     

试论北魏的门阀士族与皇权的关系

本文将着重探讨北魏门阀士族历史命运的变化及其与皇权的关系,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北魏门阀的基本特征。由于北魏门阀是由北方汉族高门大姓与拓跋鲜卑贵族官僚集团组成,所以将从两方面进行论述。(一)北方汉族门阀的历史命运自永嘉以降至北魏在中原崛起这段时期中,先是腐朽、反动的西晋门阀士族,遭到西晋     

理学与晚宋士风

晚宋时期,理学被确立为官方哲学地位。受理学影响的士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为迂腐理学之士,二为虚伪理学之士,三为实用理学之士。相应地,理学对晚宋的士风影响也是多方面的。理学既促成了晚宋奔竞之风、空谈之风、变节之风的形成,又促成了晚宋忠义之风的形成。从晚宋的历史实际来考察,理学对士风的影响,应该是不良士风占据主导地位。理学对晚宋士风的影响与作用要辩证地对待与分析。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的某些社会风俗

考察了南北朝时期的三大类社会风俗:一是家庭生活风俗,二是社会礼仪风俗,三是其它风俗。既揭示当时南、北风俗之异的方面,又展示其相同的方面,还尽可能地将当时南北风俗与前代风俗相比较。     

略论柔然与中原政权的关系

柔然和鲜卑都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柔然曾是蒙古草原的主人,在其存在的近一个半世纪里,与当时鲜卑族建立的代国、北魏、东魏、西魏以及东魏重臣高欢之子高洋建立的北齐等政权有着复杂的关系.柔然与中原政权关系的显著特点,是战与和交叉进行,战中有和,和中有战.一方面柔然与中原王朝频繁发生冲突和战争,另一方面柔然又与中原王朝和平相处,多次朝贡、和亲、归附中原政权等.柔然对中原王朝的朝贡,中原王朝对柔然的赏赐以及互市等,都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发展.柔然与中原在文化方面相互影响和渗透,多次和亲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和亲文化,佛教也由中原传入柔然.     

秦汉时期广阳郡周边交通考论

秦汉时期的广阳郡(今北京周边地区)为幽州之核心,国家在该地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交通网络,以联通辽东与冀、并诸州,使之成为内地农耕民族与匈奴、乌桓、鲜卑等游牧民族交流融合的前沿,以及秦汉帝国东北的战略要枢,对于沟通中原腹地与边疆的联络和抵御北方胡族的侵扰有着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卢龙道的开辟,不但促进了辽河平原与华北平原的商贸往来,而且使广阳郡演变为中原王朝经营东北地区的桥头堡。     

论唐代社会变革期的聘财和嫁妆

聘财和嫁妆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一种礼和俗,至中古时期演变为婚姻重财.唐代婚姻重财经历了从前期重聘财到中后期重嫁妆的演变,这是唐代以士族的衰亡和官僚阶层的兴起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结构变革和以出嫁以后女子生活中父权地位下降、夫权地位的上升为特征的家族权力变革的结果.     

略论南方荆楚文化与北方中原文化的人文特征

阐述了南方荆楚文化和北方中原文化由于多种原因产生了迥异的人文特征,从历史渊源、地理空间、文风不同、风俗迥异四个方面,介绍了南北两地不同的表现,并指明了在新时期的发展方向.     

论孙吴士风的变迁对陆机出处之影响

本文通过追溯陆机关于出处去就观念的家族渊源,发现孙吴数十年间,经明行修的江东学风还是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新兴思潮的影响,陆氏家族中陆瑁、陆逊等人在孙吴士风的变革中得风气之先,陆氏家风遂产生了陆喜尚道德名望和陆抗重立功立事的分化,陆机秉承了乃父之风而重视功名进取,因此他入洛以后,很快接受了乘时借势的中原士风.陆机趋利求进的行为方式遂成为江东士人中的一个较为独特的现象.     

士族·文化·文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日渐边缘化,士族"经明行修"的文化教养遂转化为玄学的"风度"及对文艺的爱好,使之成为士族的行为模式。士族要维系文化世家的地位,就必须随着文化之演变而演变,而文化以士族为载体,就必然打上士族的印记,其中文学又与文化作同构运动,由是形成士族、文化、文学三者的生态关系。     

洛阳两座鲜卑墓葬的检讨

该文对1986年和2007年洛阳市涧西区和吉利区出土的两座时代为公元3—4世纪的墓葬进行了重新探讨。通过对其文化特征及其历史背景的分析,该文认为这是两座带有鲜卑文化特征并兼有中原文化因素的墓葬。从这两座墓葬包含的文化信息中可以探知公元3—4世纪时期草原民族在中原的活动足迹,以及鲜卑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互影响。     

浅谈宋代河东火葬风俗

两宋时期,火葬习俗蔚然成风。在从北宋到南宋的变迁中,以今天山西中北部地区为中心的河东路始终是火葬盛行的重点区域。大量的文献资料和相关考古资料都表明了此时火葬之风的普遍性和社会性。这种风俗形成的原因,既有政治、经济方面的影响,也与河东路的区域特点有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