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以“红色经典”为例

尽管“经典”的话题已经成为研究界的热点之一,但鉴于目前的研究仍然处于理论探讨阶段的现状,笔者以为关于“经典”的研讨最终还是应当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之上。不过,即使如此,经典还常常由于其层次和书写上的差异,在具体研究上存在着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现象,为此,本文将以红色经典为例,具体论述二者之间的概念差异。     

当代文学史:“正典结构”的重建

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其实是很势利的。哪些作家名声大、哪些作家作品多，甚至是哪些作家地位高，他们就会获得相应较高的文学史地位。我们倡导要重新“打捞”文学史上的失踪者，打捞那些被我们的文学史编撰所轻忽与遗忘的作家，主要是要祛除遮蔽，还原真相，以更加有效的文学史标准，重新建立当代文学史的“正典结构”。     

文本细读·文学经典与文学史——夏志清文学史建构论

文学史是文学的历史,是文学经典构筑的文学的历史;文本细读与文学经典的发掘是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这与汉学家普实克发生了冲突,其冲突既有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偏见,也是两种文学史建构谱系的对峙;夏志清文学史建构原则有其致命局限,但并不能掩盖其小说史的独特价值;无论是其文学史建构原则,还是其小说史文本,还有很多复杂问题供我们思考探析。     

论文学的经典化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重构

文学经典指的是具有丰厚的人生意蕴和永恒的艺术价值,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反复阅读、欣赏,体现民族审美风尚和美学精神,深具原创性的文学作品。它们是文学史的支架和龙骨。文学的经典化必然会形成对原有文学史模式的颠覆,对新的现代文学史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文学经典化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格局,其次影响着现代文学史的深度,再次决定着现代文学史的影响力。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应该删繁就简,去粗取精,由厚变薄,走向经典化。     

现代通俗文学入史的学科史学反思

从"逆流"到被"漠视"再到有限度地被"认可",现代通俗文学经过近百年的历练终于找回了失落的"文学身分"。由于史学理论的宏阔视野和全局性整体研究的缺失,导致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不可能真正恢复通俗文学的合理地位,只有在新的史学观的基础上打破僵化的学科观念,才能真正解决现代通俗文学的入史问题。     

文学史客观书写的可能性

文学史客观书写的危机不是一个学科内部的问题,它关涉到整个人文学科的学科规范、学术体制,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危机的集中体现。文学史客观性的获得不能倚仗严密的理论与逻辑推演,而是通过此在的情感展开与实践。文学史的任务不是为了寻求和提供文学发展的某种僵硬机械的规律,而是要透过对文学的认识达到对自身存在的深层领悟,在文学史的书写中显露的应该是文学史家深沉的在世感。     

通俗文学与商品市场

商品市场的蓬勃兴起 ,是通俗文学繁荣的决定性因素。从我国历史看 ,通俗文学的兴起、发展与经济形态的趋于开放有密切联系。通俗文学作为文艺产品与商品 ,必然按照商品的供给、需求、竞争等市场原则 ,运作于生活领域之中 ,以供受众购买、消费。受到市场法则支配的通俗文学 ,在本质上成为一种消费型文学。它不再是单纯的精神行为 ,而首先是一种价值交换行为 ,是作家、受众、出版商紧密配合 ,共同创造作品价值、形成文化市场的过程     

元明清文学史编著及教学刍议

现有高校中国古代文学史教材特别是元明清文学部分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如何在中国文学史编著和教学中，适应学科本身发展的要求，体现时代改革的需要。本文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主要有：确立动态的“史”学体系；调整单一的价值标准和评价体系，吸收新的学科研究成果等。     

“重写文学史”观察

二十世纪以来的历次文学史重写事件,使文学史写作不断被问题化,文学史写作的维度不断丰富、视野不断开阔,总体呈现出从一元化叙述走向多元化差异性叙述,从总体性叙述走向结构性、关系性叙述的趋势。随着各种文学史叙述之间的交会与碰撞,各种历史叙述框架的闪光点与局限性都得以更加清晰地显现出来,学界当从这种比较中树立反思的维度与能力,从而推进一种更加科学的文学史叙述的发展。     

文学史书写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身份建构

以重要的中国文学史文本为研究对象,分析总结了文学史中少数民族文学的在场方式和表现方法,并对将少数民族文学入史的文学史著作的重要价值和意义予以定位和评估。与此同时,也关注到其中表现出来的缺憾和限度,指出要将少数民族文学真正纳入中国文学史中,文学史家不能仅仅进行机械性的列举和组装,而是需要整体性的文学结构的调整和史学理念的更新。     

五四文学论争与改良派一脉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文学论争中,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立于西方的特性,强调"知的文学"作为文学的合法性,强调文人文学的历史地位,与新文化人主张统一的西方标准、只承认"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迥然相异。而在具体的文学史书写中,改良派大量采用西方文学理论,对于"情"的文学和民间文学,予以了高度重视,看不出论争中存在的那种与新文化人之间的尖锐对立。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四:改良派也是主张文学革新的,只是反对过于激进的做法;改良派反对以"情"的文学否定"知"的文学,但并不反对"情"的文学本身;改良派认定中国传统文学有其独特性,但并不拒绝向西方学习;改良派承认新文学的未来是白话文学的世界,但反对以不适用作为理由废弃古文文学。     

五四文学论争与新文化人的中国文学史书写

在五四时期的文学论争中,新文化人以"情之文学"为正宗,以"平民文学"为主导,显示出了较高的共识度。但从五四之后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来看,"情之文学"的标准未能贯彻始终,"庙堂"的"文人文学"也依然占有显著地位。究其原因,或由于冷静的文学史书写不同于偏激的文学论争,或由于西方文论运用的水土不服,或由于个体之间的才识之异。新文化人的文学史书写,在入史标准、叙述方式、叙述风格等方面,相互之间多有不同。     

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批判

中国传统的历史观念、引入的西方"文学"和"文学史"概念作为话语方式的权力、中国自本世纪初以来文学史的本土建构积淀等从深层上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作家作品中心论"模式的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现象是异常复杂的,除了作家作品以外,文学期刊、文学社团流派、文学沙龙、文学理论与批评、文学制度等,都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事实,作为文学史,如果这些现象和因素被略而不记,显然是有弊端和缺陷的,也缺乏历史应有的过程性.文学史在模式上不具备形而上学的统一性,它应该是丰富多彩的.     

文学史书写与《儒林外史》的经典化

文学经典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而被纳入文学史的书写范畴无疑是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在中国文学史的编撰史中,《儒林外史》经历了由缺席到出场直至经典化的过程.仔细梳理《儒林外史》进人中国文学史、得到学术界的公认与发掘并经典化的过程,对我们理解文学史的编撰在经典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体味《儒林外史》的内涵与价值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重写 ""重读"的可能、意义及缺失

“重写文学史”与“重读经典文学作品”在当代文学史史学建设及文学作品批评中已经成为一种时尚。这种话语时尚的发生既是公共话语空间的扩大、作家的中心边缘化的结果,也是文学批评审美创新性的内在诉求的结果。这种话语表达,在文学观念的变化中,预示着新的政治、经济、文化语境下,当代知识分子对全新的意识形态的企盼和追求。但是,由于过分强调与逝去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相悖相异,“重读”或“重写”并未真正建立起学理化的、以深厚的哲学史观为基础的、具有客观历史内涵的文学史观念,不免陷入具体的问题之中,而缺少宏阔的视野与平等对话的胸怀。     

文学史编排上的尴尬

文学史编排既要照顾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又要科学,这是它的尴尬所在。以时间为纲可使编排科学,却易流于抽象;以流派为纲可揭示对象的性质,却往往失之精准。此外,史家常把作家作为子项置于编年文学或流派文学等母项下,有时虽然便于读者在总体上把握某些作家,母项却常常不能完全涵盖子项。另外,编排时没有依据统一的标准也常导致结构上的混乱。为克服这些问题,分类时依据的标准要统一,编排时可依据时间与流派统一的标准,而且,在时间或流派的大框架下,应将作品而非作家作为进一步分类的对象。     

文学史:历史发展的一个组成部分——卢卡契文学史思想综论

卢卡契在他的关于德国文学史的研究中提出,文学的起源、存在和发展由社会生产的全部历史过程所决定.文学史作为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其自身发展的连续性和继承性,所继承的当是优秀传统文学中的人民性、人道主义思想等具体的历史性以及与之相关联的高度艺术形式的具体性.衡量文学史上作品优劣的标准是看其是否达到了现实主义的伟大胜利.这一系列属于精神史范畴的极具独创性的文学史观,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反映论的文学史理论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20世纪西方文学史理论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称引:《西游记》经典化的通俗文学路径

《西游记》问世以后,明清世情小说作者在叙述过程中,经常称引该书情节、角色、名物,甚至原文。与在批评领域占主流地位的"证道类"评点相比,这些称引行为更接近当时《西游记》以公共形象在读者大众中传播的实际情况。叙述称引者在《西游记》传播和经典化过程中扮演着次级中介的角色。他们更早注意到《西游记》作为"游戏之书"的公共经典性质,在叙述中称引小说,以拉近与期待读者文化经验之间的距离,从而提高修辞效果。其称引行为会产生示范效应,加深、强化读者大众对《西游记》"游戏之书"性质的认知,在日常交际中引为谈助。反过来,世情小说家又将这些行为以"场景"形式再现于文本。叙述称引是反映《西游记》在公共流通领域实现经典化的一条通俗文学路径。     

论文学语言发展视域中的文学史描述——以中世文学史为中心

文学语言对于文学存在的重要意义已越来越成为理论界之共识,但有关认识往往是作为共时性的理论形态而被人们所接受,其对具体文学历史研究的影响尚较为有限。文学语言视域中的文学史描述对文学史研究极为重要,这一研究视域的确立,可使以往文学史描述中断续呈现的文学语言发展脉络,得到连续而较完整的梳理;在连续的文学语言发展之历史脉络梳理中,又使我们能够重新理解一些重要的文学现象。就前者来看,以文学语言发展为中心描述文学史,可使一些描述语言发展的概念得到清理,并且准确地划分其层次,以获得一个可以对文学语言发展作细致描述的逻辑框架,从而连续而完整地梳理文学语言的历史发展。就后者来看,在文学语言发展的研究视域中,我们能够看到常被作内容表彰的建安诗歌、盛唐诗歌于语言发展方面的关键作用,看到常被作内容批评的南朝诗歌于文学内容表现方面的重要价值,并重新认识这些重要文学阶段之间的历史关系,等等。文学语言的研究视域其实牵涉到一系列对传统文学史描述的概念、逻辑、价值系统的反思。     

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

在中国文学史写作的进程中,探寻文学史自身的话语和问题非常重要。中国文学史家自觉将世界文化交流意识融入了文学史写作,高等教育的体制和思想方法也直接影响了文学史的叙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史写作虽已成为过去,但文学史的理性与实践有着永恒意义。文学多功能的认识和教育素质的文学培养,及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更加密切的联系,都将为文学史未来写作提供新思路、多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