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囚禁的男人和女人——爱伦·坡怪诞小说中的性别错位

以爱伦·坡的情感经历作为参照，对其怪诞小说中的两性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作者笔下的男性经历着一个由恋母到自恋甚至恋物、恋尸的畸形心理演变过程；女性则多属于男性自我陶醉而创造的“他者”，这一角色定位和她们终被谋杀的厄运，都折射出男权思想的严酷。这一切是由于传统社会为男性设置了极高的期望值，为女性设定的标准线却相当低下，使得男性与女性都成为性别的囚徒。社会必须调整对两性传统角色的认识，才能将他们从被囚禁的境地中解放出来。     

论李佩甫笔下的女性形象

李佩甫笔下的女性是伴随男性而存在的群体形象，大致可以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悲情形象；第二类女子具有叛逆园子；第三类为普通农村女子，能干却颇有瑕疵；第四类是经济上依附于男性生存的女子。作者笔下的女性作为与男性相对应的群体在其总体创作的位置和功能是靠否认自身凸现男性而得以确认的，潜藏在背后的深层原因是作家本人的男权中心意识。     

性病隐喻与两性身体叙事——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性病”意象探析

性病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典型的疾病意象之一，对性病的关注涉及对妓女生活的想象，而性别文化身份的差异在对妓女的叙事上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身体叙事方式。男性主体的中心意识使文学创作更多地表现为人民伦理的宏大叙事，体现着“民族一国家”的“大意义”；女性的历史边缘处境使女性书写更多地呈现为自由伦理的私人叙事，作为一种“小意义”而存在着。对于文学作品中出现的性病，宏大叙事侧重于把女性身体编织进政治、道德、历史的意义圈，强调女性身体的公共性；私人叙事强调性病之于女性的私人经验，呈现女性身体的私人性。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传统文化与近代女杰——对1840至1949年间50位杰出女性的统计分析

本文通过对近代历史上５０位杰出女性的家庭状况、出生地点及文化教育等项指标的统计，分析阐述了近代女杰能够脱颖而出是与传统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１）传统文化给予近代女杰的积极影响，奠定了他们成才的思想品格基础；（２）传统文化最先在她们生活的地域发生断裂，为他们冲出家门，投身社会创造了条件；（３）他们自已不断地抵制、反抗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即歧视、束缚女人的观念、陋俗，使他们终于成为一代精英，女中豪杰     

“双声话语”中的女性创作──对叶文玲小说的一种读解

本文抛离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尝试用女权批评的新阅读方式解构叶文玲小说；侧重于作品中女性人物形象的分析，论述了女性写作的”双声话语”状态：一方面是女作家以源自于生活实践的朴素感受和对真实的颖悟来关注描述女性人生；另一方面，又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意识，她们在写作中常常遵从于一种男权的价值尺度，用男性话语来规范女性形象。借助于“双声阅读”，我们会发现：女性文本大多呈现出一种分裂、约束状态；作品在表层的“主宰故事”之下，往往隐含有一个“失声的故事”，那是女作家在无意识状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真实的生命体验。     

外国传教士与戊戌维新

外国传教士与戊戌维新潘家德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传教士来华一方面参与列强侵华活动，为列强侵华出谋划策，充当“急先锋”；另一方面他们为了使中国人民皈依基督教，接受“上帝的福音”，积极传播西学，鼓吹中国西方化，对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基督教...     

张爱玲小说中的都市意识

“上海”和“女性主义小说”是张爱玲小说的两个代表特征，也是她笔下一段段残缺婚恋的关键词。于其中，能看到上海这个有着极其特殊地理位置和社会文化的都市对女性主义小说极为重要的影响，并从中体味到女性主义小说的精粹；能捕捉到上海人，尤其是上海女性对精致细腻生活的刻意追求；能体会到个性解放的思潮下市民阶层的转变和女性意识的觉醒；也能清晰而又模糊地看到都市中欲望对人的驱使与人对欲望的放纵。     

物境·意境·情境——中国古典美学逻辑发展大纲

中国古典美学分前和谐、和谐与后和谐三个逻辑阶段，分别体现于先秦两汉偏重客观再现的“物境”时期；魏晋至明中叶追求完美统一，以“意境”为主要特色的时期；明中叶至近代偏重于主观表现具有近代美学萌芽色彩的以“情境”为特征的时期。     

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的视听实现

中国电影艺术初创期上海影像美学内涵视听化为上海的政治影像、都市形象、女性形象等,都充分体现出上海影像与海派文化随社会历史的变迁,不断实现着有机的审美“耦合”。中国电影初创期上海影像的政治影像美学内涵萌芽视听实现为上海作为中国近代思想启蒙地和中国近代民族独立思想策源地。其近代都市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上海影像中“罪恶”之都的符号化表达——帮会和现代都市景观显现。其女性形象美学内涵视听实现为电影中的都市娼妓和都市新女性。     

“三言”爱情题材人物形象蠡测

本文通过对“三言”爱情题材三类人物形象──经历了悲剧性的爱情追求历程的女性先觉者和与之相连的在爱情角逐中心态各异的末路士子及新兴市民形象的分析认为，其人物形象的个性色彩和命运归宿显示了元明清爱情作品从处在末世之衰、重家世补益、以男性为中心的古代婚姻向受资本主义萌芽影响、重近代性爱、以女性为中心的自立爱情的主题拓变；由才子佳人的传奇姻缘向市井男女的真情欢爱的模式替转；由士大夫的高雅之趣向民间底层的几俗之趣的审美增变，其文学史的价值和意义是很深刻的。     

女性刊物与女性意识的自觉--辛亥革命时期女性生存状态考论

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运动的开展有质的飞跃,涌现出了一批女性刊物,发出女子独立的呼声,并提出与“国民”相对举的“女国民”概念。但这一时期女性意识更多地停留在对国家民族事业的介入层面。女性自我形象的期许是以男性标准为标尺,在习惯上她们往往服从于男性对她们的期望和规定。对革命成功与女子解放之间显示于表层的直线联系,抱着过于简单的企望。这种极不完备成熟的女性意识是辛亥革命时期妇女解放运动终致失败的内在原因。     

启民智、兴新学：士绅与常熟教育事业的近代化转型—以丁祖荫为例

传统时代常熟教育发达，号称“人文渊薮”。近代以来，在较早开埠的上海、苏州等城市影响下，常熟传统教育开启了近代化转型的历程。清末民初以来，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积极创建新式学堂、关注女性教育、推广私塾改良，藉此而开启民智普及新式教育。在近代常熟教育乃至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以丁祖荫为代表的常熟士绅群体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晚清出游西方者的惑与达

晚清出洋者行游西方，获得了对西方社会的直观认识。于器物层面，他们惊诧近代科技的进步，对其进步动因感到困惑，但他们将西方科技源头纳入东方，为西学在中国思想体系内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于社会习俗，他们惊诧西方“尊女”之风，但他们以“从其国风”保留那份对传统的尊重。无论是困惑还是达观，不违背传统，“西学中源”和“从其国风”有异曲同工之妙，都为吸收西方文化提供了便利。通达看待西方报业则显示了晚清思想界发生的某些积极变化。     

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吗？

蒋庆所谓的《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一文引发舆论哗然。文章从女性主义立场与视角出发，在对儒家女性观及儒家对女性的规约进行梳理与分析的基础上，提出儒家女性观是限制与束缚女性的伦理思想，是男权社会以牺牲女性利益而满足男性家庭利益为核心的思想观念；儒家女性观一贯损害女性利益，完全不适应现代女性的需求，所谓的“只有儒家能安顿现代女性”显然是荒谬的。     

神女与寡妇——对魏晋文学中两类女性形象的文化审视

魏晋文学中，以“神女”和“寡妇”名篇的赋有近20篇。对于以男性为主体的魏晋诗人来说，美艳而欢愉的神女与孤寂而摧伤的寡妇，分别寄寓着他们热烈的追慕与冷静的怜悯。但是，魏晋诗人对于这两类女性形象的认识和塑造，井未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正在觉醒的女性意识，魏晋时期无论是美艳的少女还是新寡的嫠妇，并非全是恪守礼教而甘作男性或艳羡或哀怜的对象，而常常能够大胆、主动地追求自由和爱情。当现实生活中的女性意识已经随着汉魏之际的文化转型而发生深刻变化的时候，魏晋文学的“神女”和“寡妇”却一如既往地唱着昨天的歌，并千年不变地承传着古旧的文化心态。这种由男权文化所预设的“女性意识”，借助着“美艳”、“哀怨”的文本，在“怜香”，“悯孤”之心态的支撑下，流行几千年而很少遭遇文化意义上的审视与批判。     

马克思主义批评视野下的民国女性健美风潮

20世纪30年代以上海滩为中心兴起了一场追求健康美、自然美的女性健美风潮。尽管健美女性在女性气质与民族主义、消费主义的协商层面建构出不同于“摩登女性”的另一种审美风尚,但两者本质上均是以男性凝视与父权制文化为前提,围绕社会阶层、资本与时尚现代性展开的话语博弈。并且,基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的批评视野,这些缺乏经济自主权的健美女性不仅无法摆脱“资产阶级妻子/情人”的桎梏,而且对于近代中国妇女运动与阶级解放、民族解放合一的时代主潮相隔膜。健美女性改造身体的实践并不能有效解决民国时期知识女性与劳动妇女的生存出路,女性休闲需要走出物化女性与资本操纵的陷阱,唯有争取两性在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上的平等,才是马克思主义赋权女性的根本道路。     

美国传教士与中国近代教育现代化

本文认为：美国传教士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近代教育的现代化进程。他们开创了具有西方近代教育性质的“教会学校”教育；促进了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推动和协助中国创建新学，并且直接参与改革新学教育。     

《李双双小传》和《玉米》中女性命运的比较

李准的《李双双小传》和毕飞宇的《玉米》产生于不同的历史语境当中。两者均以女性人生为主要言说对象。对女性命运的书写表现了两位作家对现实的某种关注。前者反映了大跃进时期在“妇女解放”的呼声中农村劳动妇女的新貌,后者以“文化大革命”为背景对中国女性命运进行历史的反思。尽管他们都站在男性性别立场,但在不同审美观、女性观的规约下,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和女性命运呈现出不同的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