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警察防卫的刑法定性

由于立法上的模糊,警察防卫问题一直以来便存在着诸多争议。而学界的主流观点"职务行为说"和"正当防卫说"在警察防卫的刑法定性上都存在着片面化的问题。其实,警察防卫的实质具有"二元化"的特性,并不是单一的职务行为或是正当防卫行为。因此,在出现严重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情况下,可以对警察适用正当防卫的相关规定。对警察的过限行为也可类推适用防卫过当。     

保险代位权“法定”的正当性困境及立法回应

近些年来,保险代位权的正当性、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其根源在于保险代位权遭遇了正当性问题的现实困境,即权利本源的先天缺失、不当得利说具有双刃剑的内在缺陷以及法定保险代位权内部本身存在着法律适用的冲突。面对挑战,在维系保险立法的价值根基上,保险代位权应视为立法赋予保险人的一种特权,由此可能作出利益衡平下的立法规制。     

聚众斗殴行为与正当防卫的规范认定

聚众斗殴行为能否认定为正当防卫的学理分歧明显,在司法实践的规范认定中同样留有诸多争议,由此带来聚众斗殴罪与正当防卫成立的性质差异。聚众斗殴作为事实层面的存在,需要结合正当防卫的规范判断进行对照,以容纳防卫权在私力救济之下的正当性存在空间。聚众斗殴与正当防卫不是互斥关系,聚众斗殴作为对合行为在单方构成犯罪的前提下,另一方的防卫权并不因秩序法益的侵害而随之消失。聚焦于聚众斗殴的案发起因是否正当、斗殴发生地点、自招侵害行为、动手先后顺序、事先准备工具等,并不能从形式上带来正当防卫的绝对否定性评判。聚众斗殴中加害行为与防卫行为具有混同性存在,应在法理与情理的充分融合之中进行价值判断,从而在突破传统误区的基础上进行规范认定。     

国际反恐领域预防性刑事法之建构——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为例

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体系是整个国际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于价值维度,经验实用主义是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乃至国际反恐怖主义公约的哲学基础,新社会防卫论是其刑事政策背景;于制度维度,公约于立法、执法及条文制度层面也有密切关系;于规范维度,"经验实用主义刑法观"缺乏规范体系内在逻辑的周延性。以国际航空安保公约为基点,比较分析大陆和英美刑法理论,建构"预防性刑事法"之规范体系,既有利于我国民航安保领域反恐怖主义在立法与司法上有效开展,又有利于国际航空安保公约深度融入我国反恐怖主义法律体系中。     

论防卫权的本质及其特征

防卫权是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依法享有为使自己、他人、公共及国家的合法权益免受正在进行的、急迫的不法侵害,在公力救济无法及时实施时而对不法侵害者进行有效反击的权利。防卫权从本质上讲是一种法定的权利,是社会合法权利在特别情形下得以及时救济的一种特别方式,是对国家刑罚权的有益补充,是一种排除社会危害性的有益行为。其法律特征主要表现为:防卫权必须具有取得的合法性、目的的正当性、客观的社会排害性及其实施的限制性。     

论特殊防卫的价值选择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和保障个人权利是一项法律制度设计中考虑的两个必要因素。二者在社会实践中应当如何选择,在法律制度构建中是有所反映的。通过对特殊防卫的立法背景的探析,以及对特殊防卫的立法评价和立法价值倾向的分析,进而得出立法中确立特殊防卫的价值选择——即特殊防卫是社会秩序稳定和公民利益保障在面临现实状况时的一种＂相对合理＂的选择,是解决法理合理性和实践合理性之矛盾的一种制度构建。     

论法律上的防卫权——人权角度的观察

本文将“法律上的防卫权”界定为“通过法律实现防卫的权利”和“在法律上防卫的权利” ,认为法律上的防卫权由获得公正的公开的和及时的审判的权利、对席辩论权、程序抗辩权、获得法律帮助权和获得国家赔偿权组成 ,阐述了法律上的防卫权与个人在政治国家中的自主性的关系 ,并就法律上的防卫权分析了中国法的现行制度设计。     

"正当"与"不当"辨析—从防卫意图与防卫效果的角度透视防卫行为

正当防卫、不当防卫之间有各自的成立范围与标准。正当防卫是防卫意图与防卫效果相统一的现象 ,而不当防卫是防卫意图与防卫效果相分离的现象。各种不当防卫类型的区分应以防卫条件的缺如为标准。不当防卫之性质 ,应根据防卫人之主观心态与防卫行为所引起的结果 ,结合防卫意图或防卫效果之有无来认定 ,可成立意外事件、一般违法行为或犯罪     

权利的保障与权力的制约--论行政相对人的防卫权

行政相对人的防卫权是行政相对人对违法行政采取一定的方式予以制止、回避,以保护自己合法权益、制约权力恣意的一种权利行为能力。它是从行政法律关系中设置权力平衡机制的内在要素。行政权力的公定力与相对人的防卫权不矛盾。与民事、刑事上的防卫权相比较,行政相对人防卫权的构成要件和法律保障有其特殊性。     

偶然防卫不可罚说存在的疑问

偶然防卫的案件在实践中比较罕见,但是该问题对于区别学者在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争问题上的基本立场具有试金石的作用.随着结果无价值论的影响在我国不断扩大,偶然防卫不可罚说逐渐有力.但是不可罚说在偶然防卫的概念、论证思路等问题上存在疑问,且在具体案件当中,贯彻不可罚说可能会得出不合理的结论.因此,采取未遂说,在极其特殊的场合肯定偶然防卫的不可罚性是比较稳妥的结论.     

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规制原则

为防止警察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应当对它进行有效规制。关于警察自由裁量权,传统规制主要采用形式主义的法律路径,其在内容上涵盖扩大立法范围、强化执法监督、推进司法审查三个维度的内容。然而,此种依托规则而展开的形式主义法律规制路径,因存在难以克服的内生性困境,无法实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约束。在理论上,警察自由裁量权是一种兼有规则与伦理双重属性的权力,即以规则为依据,以伦理为内核,这决定了对其规制不能偏重于形式主义法治路径,而应当以“德法合治”原则为基础确立法律与伦理相结合的规制原则。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德法合治”原则为警察自由裁量权规制原则的确立指明了方向。之于警察自由裁量权,规制原则确立的路径应以人民主体性与公共性塑造警察权力的伦理基础,并以警察伦理作为警察自由裁量权的价值指引,最终借由内在的美德伦理与外在的制度伦理共同实现对警察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性规制。     

人本文化演进与社会主义公共文化的构建

人本文化是以人为价值本位的主体文化。从时间维度看,人本文化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主客未分、主客二分和主客统一三个历史和逻辑阶段,依次形成了"群体文化——个体文化——公共文化"的文化演进轨迹;从空间维度看,由于人类文化活动的民族差异,人本文化在中西方分别表现出"群体至上"和"个体至上"不同的人本取向;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建设,应在厘清人本文化的历史沿革和中西差异的基础上,将群体文化与个体文化有机整合,构建彰显个性的民族文化、体现理性的先进文化和增强国力的产业文化。     

论学区划分的法律性质及程序规制

从事实维度考察,学区划分作为教育行政部门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中的重要环节,具有独立的公法行为特性.从制度维度分析,学区划分因内容上的结果性、效果上的外部性、对象上的特定性而具有可诉行政行为的法律特性.从价值维度衡量,学区划分不应适用《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听取行政相对人与利害相关方的意见并充分说明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依据与正当性理由,是学区划分中必须要遵循的正当程序.     

社会视野中的德国律师亚文化

德国律师亚文化，在轻视个人经济成功、排斥公开；中突、推崇法律规则和严守群体归属价值观的德国社会，具有其自身的特性。因为德国律师主要出身于公务员和大学毕业人群，并受到了统一和倾向保留的教育，所以德国律师职业内具有强烈的同质性、凝聚力和归属感，但是因为职业性质与一般社会观念存在冲突，其社会贡献没有超出一般职业的范围。文章通过对德国社会价值取向、律师的社会背景、律师的教育和律师的亚文化四个问题的分析，力图贴切地描绘德国律师亚文化的总体图景，并对其成因及在参照群体中的体现作以诠释。     

论人本法律观的基本理念

以人为本是现代法律的精髓与灵魂,从一定程度上说,社会主义法律亦即人本法律。人本法律观的主要理念包括:尊重人格、保障人权、展示人性和弘扬人道。     

基于本土化实证研究的先决问题法律适用的理论省思

现有研究对先决问题法律适用中国司法实践的关注不够。考察先决问题法律适用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实际运行样态,对我国先决问题法律适用的特点分析、问题发现、理论反思和制度完善,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先决问题存在于涉外民商事案件中、主要问题的解决以先决问题的解决为前提条件、先决问题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当事人对先决问题存在争议,这一先决问题构成的"四要件说"建立在扬弃传统构成要件、总结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依据法院地关于先决问题的冲突规范确定先决问题准据法的做法,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双重优越性。     

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

随着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以大幅度提升的同时,因转型期社会所特有的无序化、碎片化、个体化以及价值紊乱等现象而引发的社会冲突日益凸显,其中"官民"冲突尤为突出。对此,行政诉讼作为解决"官民"冲突纠纷,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防线在我国目前特殊法治建设环境中尤为必要。而在行政诉讼过程中基于对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具体考量以决定最为妥当的法律适用,是充分发挥行政诉讼有效处理行政争议、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的重要路径之一。但当前我国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在合理性标准、法官个人职业素质以及监督评价体系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行政诉讼在解决争议以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作用方面的充分发挥。据此,文章结合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问题研究的必要性,通过对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基本内涵及正当性基础的解读,分析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提出完善对策,以期通过明确其合理性标准、提高法官职业素质、完善监督评价体系等措施,保障行政诉讼中法律适用的规范化开展。     

论事实入法的价值标准——以“见危不救”为例

"最低限度的价值标准"体现了一类事实被纳入法律调整的必要性、普遍性和可接受性要求。这一标准适用于社会生活中心区的事实时是清晰的,适用于社会生活边缘区的事实时就变得比较模糊。以这一标准衡量,处于社会生活边缘区的事实,其入法的必要性、普遍性和可接受性较弱。"见危不救"即在此类事实之列。立法若考虑将此类事实纳入法律调整,便需在作"正向规定"的同时作一种"反向努力",以疏导和缓解此类事实入法所可能带来的各种矛盾或张力,在立法的正当性上向"最低限度的价值标准"适度回归。     

中国人的价值观:传统与现代的一致与冲突

通过对经济转型时期中国人价值取向的实证研究，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有把经济本身作为价值取向的倾向。这给由传统向现代过渡的中国人带来了深刻的影响。这里的影响包括，一方面，价值取向由传统的比较一致性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当占主导性的价值取向消失后，价值分化会导致那些曾经占过主导性的价值取向同当今的经济价值取向之间产生冲突和一致的可能性。需要进一步重视的问题是，无论价值上是冲突还是一致，都需要回到行为上来判断。由于中国人在评价自己和他人时具有价值评价标准上的两重性特征，进而导致中国人在价值冲突时仍然可能保持行动上的一致性倾向和价值一致时表现出行动上的不一致倾向。     

武装冲突法适用的时代问题与中国方案

随着科学技术、伦理观念以及国际政治局势等的深刻变化，武装冲突法的适用方式在空间、对象、时间、权利和义务主体、条件和依据等维度上不断拓展：适用的冲突类型从国际武装冲突到非国际武装冲突，权利和义务主体也相应扩大；适用条件从要求冲突方皆为缔约方到取消“普遍参加”要求；适用依据从条约到习惯；适用的时间从武装冲突时期到和平时期；适用的空间从陆、海、空、地下战场直到网络空间；适用对象从传统各类野蛮残酷手段和武器到大威力新型常规武器、核武器、人工智能武器等。中国应抓住机遇积极参与武装冲突法适用规则的修订或新订，针对重要挑战和争议焦点，综合考虑国家安全与世界和平，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推出合理可行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