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郭沫若与蜀学传统(下)

郭沫若同胡适、鲁迅一样,都是学贯中西、既往开来的文化巨人,是中国文化转型期的旗帜性人物。文章从地域文化影响导致的文化感受差异入手,认真分析了郭沫若与鲁迅在反思民族文化传统方面的不同思维方式和形成原因,以及郭沫若与胡适在建设中国现代学术文化方面的不同建树和深刻影响。由此得出结论,认真研究郭沫若,不仅是蜀学向新蜀学的拓展,也是国学向新国学的拓展。     

荆楚文化、巴蜀文化对郭沫若浪漫主义的影响

简述长江流域的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特征,分析郭沫若对巴楚文化个性的感悟、认同及对现实文化思想的扬弃和升华,揭示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和审美取向对巴楚文化的隐性传承。     

郭沫若是鲁迅的战友

郭沫若同志不幸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二日与世长辞。邓小平副主席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致的悼词中说，郭沫若同志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坚贞不渝的革命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这是对郭沫若同志战斗一生的正确评价。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和鲁迅（１８８１──１９３６）是同时代人。他俩的事业都发端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两人又都经历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我国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郭沫若比鲁迅小十一岁，鲁迅比郭沫若早逝四十一年，但仍不应把他们看成是两个时代的人。 鲁迅和郭沫若，在历史上…     

鲁迅与郁达夫的一个比较

从五四发端的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鲁迅和郁达夫的文学成就及历史地位,总是榜上双双题名的。郭沫若曾把鲁迅的“韧”,闻一多的“刚”,与郁达夫的“卑己自牧”并举,称为中国新文坛的“三绝”(郭沫若:《再论郁达夫》)。可是,有人却认为,鲁迅与郁达夫是无法比拟的。我以为,作为同是一个阵营中的战友,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倡导者和实践     

以崇敬之心论鲁郭恩怨——评王锦厚先生的《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

一方面，不管是周恩来还是邓小平都将鲁迅、郭沫若相提并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和鲁迅一样，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一位学识渊博、才华卓著的著名学者；     

论滩头手工抄纸的传承保护与创新发展

作为一项凝聚了民间智慧的传统技艺,滩头古法手工抄纸在传承地域文化、寄托民族情愫等诸多方面,具有工业造纸所不可替代之处。在手工技艺日渐式微的时代背景下,应把生产性保护与“活态”传承结合起来,传承与创新并举,通过发展来促进保护,实现滩头手工抄纸文化与经济价值的提升,使这一传统技艺在新的时代得到真正的保护与传承。     

鲁迅与郭沫若译学思想比较研究

鲁迅与郭沫若在中国文学史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两人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双子星座”。在翻译方面,鲁迅与郭沫若均有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主要表现在翻译选材、翻译策略及译文所表现的译者地位等方面。在翻译选材方面,鲁迅主张“为人生而艺术”,郭沫若则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在翻译策略方面,鲁迅坚持“宁信而不顺”,郭沫若则倡导“风韵译”。在译著及译文所体现的译者地位方面,鲁迅让译者“显形”,郭沫若则让译者“隐形”。但大道之行,殊途同归,他们都以自己丰厚的译著及译学理论共同促进了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和繁荣。     

鲁迅杂文风格形成论——从地域文化的角度

故乡独具特色的地域文化是鲁迅杂文风格形成的精神渊薮之一,由特殊的地理环境、历史脉络、风物人情创造,并经由一系列杰出人物承续的越地文化从精神影响的层面造就了鲁迅杂文的怀疑精神以及深刻、慷慨悲凉、冷硬峭拔等风格.鲁迅也因其深广而持久的影响力,成为地域文化传承中的重要环节汇入历史的长河.     

“民族魂”与“球形天才”——从思维方式看“五四”时期的鲁迅与郭沫若

进化论与泛神论对鲁迅、郭沫若而言不仅是作为理论学说而更是作为思维方式从而在“五四”文坛发挥巨大作用的，它们使鲁迅、郭沫若的思维矢量分别指向未来和远古。由此也便产生了“五四”“为人生”与“为艺术”的两大分野。作为人类种族性记忆的集体无意识原型的原始思维方式，在鲁迅那里凝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代表——阿Q的“精神胜利法”；在郭沫若那里则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创作出“别有天地非人间”的伟大诗篇——《女神》。思维方式的变革是文学革命最根本的内因。鲁迅、郭沫若研究的最终出路不是局限于学术圈子内的花样翻新，而在于开放——在民族巨人的定位下进行认识和评价。     

鲁迅与沈从文乡土小说差异的文化生态学考察

鲁迅与沈从文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乡土文学大师,而共同致力于乡土小说创作,有着诸多共同背景,并有着师承关系的鲁迅与沈从文的故乡情怀却有着巨大的差异。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的生成与文化生态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作为文化载体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就鲁迅与沈从文的乡土小说创作呈现出的差异而言,地域文化、童年记忆和教育经验等则起着十分重要的隐性或显性的作用。     

“毁灭”的美与“成功”的美——鲁迅郭沫若悲剧观之比较

“毁灭”的美与“成功”的美——鲁迅郭沫若悲剧观之比较刘迎秋鲁迅以其卓越的悲剧理论和创作开一代文风，成为新文学的奠基人。郭沫若的悲剧创作虽然同鲁迅的体裁不同、题材不同、风格各异，但他同鲁迅一样以其杰出的悲剧理论和艺术实践实现了对传统文学的突破，成为新文...     

鲁迅与郭沫若的关系评述

“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们是我国现代文化史上两面光辉的旗帜。然而,鲁迅与郭沫若生前也曾打过一点笔墨官司。不少人对此有些不同的议论,或褒或贬,或誉或毁,众说不一,以至影响对他们的认识和评价。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评述,以乞于方家。     

陕西省鲁迅研究学会在我校召开“鲁迅、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学术讨论会

1992年11月16日,是我国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历史学家、卓越的革命活动家郭沫若诞辰100周年。为了纪念郭沫若百周年诞辰,缅怀他对中国革命和新文化建设作出的卓越贡献,陕西省鲁迅研究学会于1992年11月28日到30日,在西北大学召开了题为“鲁迅、郭沫若与‘五四’新文化”的学术讨论会。     

鲁迅与吴越文化

从地域文化角度解读鲁迅的文学创作 ,解读鲁迅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 ,是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新课题。本文简述了鲁迅故乡的吴越文化特征 ,分析了鲁迅对浙东越文化的感悟、认同 ,及其在现代文化思想启迪下对吴越文化传统的扬弃和升华     

剑与书:越文化模式与鲁迅的精神结构

鲁迅与他所属的地域文化联系之紧密,为中国现代作家中所罕见。越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形成了“剑·书”的文化模式,对包括鲁迅在内的越人,特别是越地名士的文化心理、价值取向乃至思维方式潜移默化地起着制约、规范作用,形成了人的生存的深层维度,此实为决定鲁迅精神结构之“固有之血脉”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化: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

文化人类学一直着眼于民族文化的研究 ,尤其侧重于文化的“无意识的传承”的研究。然而由于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 ,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 ,不同国家、地域和民族的文化其“无意识的传承”传统 ,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背景下 ,常常为来自国家和民间权威的力量 ,进行着“有意识的创造” ,这种创造的过程 ,正是一种“文化的生产”与“文化的再生产”的过程。这种“生产”过程 ,利用原有的文化资源和新的文化创造来展示各自的文化特征 ,形成一种“文化 +文化”的现象。特别是当把文化的展示置于旅游体系中时 ,文化的生产、消费和文化策略之间已成为一个整体。在全球化过程中这一文化的生产 ,在一定程度上 ,又强化了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的文化认同     

鲁迅与郭沫若悲剧观之比较

鲁迅和郭沫若是我国现代文学的两大奠基人,也是现代悲剧文学的奠基人。我国在“五四”以前,几乎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悲剧文学作品。鲁迅的悲剧小说和郭沫若的历史悲剧,填补了这一空白。两位大师在进行悲剧文学创作的同时,还分别有一套各具特色的悲剧理论。本文试从鲁迅、郭沫若对于悲剧结局、悲剧原因、悲剧美感效果等方面的理论阐述作一扼要比较,说明他们各自的特色。     

鲁迅、郭沫若确曾在《对英宣言》上列名

周恩来同志在1941年11月16日所作的《我要说的话》(后改题为《论鲁迅与郭沫若》)的演说中,曾赞扬鲁迅与郭沫若两人“在北伐期中,谁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意思,而且还有‘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事实。”指出“在广州发表的文学家宣言,周郭两先生均列了名的。”这里所说的“文学家宣言”,指的是《中国文学家对于英国智识阶级及一般民众宣言》。它最初发表在1927年4月出版的创造社的《洪水》半月刊第3卷第30期上。但在该刊上的这一宣言的末尾的“签名者”,却是这样的几个字:“成仿吾,鲁迅,王独清,何畏等”,并无郭沫若的名字。当然,在这个“等”字中,是应该包括郭沫若同志在内     

进化与返祖——鲁迅、郭沫若前期思维趋向比较

进化论与泛神论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学说 ,主要是作为思维方式被接受和运用的。文章认为鲁迅的“向前看”与郭沫若的“向后看”源于对原始思维的不同态度。以互渗为基础的原始思维在郭沫若那里转化为其前期新诗的艺术构思 ,而在鲁迅那里则凝结成国民劣根性的集中体现——精神胜利法。这便显示了五四为艺术与为人生的两大分野。也成为鲁、郭对比的一相基本出发点。二十年代后期 ,鲁迅、郭沫若殊途同归地走向马克思主义也可由此寻出端倪     

试论“五四”时期郭沫若对中国传统形上哲学的体认和追求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反传统的主潮中，郭沫若反道而行，明确张扬起尊孔崇儒的旗帜，其原因何在？近年来一些学人从郭沫若的家庭影响、幼学熏陶，直至他步入“五四”文坛时的生活历程中进行了探究和解答。我在拙作《鲁迅郭沫若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也依此思路并以鲁迅为参照归纳了五个方面原因：其一是家庭环境不一样。其二是留学日本时的遭遇不一样。其三是对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必要性的具体感受不一样。其四，对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及其发展的认识程度不一样。其五所受的传统文化的影响和治学道路不一样。但这些还都是外在的搜寻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