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理论意涵、出场实践及建设路径

社会治理共同体是人人有责共同建设的价值共同体，也是人人尽责共同治理的行动共同体，还是人人享有共同发展的利益共同体。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建设是一个凝练共享合作价值理念，打造共建共治平台，提升协同治理能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动态可持续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需要统筹协同推进社会安全的本体性建构，社会矛盾的共商化解，社会活力和秩序的韧性治理，“五治融合”的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兴边富民的边疆治理。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需要通过合作之治、规则之治、技术之治、民生之治，在社会凝聚、法治保障、数字赋能、精细服务等方面增进社会治理体系的有效调适，在治理与社会的相互嵌入中构建韧性治理共同体。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的共同体密钥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农村人口规模巨大和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它以其独具特色的治理模式科学有效地回答了世界“治理赤字”和“治理危机”问题,为世界破解乡村治理难题与化解国家治理危机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其密钥在于始终保持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本色永不褪色、永不变色,恪守以“人民为中心”的乡村治理立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共同体”团结亿万人民主体的创造伟力,以追逐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经济共同体”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基,以秉承共产主义信仰的“精神共同体”铸乡村治理现代化之魂,以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政治共同体”固乡村治理现代化之本,以“主体共同体”聚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力,以“制度共同体”筑乡村治理现代化之堤,始终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现代化道路。     

县域乡村振兴的内在逻辑、实践张力与路径选择

不同于既往以村庄为乡村振兴实施单元的传统模式,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乡村振兴具有加快县域城乡融合、促进县域共同富裕与完善县域治理体系的内在逻辑。囿于国家介入有限与基层行为偏差、城市发展偏向与乡土卷入风险、工商资本嵌入与公共利益缺失等实践张力,县域乡村振兴面临着多重阻力。应通过规划引导、机制转型、治理重塑与要素支撑等途径,完善县域乡村振兴规划,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打造城乡治理共同体,增强县域内生动力,以全面推进县域乡村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城乡共同富裕与农村农业现代化。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落共同体何以重塑?——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的双重视角

农村集体经济在长期维系村落共同体和减贫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一系列社会制度变革导致农村出现集体经济边缘化、村落共同体瓦解和治理行政化的现实困境。农民集体意识溃散、对村庄公共事务淡漠化、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呈现松散状态等问题制约着我国乡村治理的有效实现。精准扶贫战略提出后，受益于治理资源的集中注入，集体经济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期，村庄“造血”功能随之复苏，在集体经济治理与减贫耦合推进的过程中村落共同体也得以开始重塑。因此，强化村集体“统”的功能、构建以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村落共同体是激活村庄和农户内生发展的动力，也是解决相对贫困和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路径。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村庄治理共同体重构

伴随着村庄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农村的村庄治理共同体先后经历了家族治理共同体、单位治理共同体、自治性行政共同体等不同形态,乡村振兴将推动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乡村振兴是一个政府主导多元主体协同、项目链接多方资源共用的社会建设工程,势必推动村庄经济社会的开放化、多元化,不仅要求村庄治理共同体的重构,而且决定了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是一种包容性治理共同体。新型村庄治理共同体的包容性突出表现在：（1）以地方党政为主导,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共治性;（2）以村级组织和村民（社员）为基础,多方力量内外联结的开放性;（3）以利益为导向,全体村民和所有相关者分享收益的共享性。推动村庄治理从封闭、单一的传统“在籍治理”转向开放、包容的新型“在地治理”势在必行。     

第一书记制度与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

在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以第一书记为代表的选派干部下乡驻村制度,是新时代国家权力嵌入乡村社会的表征。对西南地区L村第一书记驻村实践研究发现：将科层体系干部嵌入乡村治理,实现国家权力对乡村治理的有效介入,具有传承中国共产党领导乡村贫困治理的百年经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价值追求、推动治理有效保障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应然之策等多重价值意蕴。第一书记驻村推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现实中,受到“国家-社会”双重场域的深度影响。第一书记要实现组织建设从嵌入到引领、精英培育从单一到多元、治理融合从离散到集聚、资源利用从碎片到整合的转变,把权力、制度优势转化为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技术优势,从而提升乡村社会治理效能。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及策略

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体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同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相契合,与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内在耦合性。当前,构建乡村治理共同体面临着基层干部治理理念落后、相关制度不完善、村两委动员与整合治理力量的能力不足、推进治理的动力有限等诸多困境。为此,要基于人人有责、人人守则、人人尽责、人人平等、人人共享等价值维度,以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包容性治理理念为先导,以完善乡村治理制度为保障,以构建"一核多元"的治理主体体系为抓手,以刚柔兼济的治理方式为手段,以共同利益的增量发展为动力,打好新时代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组合拳"。     

基层治理视角下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

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提升乡村居民幸福感成为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为提升居民幸福感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打开乡村基层治理的黑箱提供了新的理论智慧。采用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法，基于基层治理视角，可提出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维度以及影响居民幸福感的理论模型。结果表明：第一，物理性空间、权力性空间和意义性空间是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的3个核心维度，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实践，展演了乡村高质量振兴的成果；第二，乡村公共文化空间的开放程度体现了乡村基层治理水平，是影响治理效能的效应边界；第三，乡村公共文化空间重构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通过地方依赖和情感认同的双重治理机制而实现。研究强调了乡村振兴的“文化之治”，丰富了基层治理的实践意涵，提供了造福百姓的学理路径与政策启示。     

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逻辑与路径

数字化改革是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引入技术嵌入理论与数字治理理论构建分析框架，探寻技术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的内在逻辑，是实现数字赋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理论准备。要突破数字技术嵌入市域社会治理在制度安排、治理结构、运行机制、干部能力、部门协作、应用场景等领域面临的现实梗阻，应在数字技术与市域社会治理有效融合的实践中，坚持党建引领改革，打造多元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立数字治理制度，健全数字化改革标准规范体系；完善改革运行机制，做好全过程评价监督推广保障；培养数字思维理念，全方位提升干部数字治理能力；加大改革系统集成，推动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协同；完善多跨场景应用，建立民意回应的综合平台与机制。     

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政策演进及结构层次

各类风险灾害和危机事件的频发，凸显了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必要性。韧性治理的政策演进显示，我国韧性能力建设的过程大致经历了探索期、推动期和提升期3个阶段；整体上理念持续深化，视野不断拓宽，从工程韧性和环境韧性不断向其他维度拓展，对制度韧性和技术韧性的关注逐渐增加。在韧性治理体系的结构层次上，国家、城市和社区从不同层面推进韧性治理：国家韧性强调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和战略支撑；城市韧性强调冗余规划、行动学习和智慧融合；社区韧性强调多元协同、文化塑造和科技赋能。鉴于此，未来应把握韧性思维嵌入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走向，完善制度安排以提升多维韧性能力，形成协调有序的韧性治理体系，以回应复合型风险社会背景之下治理现代化的要求。     

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协同逻辑与实现路径

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两大战略，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出发，基于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共同体理论及民族意识与民族认同等理论，从学理上探讨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两者间的内在逻辑，为协同推进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发挥最大合力提供理论支撑。具体而言，从统一性来看，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理论根基的同源性、行为主体的同一性和目标的一致性；从辩证关系来看，共同富裕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路径和必然要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共同富裕的重要内容和思想政治保障，两者相辅相成、互利共生。因此，协调推进共同富裕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契合点在于高度关注民族地区发展、推动实现以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的物质富裕、推进实现以坚定各族群众对“五个认同”的高度认同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构建中国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农村社区建设:治理转型与共同体构建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客观要求.本文从乡村治理转型视角出发探讨了农村社区建设的必然性和必要性,通过对农村社区建设的实证考察分析了实践中的困境,并从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公共服务模式、资源渠道、社区民主文化构建方面探索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的构建.     

组织公共性与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再造

村庄公共性是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再造的基础。在开放、流动、分化的乡村社会场景中,村庄公共性的再造需要以基层组织为枢纽,整合乡土社会的伦理性、科层制的程序性和群众路线的政治性,并通过组织制度、组织机制、组织载体、组织体系的能动性调适实现村庄的组织化,塑造村庄公共秩序。组织公共性是村庄公共性的适应性形态,它突破了村庄单元的限定,在融合国家制度因素的条件下具有较大的包容性。可见,村庄公共性并不必然随着乡村社会变迁走向衰落,而是能以富有韧性的形式促进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组织再造。     

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治理困境及破解路径研究

南岭走廊是一条多民族走廊,各民族在交流交往交融中形成了既有共同性又有民族性的治理智慧,为构建南岭走廊区域内的共生民族关系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后脱贫时代,南岭走廊区域由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转向乡村振兴的阵地。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社会结构的变迁,出现了劳动力的流动、传统生计模式的变迁、基层权威的逐渐丧失等问题,导致了基层社会治理共同体出现了缝隙,进而带来了系列社会治理困境,产生了治理危机。不管是“产业振兴”“组织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还是“生态振兴”,归根结底要依靠“治理有效”衡量乡村振兴。在构建治理共同体框架范围内,重塑基层治理权威、引入协同治理、构建治理共同体和夯实集体经济可为南岭走廊少数民族区域基层治理注入曙光。     

新时代新征程在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促进共同富裕研究

新时代新征程在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促进共同富裕,主要是基于促进西部地区实现共同富裕、铸牢西部各族人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发挥先富带动后富等现实,而进行的实践创新。同时,新时代新征程在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促进共同富裕也被赋予了西部大开发成果的共享共建共富性、西部大开发推进的可持续性和西部大开发布局的延展性等新内涵新特征。因此,其实施意义重大。但是,还应看到新时代新征程在构建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中促进共同富裕机遇与挑战并存,如其面临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一带一路”建设和“三新”背景带来的新机遇。基于此,应充分利用这些机遇,在应对东西部地区之间发展差距大等挑战中提出实践方案：一是构建凸显共同富裕导向的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与乡村振兴战略融合对接共同体;二是打造凸显共同富裕导向的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与“一带一路”融合对接的高水平开放新局面;三是构建凸显共同富裕导向的西部大开发新格局与“三新”融合对接的高质量经济发展新格局。     

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及其实践路径

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是提升国家治理效能的关键环节。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通过联结"利益—情感—文化",为居民提供非利益本位的交往空间,满足人们的社会情感需求,培育和提升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进而推进社区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当前,利益碎片化、情感弱化和文化异化等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对此,需要构建融利益整合、情感重塑与文化导向为一体的发展机制,促进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区治理共同体的实现。     

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道路与历史逻辑

建构现代国家是中华民族面对近代以来传统政治秩序总体性危机的必然要求。实践证明，建构强大的现代国家的使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够完成。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质和基本矛盾，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资源，以广大工人农民为阶级基础，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成功建立起了一种利益整合机制和社会组织整合机制，获得了推进和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权。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通过政权建设和社会改造，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社会基础；改革开放时期的经济发展和社会重构，为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夯实了经济基础并提供了社会动力；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迈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将中国现代国家构建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水平。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现代国家构建的同时，充分展现一个新型的政治文明形态。     

论乡村基层社会治理的主要问题

乡村基层社会治理需要协调好政府与社区、社区与村民的关系,走出政府强大、社区弱小的关系困境,消解乡村治理共同体式微的风险。当前乡村社会治理主体的过渡性、模糊性状态需要重视治理主体问题,建设多元化的治理主体。作为一个重要次级的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要纳入到国家治理体系之中,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在社会稳定中创新乡村社会治理、完善国家治理体系。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与路径选择

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构成,对提升基层治理能力、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从实现根本性目标、解决基本问题和应对主要矛盾三个维度看,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实现乡村均衡充分发展与维持乡村秩序和谐稳定。在路径选择上,需要超越国家控制与地方自治二元对立范式,不断完善乡村自治与公共治理并将两者有机融合起来。乡村区域分布广、差异性大,有效推进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需要因地制宜,注重基层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走创新驱动之路。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正不断朝着善治的大方向演进,逐步实现乡村社会的“向善治理”“、善者治理”和“善于治理”。     

旅游型村落共同体演变的表征与动力——社会凝聚力视角下的多案例分析

乡村社会凝聚力是维系旅游型村落共同体的核心纽带,由基于经济利益的乡村物质凝聚力、基于主体地位的乡村制度凝聚力、基于地方认同的乡村精神凝聚力所构成。在乡村旅游发展过程中,村落共同体的凝聚核心不断变化,呈现出从旅游开发前的血缘联结到旅游开发初期的核心弱化、再到旅游开发后期的命运共生的阶段性演变表征,命运共同体成为旅游型村落演变的最终理想归宿。国家权力的强势规训与服务型治理、外来资本的经济逐利与社会取向、社区居民的相对剥夺与增权等主体性驱动力量相互关联、相互渗透、交叉影响,共同驱动乡村社会凝聚力的强弱动态变化,进而成为村落共同体阶段性演变的底层动力。因此,需要通过建立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主体地位、培育地方综合认同来重塑乡村社会凝聚力,构建旅游型村落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