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思州田氏与元明思州宣慰司

自唐至明,田氏一直是黔东思州望族大姓,在黔、湘、鄂、渝边区举足轻重。本文对思州田氏的渊源进行了考辨,认为其族属应为土家族,元明思州宣慰司当为土家族土司。文章对思州田氏在元明两代的主要活动、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央王朝对它的管理以及明初改流、田氏覆灭等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基本梳理出思州田氏及思州宣慰司的历史发展轨迹。文章对诸籍记载各异、甚至矛盾的史料作了许多考辨,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 如认为思州一分为二（即南、北思州）应在元初,而非传统认为的元末;明初曾在思州直辖境内设置卫所等等。     

“红帽子”考略

明嘉靖、万历年间及以后的一些西北边疆史料和甘肃、青海的一些地方志中,常常出现一个叫作“红帽子”的部族,许多到裕固族地区搞社会历史调查的人也听到过关于裕固族人和“红帽子”人打仗,并赶跑“红帽子”人的传说,在研究土族和裕固族历史时也常常碰到这个称号。然而因为大多数史料在谈到它时或是只言片语,或语焉不详,使人无法知其详情。“红帽子”族象一闪即逝的流星,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从而留下了关于红帽子人的族属、居住地及下落的谜。     

元明清时期云南的外地移民

历史上云南的外地移民 ,为西南地方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元明清三代 ,外省籍移民大量进入云南 ,对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对这一时期中各朝代移民的方式、来源、民族构成等进行了系统论述 ,并对其在云南历史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作出了初步分析     

桂剧奇葩——《瑶妃传奇》

新编历史传奇桂剧《瑶妃传奇》,是以真实史料和传说为素材创作的。据明史记载:明代中叶,广西一位瑶族少女被选入宫,为宪宗皇帝所收纳,生下太子,继承王位。桂林市现存有太子为追念其母命名的“圣母池”遗址,桂林附近的贺县有“圣母墓”和“墓碑记”。在民间还有不少关于“瑶妃”的传说。编导者经过对史料和传说的分析取舍,进行了艺术构思,创作出这个展现真善美,颂杨民族和睦,教育人民重视民族团结,具有浓郁     

试论贴木儿帝国与明朝之关系

试论贴木儿帝国与明朝之关系朱新光关于贴本儿帝国与明朝的关系问题，目前史家论及颇少。本文根据现有史料，在前人论述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探讨。一帖木儿创业初期与明的落属关系明初，中亚正处于一个混乱和动荡的年代。察合台汗从１３３４年答儿麻失里死后，河...     

聂赤赞普“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考

有关藏族历史上最初之王聂赤赞普的身世来历，藏文史料中记载了几种不同的说法，“天神之子入主人间”说即其中之一。但此传说却因其令人费解的神话色彩而长期受到人们的忽视。本文通过对诸说产生年代及史料出处的考订，认为此说乃是目前藏文史料中有关系赤赞普身世来历最古老和最具价值的传说。文章对这一传说产生的背景及其内涵进行了剖析，发现此传说不但与本教古老的“天神”崇拜有关，而且其内容竟与敦煌臧文写卷和吐蕃时代石刻文字中有关系赤赞普先世的记载有惊人的契合之处。为此，本文对聂赤赞普的身世来历及其与“吐蕃六牦牛部”的关系提出了一种更为具体的、新的阐释。     

易学视野下的呈现——少数民族文化的另类解读之六

“刘三姐”是壮族民间传说中的“歌仙”。据学者研究,“刘三姐”真正的名字应为“刘三妹”,其传说最早见于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三妹山》）。明清以来。相关文献记载不绝如缕,壮族民间口传的故事与歌谣更为丰富。从易学的视角来看,其中一些传说与中国文化的易学象数思维颇有渊源,显示了“天人同易”的哲理内涵。     

上古“帝王”纵横谈

<正> 我国古代典籍所称上古“帝王”实际上是阶级、国家产生之前原始社会末期部落联盟首领。人们通常所称“三皇五帝”中的炎帝神农氏和黄帝轩辕氏又被后世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关于这些上古“帝王”的记载应该视为传说,难以以史料目之,但若仔细拂去那些附丽在传说材料上的神秘色彩,对于探索上古社会的真实情形及其流风余韵或许不无俾益。本文列举一些文献资料和古代传说,试加分析。     

白哈尔王考略──兼论萨霍尔、巴达霍尔等

一、问题的提出日哈尔王，也称乃穷大护法是原西藏地方政府所供奉的最重要的护法神之一。关于此神的来历，藏文史料中多有记载。但是，这些记载或语焉不详，或层次不清，或相互矛盾，而且带有很浓厚的宗教传说色彩。因此，历来的研究者在提及白哈尔王的来历时，一般都把这些记载当作传说加以引用，而很少有人作为信史来认真加以研究。事实上，只要我们把这些记载置于它所反映的历臾背景中去分析和考察，仍可发现它们是以一定的史实为依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事件，有一定的历史真实性。通过对一些史料的分析和归类，有关白哈尔王来历的记载大…     

澄清傣族早期历史研究中的一个讹误--"达光王国"真相还原

有学者根据傣族文献的记载认为,傣族在公元前5世纪时曾建立过一个地跨云南西部和缅甸的“达光王国”,并把“达光王国”写进了有关傣族历史的论著之中。本文作者根据其掌握的资料对“达光王国”进行了考证后指出,傣族文献中有关“达光王国”的记载,实际上是流传到傣族地区并被“傣化”后写进了傣族文献的一些缅甸史籍中关于缅甸历史上的“太公王国”的传说故事,不足为信。     

论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及其变化

一、经堂教育的产生 元、明时期，以伊斯兰为纽带的回族先民逐渐形成了“小聚居，大分散”的居住格局，其居住形式也以“绕坊而居”固定下来。这里的坊就是今天的清真寺。据史书记载“元时回回遍天下”，到明初，回族更是繁衍生息，人丁兴旺，运河两岸，长江南北，回坊遍布，清真寺相继而建，其中，西北尤甚。这一时期，回族先民已在明初朱元璋禁止“说胡语、穿胡服、严禁自相嫁娶”的旨令下，失去了各自的母语，采用汉语文为自己的语言文字，而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回族穆斯林的伊斯兰教信仰的传承维系显得尤为紧迫，绝大部分回族先民已不懂以阿拉伯语、波斯语为主的伊斯兰经典。     

王门左派的兴起与明末文风的转向

关于心学与晚明文学之间的关联一直是我们在研究晚明文学思潮过程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尤其是在明末的文学转向方面；例如公安派所提出的“独拘性灵，不拘格套”的文学主张，抑或是后来竟陵派的文风其实都受到了李贽“童心说”的巨大影响。而李贽本身所提倡的“求真”“尚实”直承其下的精神实际上在王龙溪，王心斋那里就可以找到雏形。所以在提及晚明文学转向背景的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延伸到其思想背景之中把握其文脉渊源。     

关于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的考订

关于唐朝金城公主的入藏及出嫁对象 ,由于史料记载歧异 ,长期以来成为金城公主事迹研究中的一个疑案。本文通过对后弘期藏文史料、吐蕃时代藏文史料和汉文史料三者的相互比照与参证 ,对金城公主入藏及出嫁对象等相关史实进行了详细的甄别和考订 ,其结论认为 ,后弘期藏文史籍中所载金城公主出嫁对象之情节虽具某种史实背景 ,但实则缘自一种对史实的误传与讹变 ,是将金城公主入藏前后的吐蕃赞普父子关系弄颠倒而衍生的一个结果     

明中期粤桂边界山区汉瑶族群冲突对当地社会变迁的影响及启示

以往针对岭南地区汉瑶关系影响的研究侧重于中央一地方的视角或批判“古代国家民族政策”.以明朝万历时期的罗旁起义为例,论述了从明初到明中期,两广边界的族群关系经历了从稳定到对立的过程,这既与汉瑶双方突破了各自设置的“边界”紧密关联,也是明中期全国性的流民危机对岭南地区带来的影响.     

科尔沁部及其东迁小议

关于科尔沁部的历史,史书上没有系统、完整的记载。在清代史家的著作中,虽有些片断记载,但其范围只限于清代之历史,关于其形成和演变过程则很少论述。由于史料缺乏,过去国内外学者对科尔沁部的历史研究甚少。 近几年米,随着蒙古史研究工作的深入,对蒙古各部的研究亦有进展,发表了很有价值     

华北地区祈雨碑文的特点、分类与功能

作为观念载体，华北地区祈雨习俗中的文本并没有受到社会的应有关注。其实，无论是与祈雨有关的神话、传说、个人经历故事，还是祈雨歌谣，只要承认祈雨文本的实用性，我们就很难否认它们所具有的史料价值。传说及个人亲历故事自不必说，就是用韵文形式记录着“此时此景”的祈雨歌谣，也蕴含有不可否认的史料价值。但这些文本样式毕竟不是为记录历史而生，因此，其史料价值极为有限。     

多系统文化融合的结晶——“花儿” 渊源探寻

“花儿”的渊源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涉及与“花儿”相关联的许多方面,不作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要科学地认识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个问题,过去虽然曾经有不少研究者作过论述,但由于多仅从某一个或某两个方面进行研究,往往难以获得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认识.本着这一情况,本文拟在汲取其他研究者已取得成果的基础上,对“花儿”的渊源问题进行一些多方面、多角度的综合探寻.     

永仁彝族赛装节

2002年的2月26日，在云南楚雄彝族自治州永仁县中和乡直苴村，这个有着许多悠久的民风、民俗的民族村庄，一场万人参加的彝族“赛装节”拉开了序幕。各路媒体纷纷蜂拥而至，观赏这一彝族服饰奇观。还有不少研究彝族的专家学者也来到现场进行考察研究。关于“赛装节”的来历，有这样一个传说。传说在很早以前兄弟俩朝里若、朝拉若到直苴打猎，当时这里土地肥沃，弟兄俩从箭筒里抖出三粒种子种下，待秋后再来看时，已见谷穗金黄饱满，于是他们便让乡亲前来这里居住生活。因兄弟俩开发直苴有功，很多姑娘都爱上了他们。长老们只得商定在正月十…     

浅谈明史“大车里应缅”之误说

《明史·云南土司传·车里》载:“嘉靖十一年,缅酋莽应里据摆古,蚕食诸蛮,车里宣慰刀糯猛折而入缅,有大小车里之称,以大车里应缅,而以小车里应中国。” 此条史料记载有误,含混错乱,从而导致后人以讹传讹。据已翻译整理出版的《泐史》、     

有关金牌制的几个问题——兼与左书谔解秀芬同志商榷

《民族研究》1987年第4期刊载左书谔、解秀芬同志《金牌制考略》一文,左文打算从“记载互异”,“众说纷纭”的史料中,对明初金牌制推行的时间、内容、性质等问题寻出一个正确的答案,无疑这在学术上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左文读后给我们不少启发,然而在其探讨的主要问题上并没有找到正确的结论,相反令人有疑窦四起“治丝愈梦”的感觉,兹就以下几个问题提出笔者的看法,以就正于左书谔、解秀芬以及学术界的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