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研究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以五品以上散官与都督、刺史、州司马的结合为主.这种组合并非任意,表现为高品散官往往与高品职事官结合,低品散官则与低品职事官结合.同时,赠散官与职事官的结合中,职事官的等级的确立会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官员自身赠官的得赠者是卒前散官与职事官均在三品以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父、祖赠官则与其子孙的功劳或地位有关.卒前官与赠官之间的阶次变化主要表现在散官与散官之间,进阶幅度一般是一阶.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表现出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均与散官在唐前、后期的地位变化有关.     

比拟律令职官:五代宋初特定使职的品官化

唐前期实行律令体制,官员享有的待遇和特权基本依据律令。唐后期使职差遣盛行,大部分使职享有的特权和待遇需通过散官、本官阶或带职来确定,此时的官僚等级序列是二元体制。五代宋初,文武官、内职、军职三类职官中的使职逐渐品官化,可依据使职本身享有俸禄、班位、荫补、当赎等待遇和特权。北宋前期的官僚等级序列,通常由有官品的职官和品官化使职共同构成。从翰林学士、藩镇使职的品官化可以看出,品官化后的使职既可以是纯粹阶官,也可以是有具体职掌的职官。在北宋前期官僚等级制度的形成过程中,使职品官化是独具特色的重要环节。     

西夏的官品与官阶——西夏官吏酬劳制度研究之一

西夏的职官制度以承袭中原传统官制为主，官品、官阶数量繁多，用以强化官员身份性、等级性，并利用这种等级的激励作用来维护其政权的稳定性。另外，西夏的官品、官阶制在运作过程中所衍生的官吏的各种特权、待遇与礼遇等，体现了官品与官阶的功用是明显的和直接的。     

宋代矿冶业机构官员的除授制度

此文原有提点官、提点司属官、矿场监官的寄禄阶及曾任差遣情况表，因受篇幅限制，未能收入。宋代矿冶业机构官员是指提点坑冶铸钱司的官员（包括提点官及其属官）和各地矿场监官。他们的官品在从五品至九品之间．分别属于朝官、京官、选人以及低级武官的范围。他们的差注途径，一般来说是由束部四选（元丰以前是审官院、流内铨、枢密院）依据其官品等级、资历状况决定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就任差遣的繁剧与否、本人管理能力的高低、矿场的规模大小等等不同情况，因此宋代矿冶机构官员的除投除了吏部四选外，还常常通过以下数种方式进行：皇帝…     

唐代的内供奉官

唐代内供奉官是一种适用范围颇广的任官形式 ,相对于供奉官和里行官 ,内供奉官是唐代五品以下 (含五品 )供奉官和近亻幸侍从官员编制之外的特殊任职形式。内供奉官就其实质而言大体分为二类 :一类是供职于中央、实履其任的内供奉官 ,虽属员外供职 ,但职事、待遇、迁转资序与正员基本相同 ,这一类终唐之世始终存在 ;另一类是供职于地方的 ,或为使府幕佐 ,或为三司巡院官 ,衔内所带之御史也有内供奉的任职形式 ,但一般不履行所供奉的职责 ,性质近似于假借官 ,这一类别出现于唐肃宗至德以后。内供奉经五代 ,至宋代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北宋前期宰相本官与兼官制度考论

北宋元丰改制前,宋朝施行官、职、差遣分离制度。在官僚集团中作为最高级别的宰相,其列衔仍然有官、职、差遣的区分,官员会以不同的本官拜任宰相,拜相前本官品级的高低、拜相次数都是影响拜相时所带本官高低的重要因素。宋太祖朝以后,初次拜相时官员所带本官通常偏低,这与宋朝帝王的权术、时局变化有关。任相期间,宰相本官会发生相应的迁转,迁转速度不固定,但迁官顺序则有相应的规定,迁官原因多与国家政局、皇帝态度息息相关。罢相降官的情况不多,且罢相时所除本官都不低于六部侍郎。宰相兼官实质上是本官(寄禄官)之一种,"兼"字仅作系衔之用。"侍中"虽为宰相称谓,但侍中衔宰相仍带"平章事",这与"平章事"成为任相的主流以及宋人认知观念密切相关。     

清谈与猎官——对《九品官人法研究》的一个商榷

宫崎市定所著的《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可谓魏晋制度史研究著作中的经典之作,但他在这本书中对魏晋时代的清谈风气与选官制度的理解显然存在偏差。宫崎认为选官的乡品与官品存在着对应的关系,因此魏晋时代官员候选人会通过清谈来取得较高的乡品以期获得更高的起家官品。但宫崎的这一说法实际是存在问题的,他在证明其观点之时所用的卫玠的例子,也并不能支持这一结论。     

“恩差”与宋代官制演进中的权力关系——以添差官、侍从官和兼官为例

“恩差”，是宋代官制中的一种权力关系特征，形成于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具体到政制中，即“恩典”与“职差”，前者侧重于皇帝的优宠与拔擢，后者侧重于具体政务的处理。由于宋神宗朝的政治实践，添差官在出现之初便作为皇帝“恩差”而具有恩典性与职差性。侍从官群体较为复杂，其“恩差性”始终交融，但元丰改制前后亦有不同的侧重。兼官最初则主要集中于恩典性，无职差性，随着元丰改制的推行，兼官获得了职差性，从单纯的皇帝“恩典”转变为皇帝“恩差”。在之后的制度演变中，添差官开始逐渐融入地方官僚系统中，“恩典性”趋于消亡。侍从官由于职事侍从官群体的扩大，开始从“言语侍从”转变为“有司之臣”，职差性大大增强。存在于中央高层官僚中的兼官，则因改制后职事官的恢复，塑造了新的权力结构。以权力关系为视角，探讨非常规制度的常规化，或可展示更为丰富的历史图景。     

宦海沉浮徽州人

最近笔者见到一部清嘉庆年间的《搢绅全书》即“搢绅录”,搢绅录是记载全国范围职官名录的专书。它始源于南宋《班朝录》,明代已有之,清代则广泛刊刻。有官刻与坊刻之分。官刻本又分二种。由吏部刊刻的按先京官后外官的次序。开列文职官员品级职衔、姓名籍贯、除授日期和科甲出身等,称为《爵秩全览》。由兵部刊刻的武职官员名册称为《中枢备览》。     

“魏官品”、“晋官品”献疑

《通典》所载"魏官品"和"晋官品"是今人所见有关魏、晋官品的最完整记载,其来源在现有历史文献中难觅踪迹。"魏官品"与曹魏实际制度多有不合,或谓其颁布时间在曹魏灭亡前夕。曹魏《品令》(《官品令》)当在魏明帝朝法令修订时制定,魏末晋初贾充等人所撰《官品令》为《晋官品令》,均非《通典》所载之"魏官品"。《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多部魏晋官制文献中未见《官品令》,唐初修撰《晋书》时所见《魏晋官品令》并非原始文献,而是转述相关文献所见魏、晋时期的官品令文,难免会有不合实际制度之处。晋代官分九品明载于《晋书·食货志》,而《职官志》中职官等级则是用"品秩"和"石"来表示的,品代表官位高低,秩体现俸禄多寡,品秩结合方体现官员地位之整体面貌。《宋书·百官志》关于职官秩次的记载较多,包括汉代以降至刘宋制度,通过比较可知,魏晋刘宋时期职官等级制度的表现形式仍与汉代相近,"秩○○石"为表示职官等级的重要方式。《隋书·百官志》载梁初定制,有明确对应关系的"秩"与"品"构成职官等级制度的两个基本要件。而同卷所载陈代品秩,秩次仅与具体职官对应,并不反映其品位之上下或位次之前后。仅据将军名号即可断定,《通典》所载"魏官品"未能真实反映曹魏现实制度,也与晋初制度多有不合,称之为"魏官品"名不副实。"晋官品"与西晋或东晋现实制度也有较大出入,可断定非晋代某一时期的原始《官品令》,以"晋官品"作为两晋全期或某一时期的制度亦属牵强。沈约《宋书·百官志》文末附载比较简略的官品表,实为东晋制度,也与刘宋制度相符,是为现存文献中记录时间最早的一个官品表,《通典》所载"晋官品"不排除以之为蓝本编撰而成的可能性。     

论北魏实封爵的实行及其爵位等级的确立

北魏太和十六年,孝文帝开始爵位改革,并实行实封爵制.北魏孝文帝为实封爵规定了明确的品级序列.这一品级序列以王爵为最高爵位,并包括不同品级的开国爵.在后《职员令》制定前,实封爵与虚封爵有各自的品级序列,但与国家的职官体系没有联系.北魏太和二十三年,后《职员令》制定后,将实封爵与虚封爵(散爵)的级别相互交错编制一起,构成新的特殊品级序列,并将这一爵位品级序列融入职官品级体系中,因而形成了官、爵一体化体制.但国家在爵位的封授上,只能依据实封爵本身的品级序列,因此,实封爵的等级表现出明显的两重性.     

饶之以财 裁之以法——北宋熙丰时期养育与约束并重的吏治体系改革

北宋熙丰时期的吏治体系改革是一次国家经济能力扩充和吏治体系建设相辅相成的系统工程,其学理根源来自于王安石"饶之以财"、"约之以礼"和"裁之以法"的养士观念,而背后的经学基础则是《周礼》泉府"开阖敛散"之法。通过政府的顶端设计与规划,搭建良性循环的财政体系,将官吏纳入国家财富生产、汲取与再分配的大局中,采取向各级胥吏发放俸禄,并用严刑峻法进行约束,同时增设祠禄官作为官员的淘汰退出机制等种种手段,提高政府运营效率,增强其在经济中的统筹管理能力,降低总体管理的成本。其目标是通过吏治体系建设,使"公私一体",以法度匡正风俗,实现"吏士合一"的王道政治理想。     

略论汉初的士大夫

中国古代通称为“士”的社会属性在先秦秦汉时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变化过程：春秋战国前之“士”是贵族的一个等级，春秋战国时期是为游士，秦汉时期，尤其是汉初方正式形成一个士大夫阶层。汉初，由于高度集权的中央君主专制体制的确立，士人的社会角色也基本被确定为入则为官、出则为士，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士大夫阶层及其社会功能由此基本形成，并历经两千多年而无本质变化。汉初士大夫的社会功能或作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积极入世，投身于社会政治，为新兴的汉王朝反思历史，拨乱反正；规划政权，制礼定制；亦官亦师，教化民众等，对汉政权的确立和巩固、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倡盛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二是继承和传播文化，在这一方面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要建立良性的学术生态

如果能够形成一个良性的学术生态，将有利：于二抵制学术腐败。如果学术生态内部有问题，那么学术腐败现象将会越来越严重。所以与其呼吁改变行政命令式的管理制度，还不如从我们自己做起，从学术生态建构做起，从我们的个人操守做起，去抵制学术腐败。第一，要慎用“腐败”这一概念。这个概念是从外面引进来的，是从官场、市场上引进来的。说到“学术腐败”，就要严格区分究竟是学术经济腐败，学术政治腐败，还是其它腐败。社会上的腐败与学术界的腐败是对立的，社会上的腐败是很严重的现象；说学术腐败和社会上的腐败是同一性质的，就混同了学术界和官场，浑浊了学人和官员的区别。第二，对学术界存在的问题要进行客观评价。学术界的腐败现象是个别的，学术界的整体风气还是不错的。第三，要反对学术界的不正之风，就要突出重点。学术界不正之风大概出现在课题申报、评奖、论文发表这几个环节中。     

黑城出土元代签补站户文书F116：W543考释

元代蒙古政权一贯把立站作为维护统治必不可少的手段，站户即政府签发来承担站役的人户，是站赤的核心力量，另立户籍。因站役繁重、给驿泛滥、自然灾害等因素以致站户生活疾苦，无力应役，大量逃亡或消乏，政府须及时签补站户，保证站赤功能的正常发挥。黑城出土了大量站赤文书，其中《签补站户文卷》中F116：W543记载元末站户消乏逃亡现象，朝廷命令各地站官及时签补站户，严格依照事产、物力、牲畜等财产标准来签补。上户、中户、下户一概签充，打破了等级限制，并招诱逃亡或迁移站户复业，以补充人数。他们一经签发，就成了站户主体，便长年累月、世世代代被束缚在驿站系统中，为站赤服务。     

庄子的反异化思想及其“人道”观

庄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反异化思想的哲学家。庄子以”道”作为参照标准，来探求人的本然状态。从反异化思想这个角度来看庄子的“人道”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仁义道德是禁锢心灵的赘疣，使人丧失心灵的自由；二、仁义道德是统治者为虎作伥的工具，统治者将个人的意志上升为伦理准则，以此奴化民众，自己则肆无忌惮地逍遥于仁义道德的约束之外；三、对科学技术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认为对机械的依赖可能导致人依附于机械。丧失人的自由，造成人的异化。     

“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新型“租金”与现代收入分配机制：等级化市场孕育出的“租”

当一个生产要素的数量相对固定且稀缺时，它带来的额外收益具有“租”的性质，这是穆勒和马歇尔发展出的“准租”理论。纵观现代市场经济，那些高收入也具有明显“租”的性质。其原因在于，市场权力在碎片化过程中滋生出日益增强的放大效应，使现代市场结构呈现日益显著的等级化特征，市场竞争则具有日益强烈的数量性而非价格性。同时，在等级化的市场结构中，岗位或职业所处的等级越高，其数量就越少；相应地，竞争的数量特性就越显著，所获得的收入也具有更强的“租”的性质。就此而言，这些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它根植于市场体系之中；相应地，就无法通过诉诸市场深化或市场竞争来消除“租”,反而会创造越来越多的“租”,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下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重要原因。     

寻求定义: 政治的生命力和腐败问题

寻求定义：政治的生命力和腐败问题迈克尔·约翰斯顿虽然多数人会说他们看到腐败就知道什么是腐败，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就怎样才能最好地界定腐败概念以利于分析争论不息。把腐败视为整个社会及其政治的属性，乃是经典作家的传统观点，具有悠久的历史。近年来对腐败所下的大多数定义把注意焦点放在行为分类上；分类所依据的标准，分别从法律、舆论或公众利益出发，从而判断是否以权谋私。另一个现代的概念偏重从程序（过程）出发，以主管—代理人—委托人为分析框架来研究腐败，则利于探讨官僚的腐败。但这一现代的定义受到批评，认为它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缺乏联系，留给我们的概念比活生生的实际腐败问题狭窄得多，静止得多。对于那些产生有意义的腐败概念的政治程序和争论予以重点关注不失为一种补救。有些“新经典主义”的研究方法试图以下列方式予以补救：依靠正规法律和社会道德标准两方面进行研究，或者创造出有损于民主政治活力的中介腐败这样一种范畴来进行研究。在比较稳定的体制里，行为分类定义可能也行得通；但是在转型期社会或分歧严重的社会里，我们可能需要着重研究形成腐败概念的政治争论，而不是寻求给腐败行为分门别类下明确的定义。     

从道德实践角度看王阳明“良知”学存在的问题

从王阳明良知概念的内涵和特征看，良知集道德原则、是非标准于一身，行为者的行动动机也须依靠自身的良知来鉴别和纠正。这对肯定人的道德能力、树立成德的自信心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缺乏可公度性的局限，导致在道德实践中，一旦出现行为者将出于人欲的动机误认为且自信是出自良知时，很难在自身内得到纠正；还会导致难以进行道德评价的困难。克服这些问题，需要王阳明的良知学说在理论上发展出更实质性的道德原则，在教法上，则需要更加突出“礼”作为客观规范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