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礼记》中的情—礼关系

对儒家而言,内在的情与外在的礼之关系是一基础论题。情是人心感应于事物而生发的内在心理活动,为人之现实生命活动的基本表达样态。礼之制定与践履须以人之诚意与真情作为内在要素与基本要求;同时,礼亦能够表现情,文饰情,又还以培植情,这些都表现出礼“顺人情”的一面。另外,礼还节制人情,使之合宜适中,由此建立和谐的伦理—政治秩序,这是礼“治人之情”的一面。立足于对人情的随顺与治理,礼成为既仁且智之人道。     

人性的悖论——试论人的本质矛盾在儒家伦理思想中的表现

人的本质的矛盾在儒家伦理思想中主要表现在:对人性的矛盾看法;“仁”的概念的扩展;“礼出于情”的观点;“义以建利”还是“义以制利”两难讨论。为了解决矛盾儒家对现实进行超越提出理想的人格论。     

试论先秦儒家的礼乐观

先秦儒家的代表人物如从孔子、子思到孟子、荀子等都十分重视礼乐 ,故“礼”、“乐”并称。在先秦儒家诸子看来 ,“礼”既是社会人“视、听、言、动”即社会行为的规范 ,又是稳定社会秩序、建立理想社会制度的工具 ;“乐”的功能则是“治心者也” ,即陶冶性情 ,导人向善 ,使人志清德洁、道德高尚。所以 ,“礼”与“乐”的关系是外在规范与内心化导相结合以达到“仁政”目标的相辅相成的关系 ,由此可见“乐”在儒家理论学说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就美学观而言 ,先秦儒家诸子认为礼乐的本质是“中和” ,礼乐之美以适中和谐为最高境界 ,所谓“致中和 ,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 ,则进一步使“中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义。     

论荀子诗论对孔子思想的继承发展

孔子是儒家诗论的开派者 ,荀子是先秦儒家诗论的集大成者。两人都以宗法理论为诗歌理论的基础 ,以“礼”来规范和制约“人性” ,以道德评判来统摄审美 ,具有明显的沿承关系     

"礼义"的发现与《孔子诗论》的理论来源

战国时代是对“礼”进行理性思考和理论总结的重要时期。以孔门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把“礼”当成了自己学派的理论标志。上博简《孔子诗论》和同时期其他文献中的大量论礼精言,反映出这一时期的“礼”论水平和诗学成就。从《诗》传承与接受的角度而言,用诗机制的延续和发展是《孔子诗论》的理论背景,《孔子诗论》是用诗的诗论。从礼乐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度的变迁而言,从西周春秋间重“礼仪”到战国时代重“礼义”的变化,是《孔子诗论》的礼学和哲学依据。“情生于性,礼生于情”,礼对性情的制约与调节是“礼义”发现的重要标志。以“礼义”和“性情”为思想前提的《孔子诗论》,是“礼义”诗学,也是“性情”诗学。     

论《西厢记》的情礼妥协与人伦重建

过去的研究认为,《西厢记》宣扬了以情抗礼的斗争精神。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王实甫从头到尾都没有以激烈的方式抨击传统的伦理秩序,而是在礼崩乐坏、纲常覆灭的时代背景下,既肯定了"情"之可贵,更强调了"礼"之重要,他在认同儒家传统文化的前提下,合乎时宜地对情与礼进行了最大限度的调和,以情释礼,融情于礼,进而强调对人伦秩序的重建。     

仁本礼用──儒家人学的核心观念

儒家学说是在孔子“仁学”基础上,由孟子与历代大儒加以完善的道德人文主义理论。在孔子的仁学中,“仁”是最根本、最具普遍意义的道德范畴;“礼”既是道德范畴,又是伦理范畴,作为道德范畴,“礼”以“仁”为存在的根据。综观儒学的理论体系,“礼”更重要的地位是作为伦理原则呈现的,道德之“仁”与伦理之“礼”是一种表里体用关系。在儒家“仁本礼用”思想中最有活力、最具永恒价值的东西,是它以人为中心,以道德之“仁”为形上本体的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中,可以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论李觏对儒学现实主义精神的发展

透析整个儒学发展史,儒学的生命力除了与其意识形态地位有关外,更大程度上在于其中充满现实冲突与融合的现实主义精神,李觏则是在秉承先秦儒家的思想基础上,阐发了“礼统内外”、“礼顺人欲”、“学礼成圣”的思想,继续从理论上系统地深化了儒学的现实主义精神。     

《礼记·檀弓》的作者及其年代

<正> (一) 《檀弓》是我国儒家古籍《礼记》中重要而别具特色的一篇。从根本上说,它是阐释、说明为礼之要的著作,但其着眼点并非礼仪制度的颁定,而是通过孔门师徒礼的传习、实践中的琐节,纪事来申释礼的内蕴,体现儒家重礼、贵礼精神。在儒家看来,礼之重要不仅在于礼仪制度行式,更在于礼乃是立身之根本,心灵之归依。孔子很重礼,说“不学礼无以立”,孔子弟子子游、子夏、曾子及其数传门徒,根据孔子重礼观念对礼更求繁细并加发挥,在实践中礼更见绵密繁博,一举一动,一顾一盼之微无不与复性节情、治国平天下有重要关系。《檀弓》便是这类纪事经崇礼儒者口笔相传、保留下来的文献之一。     

儒家生活美学当中的"情":郭店楚简的启示

儒家美学可以被看作一种以"情"为本的"生活美学",儒家美学的基石就在于生活践履之"礼"与生活常情之"情"及其两者的合一,这是来自于郭店楚简的新启示.在孔子时代,"礼乐相济"仍是儒家美学的主导,然而随着"乐"的衰微,这种统一便转化为"礼"与"情"的合一,而且"乐"对人而言的内在规定就在于"性感于物而生情"之"情".儒家美学当中的"情",既是践行之"情"又是生存之"情",它恰恰是介于Doing 与Being之间的.本文试图从三个方面来对"情"加以初步规定:1. 情与巫:从"巫史传统"到"化巫入情";2. 情与礼:从"礼乐相济"到"礼作于情";3. 情与性:从"情出于性"到"心统性情".     

儒家性情学说历程及其终结──戴震人性学说在终结中的作用

纵观整个古代儒家人性学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孟子的“性善说”和葡子的“性恶说”是两条贯串着儒家人性学说发展的线索。虽然后继者大部分都继承“性善”思想，但在论述“情”的方面发展了“性恶”的思想。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争论的过程，实质上是“性”与“情”这对范畴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孟子虽然没有提出“情”的概念，但在论述性时透露出关于“情”的思想。他从人性善出发，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和“是非之心”，这“四端”就是仁义礼智，侧隐、羞恶，是非与辞让就是“情”。既然人性是善的，那么…     

情礼之辨——万斯同的丧服丧礼学论析

清初学者万斯同除以史学著称外,其经学造诣亦为时人公认。在万斯同的礼学中,“礼由情起”是其逻辑起点,万氏在继承儒家缘情制礼的基本价值的同时将其推展至相当的高度,甚至对于没有先例和经典依据的新礼亦持开放态度;但重视情并不意味着对其无所节制,对于已然沦为流俗而害于礼教者,万氏则坚决予以反对,并明确提出“秉礼以正俗”的理念;将情作为礼的基础根源必然推导出亲亲优先于尊尊的礼制原则,但当礼要落实应用于具体场景之时,亲亲与尊尊原则亦当根据实际情形而有所考量权衡,是以万斯同提出“情固宜从厚,礼贵乎得中”的理念,以调适平衡亲亲与尊尊的适用范围。透过万斯同丧服学这一切入点,考察其学术特征,亦可为清初礼学的深入研究提供案例参照。     

北宋时期儒家礼学的体系化建构

礼学是儒家学说的核心组成部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不同的理论发展。北宋时期的儒家学者在继承汉唐儒家经学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礼与情、礼与性、礼与天理关系的论述,把礼提升为宇宙、人生的本体,同时还试图以超越之礼为根本,整合内在的道德情感与外在的人伦规范,建立礼一本论体系,丰富与深化了儒家礼学的理论内涵。     

一个文教，多种宗教

儒家不是宗教，而是文教。自儒家诞生以来，中国人的精神生活形态就是“一个文教，多种宗教”，此文教即儒家之教化。儒家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占据特殊地位，塑造了一种普遍的共同价值。与此同时，各种神灵信仰和宗教均广泛传播，并深入中国人心灵。它们也在传播儒家价值。中国人的这种精神生活格局是普遍意义的“天下”文明之具体而微的样态。     

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孔子礼论

孔子认为作为人的行为原则的礼仪不是外在于人的强制性规范，而是与人的自然情感和德性自觉密切相关的，是人性本来具有的。孔子以“仁”释礼，把礼理解为情文的统一，这样理解的“礼”既是对理想人格的塑造，也反映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礼仪是人的本质性的存在方式，它赋予人类以尊严和价值，人之遵循礼仪，就是自身价值的不断实现。      

“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从人性的制约到人性的自觉--析儒家性不善论向性善论的演变

通常以“人性善”为儒家的根本思想之一,但本文认为,性善说的提出,实经历过一个相当长的思想发展过程。孔子首先有意地消解了“礼”的外在强制性,强调“仁”为“礼”的本质内容,“礼”是“仁”的表达形式,要求个体实现循“礼”的内在自觉。孟子竭力反对“义外”之说,进一步确立了人性与天道的本质同一观念。将存在的本体阐释为道德的本体,或者将人的德性阐释为本体意义上的存在性本身,是孟子对儒家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由现象上的“天人相分”到本质上的“天人合一”,乃代表了儒家为确立人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履行其道德义务的当然性,以及为探寻这种当然性的终极根据所做出的卓越努力。     

血气心知与理欲之辨——戴震人性思想之分析

戴震是传统社会最后一位系统阐述人性思想的儒家学者。他提出“血气心知之谓性也”,且更为强调“血气”的优先性。他将“欲、情、知”视为人的心灵的三要素,也是把身体的感受性放在更优先的地位。至于体现“性善”的“仁义礼智”,在戴震那里则是与“生生之道”紧密联系。戴震批评宋明理学将“理”“欲”对立,认为“理”即在“欲”中,人不可“无欲”“禁欲”,但可“无私”和“节欲”。戴震的人性思想反映了儒家内部人性讨论的焦点从“善恶之辨”到“理欲之辨”的演变,也展示出普遍道德和人性差异的张力。从古今社会之异的角度看,他的思想颇可与以多数人的价值为主导的现代社会接榫,也能提醒以“高尚”之名压制正常生欲的危险,但却无法应对物欲流行的局面,乃至有可能使道德失去客观普遍性。     

从“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看汉宋礼学诠释重心的转变

《乐记》“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一语,历来为学者所关注,但他们对此语的诠释又存在一定差异。汉唐儒家以郑玄、孔颖达为代表,郑玄着重强调礼敬乐和的功能,孔颖达进一步深化礼之于人的内在作用,以阐明礼乐内外相养之功。以朱熹和杨简为代表的宋代学者,则注重探讨礼乐的内在心性根据,朱熹将礼对释为“心中之理”,从而消弭了汉唐以来人与礼之间的疏离、隔绝,又以“心中之情”释乐,则将乐的实用性、经验性转向心性伦理层面;杨简则以一“心”涵摄礼乐,而拒斥礼乐的内外分别。对礼乐的不同诠释不仅反映出汉宋学者治学方法的差异,又显示出他们不同的现实关怀。     

《孔子诗论》"《关雎》之改"义蕴考释——以《关雎》乃《诗三百》之首为考察视角

上博简楚竹书《孔子诗论》,为什么用“改”字来概括《关雎》?这一点要结合《关雎》这首诗在儒家诗教中的特殊地位来考察。从产生的历史语境看,《关雎》是周公取之民间用以教化南民的乐歌,《关雎》为《诗经》之首,体现了周公以礼治国,想从婚姻家庭的角度拨乱反正,以移风易俗的观念。孔子重视《关雎》,体现了孔子“以礼节情”的诗教观。而《孔子诗论》传承了孔子的诗学观念,因此,“《关雎》之改”的“改”字,从文本的主题义来看,就是改正、纠正,即从男女之事转到婚姻之礼。而从文本的主旨义来看,则具有移风易俗,以礼节情的丰富义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