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育”融合下劳动教育的变革与育人路径

在新时代“教育新体系”建构下，劳动教育越发受到重视，与德智体美其他“四育”同等重要。教育领域由此不断探索劳育“为什么教”“教什么”“怎么教”的问题。基于对“劳动教育”概念的解析，分析其存在的现实问题，打破“融合”困境，塑造“五育融合”的综合性育人价值理念，采取以“劳育全人”育人方向，建立融合目标路径；以“劳动+”模式，建立融合内容路径；以“社会+教师+家庭”支持系统，建立融合保障的三大实践路径，打造全方位育人新体系。     

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及其对中国高质量社会建设的启示

在批判“社会性从属于经济增长”的扭曲发展中提出的社会质量理论，用构成性相互依赖关系的分析，对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进行具有“理论连贯性”的讨论。它把社会赋权看作社会质量的核心及发展社会质量的政策路径，强调社会赋权在改善人的行动方式和行动系统，引起并维持社会变化的能动作用，形成了发展集体认同、培育社会主体性，以促进社会质量的社会赋权理论。借鉴这一理论，对我们开展以发展民生福祉、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基本内容的高质量社会建设有重要启示。     

儒墨正名辩谬的异同

春秋末期，出于社会治乱的需要，孔子提出了“正名”学说，对“名不正”的谬误进行了批评；其后，墨家也提出了“取实予名”、“以名举实”的主张，并从不同的角度对谬误进行了分析。在孔墨正名辩谬，并以此来辨正同异贵贱，辩明是非治乱的过程中，他们在思维认识上有其同和异，在路径上有其同和异，在方法论上有其同和异，并以此熔铸了他们各自的求真精神和求治精神。     

从嵌入到融合：资本下乡植根乡村社会的路径研究

从嵌入性理论视角出发,以组织嵌入、利益嵌入和关系嵌入三种机制分析村庄场域内下乡资本与乡村社会的互动状况,发现直线单向式的嵌入路径整体上呈现“只嵌不入”的悬浮状态,资本的“市场逻辑”与村庄的“乡土逻辑”存在断裂,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出现程序合法性与情境合法性的张力、形式嵌入与实质融入的差距、社会身份与乡土身份的偏离等嵌入困境。融合机制是对嵌入机制的延续、推进与超越,从构建“股份合作制”的利益共同体、扭转社会身份“村民化”、增能赋权“化村民”等维度建构下乡资本植根乡村社会的新路径,通过从单向嵌入到双向互嵌、从浅层利益到深层互惠、从单一经济维度到多重社会互动,促进下乡资本与村庄社会之间由生硬嵌入到有机融合的过程,以期实现“以企带村、以村促企、村企共赢”的理想样态。     

共同富裕视角下我国人才谱系建设

从共同富裕角度分析人才谱系的演进逻辑和发展图景，为充实共同富裕问题研究和人才发展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平均主义共富观、先富带动后富观、统筹发展观到习近平共富观，我国人才谱系建设重点随之变迁，出现了“知识分子”“四化人才”“传统六支人才队伍”等具有时代烙印的词条。在新时代的共同富裕战略中，其高质量发展理念、扩中提低主线、城乡统筹发展原则和发展成果共享内涵奠定了以科技创新人才、高技能人才、乡村人才、社会事业人才为当期人才谱系建设重点的基本逻辑。但以上四类人才队伍建设还面临高层次科技创新力量不强，技能人才报酬缺乏竞争力，高净值农民群体规模不大，社会事业人才空间错配等问题，需通过资本提升路径、培育路径、激励制度路径、组合政策路径精准治理。     

网络时代青少年社会化的路径分化与整合

网络时代信息传递与接收方式的变迁、“传递性经验（mediated experience）”的地位提升以及“缺场交往”的盛行使青少年社会化路径产生了两种明显分化：一为以身体在场为标志的“传统社会化”，二为以身体缺场为特征的“网络空间社会化”。社会化路径的二元分化不仅为青少年成为合格社会成员带来挑战，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信息时代，利用传统社会化的在场效应，结合网络空间社会化的技术优势，进而整合分化的社会化路径，是促进青少年社会化顺利完成的关键举措。     

从“天国”到“尘世”: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的思想跃迁

《德法年鉴》时期作为青年马克思思想转变的关键时期，是其理论视野逐渐从“天国”到“尘世”、触碰人的解放的重要节点。沿着文本的印迹，可以看到：马克思以宗教批判的武器穿透“天国”的迷雾，摆脱了宗教世界；面对德国历史运动的局限和政治解放的内在限度，马克思以政治批判的武器跨越了政治国家；面对市民社会原则的化身和人的异己本质的流露，马克思“沉入”市民社会，抓住了当代问题的根源；在探索人的解放的过程中，马克思找到了人的解放的领导力量和普遍路径。马克思在研究视角从宗教世界、政治国家、市民社会到人的解放的不断转换中，走向现实。     

社会治理“共同体化”的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和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一经提出，便受到学术界的热切关注，有学者对此开始专门探讨，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观点，但是，对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提出的社会背景以及建设路径，目前还缺乏深度的研究。本文借用马克斯·韦伯的“共同体化”概念，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以及实施路径和机制上展开一些讨论，认为在共同体基础薄弱的情况下，需要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内化为其内在的组成部分，才能达成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也就是说，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是“共同体化”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是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并转变成他们的日常生活内在活动中展开的。为此，本文还对日常生活化实践的具体路径做了初步讨论。     

前瞻与虚无：吴景超社会安全思想初探

吴景超在其庞杂的学术体系之中，构建“新社会”或“公平的社会”是归宿点和根本的目标。这其间既体现民国时代社会学家群体经世性追求的共性，也展现了其独特但极具学术逻辑的研究路径：以城市社会学研究起点，进而提出“发展都市救济农村”和工业化思想，并最终以宏观经济体制为着力点试图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社会发展问题，即以“新经济”达到中国发展的“新路”。其中，最能反映吴景超社会思想前瞻性的无疑是他较为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的社会安全制度，并基于对“生活程度”的界定，基于对社会结构中的“阶级”的解读，基于对社会运行中的“公平”、“平等”等价值观念的判断，试图去表达一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带有虚无性的政治诉求。     

梁启超“新民”与“群治改良”之异名实同

近代意义的“群”概念的出现，是近代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在探索如何建立新的社会组织时对西学的回响。在梁启超的文本中，“群治”是以“群”为核心，用以表达社会人建立的社会秩序，且是人以群的状态存在的社会；另一重要概念“新民”,则用于表达“维新吾民”或“新的国民。二者的核心都是梁启超社会政治思想——群，纵观梁启超“群治改良”的讨论路径和对“新民”的设计，在其经世思想的内核中表现出了高度的一致性，实则是异名而实同的概念表达。     

现实形塑与科学回归：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的规范图景及其超越

新中国社会工作经历了几十年的曲折发展，逐渐形成了以“嵌入”“脱嵌”和“互嵌”为核心向度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规范路径图景，并以此为中心建构起以目标、动力与空间为系统的规范性研究范式。重新梳理与归纳规范意义上的本土社会工作“嵌入式发展”路径体系及其塑造逻辑，可以为超越长期“嵌入式发展”的经验视角、以生存为导向的专业发展复杂解释路径，以及重新思考“嵌入式发展”在本土社会工作发展中的理论定位问题提供必要的经验基础。规范化的嵌入范式只有结合日益更迭的时代与发展需求，找到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日常生活范式之间的共同点，才能使社会工作在符合既有发展环境的基础上，重新回归到专业性与科学性所定义的发展初衷。     

“推延式”社会建构——“礼”之社会学分析

儒家通过“礼”来建构正常的社会秩序。从社会学的分析中可以发现，儒家礼的形成是对社会失范的回应，礼以正名的方式确立社会个体的地位角色，以内在或外在的方式对个体进行社会化，最后以家庭为桥梁，将对个体行为的规定以实践性“推延”的方式扩展至社会，形成了一个从个体到家庭直至社会的“推延式”社会建构框架。“推延式”的社会建构摆脱了西方社会学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的纠缠。     

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转型的逻辑框架

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分析,既沿着社会历史结构→人和社会关系的路径对其进行了结构性的分析,又从人→社会历史结构→人的路径对其进行了主体性的分析,并且将这两种分析统一起来,使现代社会转型在科学界定的基础上获得了符合人性与人类本质的诠释。从马克思对现代社会转型的分析框架出发,当代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基本内涵和根本任务是:在同一时空里,既要实现结构意义上的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信息社会的双重转型;又要实现社会主体形态意义上的“人的依赖性”—“物的依赖性”—“人的自由个性”的双重转型。     

影响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的制度因素及对策

从户籍制、教育管理体制、教育政策及入学收费等方面论述当前影响我国流动儿童少年教育的制度性因素。提出流动儿童少年教育应以社会公平为价值取向 ,以“儿童至上”为教育原则 ,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目标 ,改革传统路径依赖 ,大胆进行教育制度的创新 ,体现社会公正。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

本文从现有城市社区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片面认识出发,以新型物业小区为原型指出现代城市社区具有“双重二元性”,亦即“共同体与社会的二元性”和“国家与社会的二元性”.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阐述了新型社区发展的中国路径所具有的六个方面显著特点.现代城市社区的双重二元性及其发展的中国路径特点无论对于社区建设实践还是社区理论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质与边界：反思当代的艺术界定问题

当代情境之下，艺术界定与艺术本质的问题是亟待回答的问题。这种回答需要通过理论上对不同界定策略及相应立场的分析来反思性地推进。本研究以当代艺术界定所面临的艺术与生活的边界跨越、艺术与观念的边界跨越、艺术媒介的边界跨越这三个“越界”现象为语境，反思了传统艺术定义观的含糊性，并概括了当代艺术理论应对艺术界定的“否定”“限定”“约定”“开放”四种路径。同时，在评析这四种界定路径的基础上，本研究将开放路径中的析取性路径视为当下可行的一种折衷策略。同时也认为，海德格尔的存在论路径在当代提供了一种从艺术本体论的视角来考察艺术本质的有益思路。     

王符的社会批判性治国思想

本文对东汉王符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进行探索，从其“以民为本”的思想以及“以学为基”的教化思想中，探寻其社会统治思想主张，以期对当前构建和谐社会提供历史借鉴。     

构建和谐社会:转轨路径是遏制越轨的关键

社会转轨时期越轨行为上升问题引起各方面的关注。目前理论界的流行观点认为是社会规范存在缺陷所致。但本文提出了不同观点,即“结构倾斜论”。由于社会结构倾斜,造成本应向前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倒向”和冲击了社会运行轨道(社会规范)的边界,使越轨活动增加。而使结构倾斜的原因,是由于目前社会转轨过多采用了“顺序路径”,造成大量的社会成员和社会行为被迫出局和被边缘化。而且转轨速度越快,被边缘化的社会能量就越多,越轨蔓延就越明显,结构倾斜带来的解体风险也越大。在控制越轨的对策上,可用“瞬间路径”替代部分“顺序路径”,矫正社会结构倾斜,从上游遏制越轨,达到和谐社会的要求。     

农村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研究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中国的农业发展、农民生活、农村建设之所以演化成了“三农”问题 ,其根由是农村从再分配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过程中农村的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存在一系列问题。解决“三农”问题 ,不仅要研究该进行哪些体制改革 ,更重要的是应该研究中国当前农村社会结构中存在哪些问题。针对问题 ,以新的发展观作为价值理念 ,以整合农村社会结构作为目标 ,整体设计农村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有序推进体制改革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