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至汉初儒家夷夏观沿革综论

"夷夏之分"是历代儒家都有所探讨的重要问题。而因时代不同、社会环境有异,先秦至汉初的儒家夷夏观呈现出与其历史背景相适应的不同特质:其经者、常者,在正己、正君心、人君自正;其权者、变者,在时世之别、夷夏之判、华夷可易。此时儒家之夷夏观并非狭隘自守、盲目排外,而是在保有自身文明根柢的基础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     

韩愈的夷夏观及其对古文思想的形塑

韩愈的夷夏观对其古文思想的形成有重要影响。韩愈夷夏思考的核心是排斥作为"外国之法"的佛教,树立"中国之法"。相对于以民族和文化来区别夷夏的传统观念,韩愈的夷夏观有了更为浓厚的国家意识。其所谓"中国之法",并非单纯的儒道,而是包含了以儒为本的中国道统,以及兼容百家的中国文统,反映了对中国国家精神文化传统的丰富认识。中唐王权重振呼声强烈、边患压力加大,增强了时人的国家意识,构成了韩愈夷夏思考的重要时代背景。夷夏新识的激发,令韩愈走出唐代古文前辈宗经复古的传统格局,形成文道并重、"三代"与"两汉"兼取的独特古文思想。宋人对韩愈的夷夏新识颇多共鸣,这是韩愈古文思想能深刻影响宋人的重要精神背景。     

近代西方地理学东渐与传统夷夏观念的变异

中国人的夷夏观念产生于西周初年,经过长期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完整的理论,并内化为一种民族心理.近代随着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东传,传统的夷夏观念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一变化过程,始于鸦片战争前后,到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基本完成.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传统夷夏观的变异,一种新的、仰慕西方文化的民族自卑心态也开始抬头.     

"示以诚信,一视同仁"--鸦片战争时期耆英对外交涉思想探析

耆英是鸦片战争时期从事对外交涉的主要代表之一."示以诚信,一视同仁"是耆英对外交涉的两个重要的原则.他把儒家的"诚信观"运用于对外交涉,其基本效用是适应了妥协的需要;把本源于传统的天朝夷夏观的"一视同仁"思想,视为制夷良方,其结果恰恰适应了列强一体均沾的政策,使得国体不存,国权不保.     

特殊的夷狄论——试析《春秋公羊传》中的华夷观

作为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夷夏之辨。《公羊传》中的夷夏之辨凸显了文化礼仪的标准。而且在继承了先秦儒家夷夏观的同时,也表现出一种更为开放的精神。它不但肯定以夏化夷、变夷为夏,而且还将违背礼仪的华夏之国贬为夷狄,予以斥责。《公羊传》中的对夷狄国家的接受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论元代儒家郝经夷夏观

在唐宋士大夫的夷夏思想里 ,文化、民族、政权是合为一体的 ,故而形成了一种文化霸权。元朝郝经则异之 ,他将“夷夏之辨”视为文化之辨 ,而非民族、政权之辨 ,并主张“用夏变夷”。这种夷夏观继承、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 ,突破了汉族文化霸权 ,为各民族认同主流文化 ,促进国家统一 ,也为元朝正统地位的确立 ,起到积极作用     

《中庸》“柔远人”与先秦儒家夷夏观

“柔远人”作为《中庸》治天下国家“九经”之一，所彰显的是推己及人、兼容并包的实践智慧。它最深层次的机理在于对儒家人性论的参透，对仁爱思想的践履，从而为儒家“夷夏之辨”的进一步展开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总体上，先秦儒家基本秉持“礼别夷夏”而非以血统、地缘为区隔的夷夏观。“柔远人”集中体现了儒家民族思想的内核，奠定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文化基因与思想传统。     

"师夷制夷"与太平天国革命

在外敌入侵、民族矛盾十分突出的情况下,魏源所倡言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战略思想,为近代中国反帝反封的民族民主革命指明了方向。不同的历史时期,"师夷"与"制夷"的内涵与方式是不同的,从而影响着近代中国的政治走向。本文试图分析、探求太平天国时期"师夷"与"制夷"方面的利弊得失,以便从中汲取经验教训。     

论汉代公羊学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是汉代公羊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公羊学的奠基之作《公羊传》,到形成公羊学的关键人物董仲舒,再到公羊学的集大成者何休,他(它)们的夷夏观具体反映了这一理论的发展轨迹。《公羊传》继承了先秦儒家严夷夏之别的思想,却凸显了礼义文化这一区分夷夏的标准;董仲舒发展了《公羊传》的思想,不但对夷夏的分辨更为精细,强调“从变从义”,而且从王者一统的角度肯定德化四夷的必要性;何休对公羊学的夷夏之辨所作的发展,则是将其历史“三世”说与夷夏之辨相结合,用一种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夷夏关系,肯定“太平”之世是一个没有夷夏之别的天下一统的社会。     

庄存与和清代公羊学复兴的发端

庄存与在乾嘉考据学风行之时,树立起了湮没千余年的公羊学的旗帜。作为清代公羊学的发端,庄存与尚未把握住公羊学的精髓,生活在"康乾盛世"的他更是回避了公羊学最核心、最有活力的"改制"思想。他期望以经义"补益时务",力主"大一统"说的尊王之义,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夷夏观,借"讥世卿"反对满洲贵族世官世爵。庄存与没有固守今文门墙,但其对今文经学学术风尚的推崇,影响深远,最终推动今文经学成为晚清学术思想的主流。     

实然之"人"与应然之"人"--关于"人"的概念的语用语义分析

把"人是什么"变换为"'人'是什么",澄清"人"的概念的不同用法及其意义,有助于避开本质主义的追问方式及其困境.从不同角度或以不同标准去理解人,必然导致"人"的概念规定的多样性.某一时代的思想家通常只能以自己所处时代的人作为现实原型来刻画和建构"人"的概念.与实然之"人"的概念不同,应然之"人"的概念并不是经由从个别到一般、从特殊到普遍的抽象概括,而是经由从描述到规范、从现实到理想的提升建构而形成的."人"的概念的二重化是一种潜在的方法论模式.人文社会科学中那些最常见的关于"人"的概念规定,与其说是对于实然之人或本然之人的客观描述,还不如说是关于应然之人的某种理想建构.人道主义主要依据本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本然之"人"的抽象假定导出人的应然状态,而马克思主义则主要依据必然论证应然,其特点是从实然之人的真实存在出发,以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性为依据,来设定和论证人自身发展的应然目标.     

论中国近代西方设计观念对传统设计观念的冲击

中国传统设计是基于农耕文明的封建社会手工艺体系而发展的,曾经一度辉煌;清末统治阶级“重道轻器”、闭关自守、忽视创新的观念造成了近200年的设计滞后,鸦片战争迫使国门洞开,各阶层的传统观念才被动地发生了“千古未有”的转变,“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以及各种民用企业引进了西式机器和工业设计,改变了过去一味拒斥西方设计的观念.无论从道器观、夷夏观、人才观还是传统的价值观念等方面,都显示出西方设计观念对传统设计观念的强烈冲击和影响.     

王夫之“夷夏之辨”与历史文化认同

"夷夏之辨"是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问题。明清之际的王夫之对这个问题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他从地理、文化等方面探求夷夏差异产生的原因,揭明少数民族自身发展的特点;主张少数民族与华夏民族应各安其所,和平相处,提倡因地制宜的少数民族治理政策,希冀中华文明的延续与国家的长治久安;历史地考察纷繁复杂的民族互变现象,试图揭示人类文明演进的原因和规律。王夫之的夷夏观具有很大的进步性、开放性,丰富、发展了中国古代夷夏问题的认识,对推进多民族历史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多民族统一,实现多民族国家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近代中国救亡思潮从守旧派的“尊王攘夷”发展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进一步发展到维新派的“寻求富强”,体现出一种递进的嬗变轨迹。对这一嬗变轨迹作出一个逻辑和历史上的合理阐释,对这三种典型救亡思路的内涵和内在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进而对它们的作用和缺陷作出新的评价。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之戎地望辨析

《左传》文公十六年伐楚的戎人,长期以来,被认为在楚国西部.据《左传》记载:"楚大饥.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师于大林;又伐其东南,至于阳丘,以侵訾枝.庸人帅群蛮以叛楚.麋人率百濮聚于选,将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门不启."杜注:"戎,山夷也.大林、阳丘、訾枝,皆楚邑."对于这支戎人的所在,未曾言及.到了孔颖达作疏,事情似乎有所明朗.他说:"四夷之名,随方定称,则曰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其当处立名,则各从方号.……故楚西亦有戎.戎是山间之民,夷为四方总号,故云山夷也."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关于戎在楚西的最早陈述.     

“岛夷”称号与北朝华夷观的变迁

《魏书》中的"岛夷"之号,与南朝史书中"索虏"之号的来源、性质皆不相同,"岛夷传"乃是魏收所创立的史传叙事模式。北魏对南朝的实际称谓并不是"岛夷",而是使用指称地理位置的江南或代表僭伪涵义的"伪齐""伪梁"等名号。由纯粹指斥僭伪的称谓发展到包涵华夷之辨的"岛夷"称号,直接起因是侯景之乱导致南方政权急剧衰败,同时以华夷之辨为魏齐禅代制造正统依据。"岛夷"号的出现,乃是魏齐之际华夷观念变革的标志。华夷观变革的基本方向是从十六国北魏以胡汉族群区隔为标准,到《魏书》撰作的时代由地理层面的"土风之殊"而引申为文化层面的"华夷之隔"。     

论先秦儒学心性思想的历史形成及其主题

本文认为先秦儒家的心性思想将"心"析为三义,而"性"的范畴具有主观与客观之间的中介性质.先秦儒家心性论主要涉及两个层面的问题.围绕着人的本质问题,孟子和荀子提出了迥异的性善论和性恶论,其症结有三一是"性"之定义的歧义;二是应以何者作为参照标准判定人性;三是圣人与凡人之"性"有无区别.围绕着如何实现或转化人之心性的问题,孟子以"尽心知性"论,荀子以心知"道"论作为答案.孟子言道德心以及内省自反,而荀子分疏了认知之心的感知与分析综合两种功能.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庄存与公羊学视域中的夷夏观析论

借助夷夏观念,晚明遗民对清政权多消极抵触,不与合作。而自清代中后期开始,士林则主动以天下为一家,放弃夷夏之防。庄存与是开启这一转折的关键人物,他在乾嘉复古考索的大气候下,借助对汉代公羊学"异内外"一义的探讨,将判分夷夏的标准确立为以君臣之义、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为内核的"礼",从而将夷夏身份问题转换为君臣礼教问题,迎合了清代官方的夷夏主张,消弭了清初以来士林与官方之间的分歧和对立,以全新的学术论说为弥合晚清百余年的民族矛盾提供了知识准备。     

东坡词与稼轩词异同之比较

苏轼承南唐李煜、北宋范仲淹、柳永之余绪,彻底打破了词为"艳科"的局面,全面革新词体,于传统婉约派外又开豪放派一脉.南宋辛弃疾继承之并将其推向高峰,同时也引起时人及后人对他们的评价与比较.多数人认为苏、辛虽同为豪迈一派,然苏"以诗为词",辛"以文为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