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宫史》校辑者吕毖的生平

我曾在《关于“明抄本<立斋闻录>”和“明刻本<宫闺秘典>》一文(见本刊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中由谈《宫闺秘典》而谈到《酌中志》和吕毖校辑的《明宫史》。拙作中之说吕毖是“明太监”,主要是依据《四库全书总目》卷十六史部部“《明宫史》”的“提要”的,当时曾参考过清莫友芝《持静斋藏书纪要》中《明朝小史》“提要”所记的吕毖事迹,这“提要”中虽也说吕毖“《四库总目》以为(?)明宫监”,但又说“苏城西南灵岩山下小桃源是毖隐居处,有墓碑记其辟谷及祷雨异证,     

《清史稿》医家传记误述考订

一个人的名和字,误作二人父与子《清史稿》卷五百二、列传二百八十九、“艺术一”医家《张志聪传》第一自然段有云:“明末,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讲明医理,志聪继之.”《清史稿·张志聪传》的编纂者造作“杭州卢之颐、繇父子著书”这句话和中华书局点校者标点这句话的意思是一致的、清楚的,都认定卢之颐是父,繇为其子.实乃大谬不然.清乾隆时学者杭世骏《道古堂集》有卢之颐小传,传谓之颐字繇生.纪晓岚《四库全书总目提     

论刘时俊及其子、媳诗歌创作

本文以光绪十年,施学煌、敖册贤增修的《荣昌县志》所载明末刘时俊、刘泌父子生平为蓝本,参考胡昌健《恭州集》中关于刘时俊生平记载,同时结合《荣昌县志》中刘时俊、刘泌两位夫人尹刃兰、朱怀琼诗歌作品,简要论述了刘时俊一家四诗才的诗歌创作。     

吕祖谦朱熹共讲月泉说质疑

明末以来的不少文献资料如《嘉靖浦江志略》、《乾隆浦江县志》都记载,吕祖谦、朱熹曾一同讲学于浙江浦江县的月泉书院,即第一次在宋孝宗乾道年间,第二次在孝宗淳熙八年.但如果就古代文献所提供的这两个时间来考察,则所谓吕祖谦、朱熹一起讲学月泉的事实属子虚乌有,属以讹传讹,不能信以为真.而之所以会产生这种误传,与此两人一个作为儒学正宗,一个被公认为浙东学派的实际开创者不无关系.这一事实也反映出一些旧地方志乘不一定值得信赖.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向张志岳先生请教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份,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明确的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帅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     

“衔华而佩实”——关于刘勰《文心雕龙》的总论

总论,是贯穿于整部《文心雕龙》的指导性观点。《序志》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段话是对《文心雕龙》总论内涵的概括。刘勰在全书的开头五篇专门地具体地论述了上述指导性观点。在五篇总论中又有主从之分,以《原道》、《征圣》、《宗经》为主,在这三篇专论中,刘勰明确地提出和论证了文学创作必须遵循自然之道、以圣人为榜样、以经书作范本的理论主张。《正纬》、《辨骚》     

从刘勰的文学理论体系看《辨骚》的归属问题

《辨骚》应列入总论抑或文体论,刘勰在《序志》里说得明明白白。他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枢纽”即关键,亦可谓“总论”。可是,对于这个刘勰说得清清楚楚的问题,学术界却长期存在着争论,双方各有其理解和解释,众说纷纭,难以一致。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如牟世金同志指出的:“《文心雕龙》研究中存在一些长期争论不休     

刘勰为什么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

《文心雕龙·序志》篇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的观点十分明确，他是把全书的前五篇作为“文之枢纽”来看待的。而刘勰对纬书，从总体上说是否定的，为什么他仍把《正纬》列入“文之枢纽”，这是一个有争...     

《文心雕龙》“原道”辨析

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里讲:“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这意思是说,《文心雕龙》的撰写,首先是本之于道。在《原道》篇里,他对此又作了进一步具体论述,认为一切“文”,包括天、地、万物乃至入之“文”,都是“道之文”。也就是说一切“文”都原于道,本之于     

《复庵记》的曲笔艺术

《复庵记》(下简称《复》)是明末清初著名爱国学者顾炎武的散文名篇。古人论诗文写作艺术崇曲忌直。所谓“曲”指行文曲折而富于变化,作者的用意不是直率表达。《复》的写作即用了曲笔,巧妙地运用假托,衬托等艺术手法,曲中有曲地表现了范君和作者深沉的爱国思想和坚贞的民族气节。复庵是明末宫中内待太监范养民于明亡后隐居于华山时所创建的三间居室。《复》通过记范养民复庵的创建,着重赞扬范养民的爱国襟怀,并抒发了作者强烈的爱国激情。但《复》的这个主题思想,作者是以曲笔巧妙而又充分地表现的。这主要见于三个方面: 一、假借范君之志,寄托作者爱国之志。顾炎武特立独行,具有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和爱国之志。但《复》并未非采用直言,而假借范君之志寄托了作者自己民族的忧愤和爱国的意志。这一假托的手法是《复》之一“曲”。明遗民范养民“幼儿读书,好楚辞;诸子及经史多所涉猎”;明亡后“自京师徒步入华山,为     

古代女扮男装趣闻

中国女扮男装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可追溯到夏朝。最早好穿男服的女子是夏桀的宠妃末喜。《晋书.五行志》说:"末喜冠男子之冠。"明确说明末喜戴男人的官帽,应该说她是女子男装的先行者。     

论《水浒》与《荡寇志》

《荡寇志》是清朝道光年间封建文人俞万春所写的一部反动小说。俞万春同明末的金圣叹一样,对待农民起义是一个坚决的主剿派,因而对《水浒》中的招安结局很不满意。为了发泄对农民起义的刻骨仇恨,他从金圣叹腰斩《水浒》处开始,接着金圣叹增添的“卢俊义做噩梦”,写了七十回续书。他费尽心机,捏造情节,让官兵将梁山农民起义一举荡平,把梁山上的一百单八将斩尽杀绝,连鬼魂也压到牛渚山石碣底下,永世     

《西湖二集》与《牡丹亭》

《西湖二集》是明末的拟话本小说,在其中不少地方出现《牡丹亭》的曲文、宾白和人物。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西湖二集》的作者周揖与汤显祖在思想上颇有相通之处。这一现象说明《牡丹亭》进步的反封建思想和高超的艺术成就在明末文坛有着巨大的影响。从这一事例亦可见出中国进步的文学传统自有它的发展继承关系。     

《文心雕龙·辨骚》臆说——兼与张志岳先生商榷

研究《文心雕龙》的人一般都认为自《原道》至《辨骚》五篇是全书的理论基础,是总纲。但也有一部分持不同意见的论者认为《辨骚》一篇不属于总论部分,而是专论楚辞的,应当属于“文体论”,与《明诗》以下二十篇同列。到底哪一种意见正确呢?当然是前一种正确。有什么根据?刘勰在《文心雕龙·序志》中早就作了回答: 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等五篇作为“文之枢纽”,并没有     

蒲松龄的小说理论初探

对蒲松龄小说的研究,多侧重于他的小说创作,对蒲松龄关于自己创作经验的总结和理论表述却显得重视不够。本文就这一个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一蒲松龄对小说理论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指出了传统志怪中荒诞离奇的故事和现实生活的关系。他在《聊斋自志》中说: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及其揭示的明代宫廷节日生活

《酌中志·饮食好尚纪略》是一个明代太监对宫廷岁时生活的系统记述,具有自己的书写特色和较高的史料价值。它揭示了明代宫廷岁时生活的如下特征:和宫廷以外的人一样,皇帝及其嫔妃、宫人也有其节日体系和节日生活,宫人们通常以家庭为单位来过节,节日生活充满了世俗色彩;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明显的北京地方性特征;宫内人的岁时节日生活带有鲜明的宫廷色彩。     

《天文图说》与西方传教士

在浙江图书馆中,保存着一部名为《天文图说》的抄本,现已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1].书中有这样的署名:"崇祯壬申岁孟夏望日昆明后学松石主人袁启集."崇祯壬申年,即1632年.因此,该书被认作是明末的一个抄本.……     

《辨骚》篇不属于总论吗?

《辨骚》篇在《文心雕龙》全书中的地位,刘勰自己在《序志》篇中说得很清楚:“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但是,由于《辨骚》篇放在“文之枢纽”即总论的五篇之末,同下面“论文叙笔”的二十篇相邻接,又曾有人把“骚”单独看作一种区别于诗和赋的文体,所以《辨骚》篇究竟属于总论还是属于文体论,就引起了一些研究者的争议。六十年代初,段熙仲和王运熙同志,     

彭而述的《读史亭诗集》

生当明清之交的彭而述(1405—1665),是河南邓州彭桥人,他文史兼治,著作甚丰,计有《读史外篇》、《读史新志》、《明史断略》、《读史亭诗集》、《禹峰诗集》、《读史亭文集》、《南游文草》等史论、诗、文十二种。遗憾的是除《读史亭诗集》(残卷)存邓州市图书馆外,余皆不可得。其诗作在当时是有相当影响的,有“江北十子”之美誉。他在《一松亭》诗中说:“海内传佳句,羞称庆历人。”这当不全是作者的自诩之辞。彭而述经历丰富,交游广泛。他于明末,初仕晋南。在李自成下北京前后,他北上燕赵,东游齐鲁,南下吴越,盘桓荆襄。入清后他提学两湘,巡…     

“文之枢纽”的逻辑新探

《文心雕龙》的篇章中,被刘勰称为“文之枢纽”的是:《原道》、《征圣》、《宗经》、《正纬》和《辨骚》五篇。这五篇的基本内容和关联,已故刘永济先生曾做过准确的说明。他认为“前三篇揭示论文要旨,后二篇抉择真伪同异”,“五篇义脉,仍相流贯”。“揭示论文要旨”的三篇专论,就是刘勰自称的《文心雕龙》全书的“纲领”,其他诸篇则是“毛目”。(《序志》)纲举目张,所以刘勰自服地说:“文心之作也,本乎道,师乎圣,体乎经,酌乎纬,变乎骚,文之枢纽,亦云极矣。”(《序志》) 这个“文之枢纽”,论证了“为文之用心”的一些关键问题:“道”、“圣”、“经”三个概念的质的规定性是什么?“道”、“圣”、“经”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又是怎样的呢?此类问题,正好构成了《文心雕龙》理论体系的骨架。而对这个“骨架”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