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德修斯3.0:新媒介现实与第三个神话时代

数字时代的文学表现出神话复兴的趋势。这种神话并不只是人们所认为的是对现实的脱离,也不只是技术运用的效果,而是以神话方式呈现的新媒介现实。古代神话、现代主义文学中的“神话主义”与数字时代文学中的数码神话构成了三个神话时代,它们在神话性与日常性的结合、命运感及死而复生模式方面呈现出相似性。《奥德赛》中的奥德修斯、《尤利西斯》中的布卢姆以及科幻电影《2001:太空奥德赛》中的超级电脑“哈尔”,代表了三个神话时代的人类形象及对世界的探索,数字时代的后人类主体构成了奥德修斯3.0。应从文学人类学的视野去理解数字时代的文学,它构成了一种独特的现实主义,在神鬼情节与大众欲望背后,折射的是数字化社会的现实。     

托洛茨基“太初为事”与鲁迅的文艺批评观

“太初为事”是托洛茨基批评形式主义学派时提出的文艺批评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实践和反映,显示了他对文艺本质的尊重和坚持。后期鲁迅的文艺批评沿着这样的思路展开,在现代中国的革命文学建设中,提出了关于文学自由的辩证性、文学矛盾的过程性,以及文学境界的主观性的思考和判断。在文化冲突全面爆发的时代,托洛茨基把“太初为事”和“太初为词”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和形式主义者的根本分歧。对鲁迅而言,区别和分野是态度的彰显,同时还必须在具体的历史问题中进一步地澄明“词”与“事”的关系。     

从多元系统理论角度看五四前后的外国文学翻译

五四前后的翻译文学经历了从中国文学系统的边缘走向中心的一个特殊过程。五四前(1898年~1919年),文学翻译的目的往往是借鉴外国的思想和文明,“思想启蒙”和“消遣娱乐”成为当时文学翻译的选择规范,形成了保守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静态经典性;五四后(1919年~1927年),西方各种思潮涌入中国,“文学改革”和“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成为翻译选择的主流,译作竭力充分表现原文,形成了改革的翻译文学形式库和动态经典性。     

“地方性文学”的多元探究与价值考量

“地方性文学”是近年来中国文学中兴起的一股创作潮流。它传达出以地域性为中心的文学观念,致力于细致全面地展现地方风习,并蕴含着较丰富的文化精神内涵。它的出现,呼应着全球化时代的文化状况,也关联着地域文学的历史境遇和当前现实。现实合理性赋予了这一创作充分的意义,但也应该警惕它存在的某些极端化和封闭化特点。民族国家主体性、现代性和适度性是“地方性文学”书写应该坚持的基本原则。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中国故事的在场与一代人的历史确证——论鲁敏小说《金色河流》

在《金色河流》中,鲁敏以魄大气象通过财富讲述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最大的“现实”,完成了从人性探究到现实书写的美学转向,实现了对当代中国大时代故事的在场书写。《金色河流》标志着以鲁敏为代表的改革开放的同代人与在场者开始以文学来处理时代大问题,并谋求在历史与时代之中确证自己,这既是重大的文学事件,也是重大的精神事件,更是文学经典化的必经之旅。     

关于“文学自觉时代”的再认识

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的自觉时代”始于何时的问题 ,上一个世纪曾出现多种说法。本文不同意“形成于西汉中期”说 ,认为“形成于魏晋”和“形成于魏晋南北朝”说时限太宽泛 ,也晚了一些 ,应该是肇始于东汉中后期 ,形成于汉末、魏初 ,即建安时期     

评陈若曦的长篇小说《二胡》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时代生活的一面镜子。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文学……就其基本性来说,它不能不是时代愿望的体现者,不能不是时代思想的表现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论文学》上卷第55页)。别林斯基也强调:“在构成真正诗人的许多必要条件中,当代性应居其一。诗人比任何人都更应该是自己时代的产儿”(《别林斯基论文学》第21页)。面对我们国家分裂的渗透着血与泪的特殊的历史与现实,每一个有民族正义感和时代责任感的作家,都必须给予必要的充分的关注。谁能理解海峡两岸炎黄子孙渴望国家统一的理想和追求,谁能为促进国家的统一与繁荣贡献心力,并在自己的作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身的发展以及险恶的政治现实、活跃的时代思潮等因素促使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异常繁荣。多部文学论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肇始于先秦的文学批评已进入自觉的时代,其自觉意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知音”的呼吁,二是批评家的自觉,三是批评方法的自觉。     

青蓝更替 风骚各领——鲁迅小说和吴敬梓《儒林外史》

“民族文学在世界性文学交流中的历史抉择”,当然是个诱人而具兴趣性的大题目;它究竟能否做出“一体化世界文学是文学未来的唯一归宿”的文章,却“终究也是一个假说”。因此,说“总体文学时代”就“是各民族文学在各自传统基础上的多元的发展趋势及其在交流中融为一体的趋势之间彼消此长的时代,”①这个结论被历史确认的时代远远没有到来;也     

五四文学精神在当代的逆向走势

弘扬“五四”精神是我们一直在呼喊的口号,但口号在“一直”被呼喊的时候,就常会流于形式,以致口是心非,至少,在新时期文学中我们已看到,现实的文学发展已经与“五四”文学精神有了种种严重的背离。作为８０年代中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的寻根文学,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即显示出与“五四”文学精神的某种背道而驰的旨趣。寻根文学产生于８０年代的那场文化热,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那场更大规模的文化热在缘起上有着某种意义上的相似性,即都是政治改革受挫之后的一种文化回应。以鲁迅“改造国民性”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是…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浅论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

鲁迅先生曾经提出魏晋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的观点 ,但并未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则从“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文学流派的涌现”和“文学理论的创新”三个方面论证了文学的独立和自觉自魏晋始 ,魏晋南北朝是完全意义上的文学的独立和自觉的时代     

技术主义文学观念与文本复制倾向

传媒时代的到来使文学观念发生了致命的变化,技术主义的洇渗在对文学的深度模式、消费特权、现实主体都进行消解的同时也给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如何在技术主义的冲击下保持东方文学特色成为“观念”应着重探讨的课题。     

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

文中将大文学分为“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两大类。前者采用口语书写方式,后者采用书面语书写方式,从而避免了对“文学”的笼统模糊的认识。现实文学与传世文学不仅书写方式不同,写作动机与写作手段亦不同。     

加缪文论思想初探

加缪文论思想的精华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提出文学是“形象化的哲学”和荒诞创作理论．强调文学与哲学的相通性,主张以文学形象表达哲学思想,同时反对在文学中标签化地表述哲理内涵,破坏荒诞创作的艺术平衡;二是提出“反抗的现实主义”文学观．指出艺术的源泉和本质在于反抗．主张拒绝现实、否定现实但不逃避现实．反对寓言文学、“宣传的艺术”和文学创作中的逃逸派、技巧派,呼吁艺术家履行自己反抗黑暗现实的正义者职责。     

论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发展历程

20世纪中国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政治理性主义,即文学必须为现实政治服务;新古典主义文学产生的现实基础是革命与强权国家。基于此,其发展阶段可划分为发生、勃兴、沉寂与回潮四个阶段。即20世纪20到40年代的“革命文学”、“左翼文学”、“抗战文学”以及“延安文学”标志着中国新古典主义的发生;通过新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建立,头二十七年文学昭示着新古典主义文学的勃兴;新历史小说与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新写实小说的出现意味新古典主义文学的沉寂;20世纪末官场小说的繁荣则是新古典主义的回潮。     

解读“奥威尔现象”

本文从奥威尔的生活经历入手 ,结合奥威尔生活时代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学等诸方面现实以及 2 0世纪末奥威尔所受到的种种殊荣 ,探讨“奥维尔现象”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 ,昭示奥威尔作品的现实价值和永恒魅力。     

简论90年代文学批评中的时间性命名

“新”“后”“晚”及“世纪”“百年”之类的文学命名 ,是想像力枯竭和语汇贫乏之后 ,转而向时间观念求助的一种言说、概括方式。它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背景 ,对当下纷繁的文学现实起着明晰化的积极作用。但同时 ,它潜存着对文学发展进程的误读 ,使其意义概括能力削弱 ,阐释现实的有效性动摇     

“读图时代”与文学消费的“快餐化”

在今天这个“读图时代”,文学消费呈现“图像化”、“影像化”的“快餐化”消费趋势,对此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呢？本文认为我们要持辩证的观点来看待。我们要看到“图像化”的选择既是消费主义市场化时代的一种“宿命”,同时也要看到它是当代消费社会文学走出“边缘化”困境的一种文化有效策略。与此同时,我们又要认识到这种“图像化”文学消费可能最终以部分或全部丧失“文学”性自身而作为“文学”出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