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差异视角下农村光棍的形成原因分析

以广西、山西以及川西平原等地农村的调查经验为基础,引入地域差异的视角,从婚姻竞争市场的卷入程度、婚姻成本和对代际支持的依赖程度等维度对不同地区农村不同主导光棍类型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和解读,揭示我国农村光棍形成原因的复杂性。研究发现,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高以及所处地理区位和经济条件状况相对较差的农村地区,形成了主要归因为婚姻市场竞争失败的光棍群体;婚姻市场卷入程度不高但通婚圈内婚姻成本较高且对父母的资源具有较大依赖的农村地区,形成了父母责任缺失型光棍;而婚姻市场卷入程度较低,且婚姻成本不高和对父母资源依赖较弱的农村地区的光棍类型主要表现为自致型。     

村庄人口差异与村庄社会整合——基于2014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分析

人口流动与社会整合的关系是一个经典性话题,但就农村社会整合而言,随着人口大流动时代的到来,相关理论解释不仅存在一定的局限而且需要做进一步的延伸。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4年数据,从村庄人口差异出发探讨了其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研究发现:村庄人口差异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影响是切实存在的,但不同的测量指标对村庄社会整合的各个维度具有不同的影响。因此,人口流动本身并不会直接影响村庄社会整合,其带来的村庄人口差异才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提出了人口流动背景下提升村庄社会整合的几个思路或方向,即:立足于村庄人口差异、重建村庄公共性和创新村庄社会整合机制,并在最后进行了研究反思和研究展望。     

不完整的家：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活逻辑——基于广西F县S村光棍现象的考察

宗族性村庄的光棍有其特有的生活逻辑。“不完整的家”、以及光棍在村庄中的现实处境,共同建构了其特有的行动逻辑,即：一方面,由于先赋性的血缘的结构性力量,使得光棍在“自己人”圈子中的人情往来方面表现比较积极;另一方面,由于没有独立的家庭,没有子孙后代,光棍对村庄生活缺乏长远的生活预期,因此,他没有必要通过参与村庄公益事业去获得良好的村落声誉,从而为自己及子孙后代积累社会资源,由此使得光棍在村庄公共义务方面表现比较消极。光棍在村庄中的生活逻辑,进一步确认和维系了其作为光棍的角色。     

从“婚配”到“婚恋”：婚姻模式变迁与农村光棍形成——基于关中L村的实地调查

随着打工经济发展与人口流动,农村婚姻市场形成和自由恋爱逐步兴起,由父母主导的传统“婚配”模式向子女自主选择的“婚恋”模式变迁。在开放的婚姻市场中,对婚姻资源的激烈竞争促使农民的婚姻责任发生了代际重塑,表现为子代在婚姻市场中负责恋爱找对象,父代承担婚姻消费支出。从“子代找得到”与“父代娶得起”两个维度分析农村婚姻缔结过程与光棍形成机制,可建构出农村的三种光棍类型。在紧张的婚姻形势下,为了应对婚姻压力,农民的家庭策略发生了重要变化：传统的小农家计模式难以应对婚姻的竞争性消费,倒逼农民主动进入务工市场;父代通过抬高婚姻支付来增加子代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农民生育观念随着婚姻压力增大而改变。     

“以人为本”的社会结构观

社会关系是人和人的关系 ,它的总和构成社会结构 ,因而人的相互关系构成社会结构的核心。社会总体结构的层次性 ,可以从两种不同的方面来研究 ,一种是包括生产力结构的社会总体结构 ,即生产力结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社会意识结构 ;另一种是在生产力结构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意识的社会总体结构 ,它包括基础性结构和建构性结构两个层次。社会结构的建立和发展 ,都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 ,在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基础上的选择和建构 ,是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的统一。这就使人的发展与社会结构的变迁 ,构成互为动力的关系。它们既互为创造者 ,又互为创造物。所以 ,“以人为本”的社会结构观认为 ,社会结构是以人为中心、以人为基础的 ;社会结构的选择和建构 ,不仅是为了人 ,而且是由人所创造 ,由人所推动的。     

现代村庄治理模式探析——基于农村社会分化背景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建构了一个以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为内容、体现大众民主平等的村庄治理模式，这种模式推进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同时也存在很多问题。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中国农村出现了社会分化，主要表现为农村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化、农户的分化和农村社区的分化。农村的社会分化带来农民观念的改变，也催生了精英治理这种村庄治理模式。从理论和实践来看，“精英”治村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精英”本身需求也成为精英治村的动力，因此，“精英”治村能够带来村民面貌的焕然一新，是村庄治理的必然选择。     

村庄权力结构间的博弈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在农村社会建设过程中,农村经济和社会生活发生了很大变化,农村经营体制也日趋完善,农民生活有了显著提高。但由于农村体制不完善,农村权力结构之间的失衡对农村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阻碍作用,对农村社会公正造成了负面影响。     

从婚姻挤压到“光棍”的认识误区

我国出生性别比长期失调,引发了未来将有多少"光棍"的争论。通过对婚姻挤压的多角度分析,可得结论:"光棍"的定义易引起混淆;婚配性别比失调导致的适婚男性过剩不能同"光棍"划等号,对统计数字容易出现认识偏差;适婚男性过剩的原因,是以性别比为基础、综合了社会经济因素的结果;在贫困地区出现"光棍村"的现象,是大范围内婚姻挤压层层传递的结果。     

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及促进策略——以“结构洞”理论为视角

以结构洞理论为分析框架,分析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影响因素发现:无障碍设施短缺和辅助器具缺失,限制了残疾人活动空间及活动频度,造成了他们网络规模小、密度大,妨碍了他们社会交往的机会,并使他们遭遇亚群体排斥;结构洞偏向残疾人,信息不对称,影响他们享受社会保障及外出务工的便利。因此,促进农村残疾人社会融合必须树立新的残疾人观,增加无障碍设施和辅助器具,完善农村残疾人社会保障和社会网络。     

我国金融结构的区域差异研究

我国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区域化特征明显,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与区域金融发展不平衡共存,区域金融结构的差异问题越来越突出,东中西部的金融发展差距还在拉大。研究并解决区域金融结构的差异、促进地区金融和地区经济的和谐发展已经迫在眉睫。     

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研究

农村仪式性人情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根据构成村庄社会结构的血缘和地缘关系基础的不同，中国农村可划分为南方团结型村庄、北方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分散型村庄。不同区域村庄中，仪式性人情的运作机制及其表现形态都存在突出的差异。从静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的区域差异主要表现为人情圈建构规则、随礼规则以及人情性质方面上的差异。从变迁的维度来看，仪式性人情在变迁形式、侧重点、程度和面向上亦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文章认为，只有纳入区域比较的视野，才能揭示出中国农村人情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实践面向，以避免既有研究对中国农村人情现象认识的一般化倾向。此外，引入区域的视角研究农村的仪式性人情，也为我们理解中国乡土社会性质的变迁提供了窗口。     

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基于CGSS 2015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应用二元Logistic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的影响及其代际差异。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农民工身心健康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受教育程度对农民工身心健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对农民工身体健康的改善幅度更大,但对其心理健康的改善幅度逐渐减小;农民工在工作中所承担的职业角色不同,对其身心健康的影响也不同。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对新老两代农民工身心健康影响的代际差异显著。据此,提出促进农民工参加学习教育以提高农民工认知、获取和运用健康知识的能力,提高农民工的家庭年收入以增强农民工的健康投入能力,加强对农民工的人文关怀以增强农民工对职业角色的适应性等对策,以进一步提高农民工的身心健康水平。     

单位化村庄:合作经济模式下的村庄治理结构——基于江苏省中部L村的个案

改革开放后的部分村庄通过合作经济模式,建立起单位化村庄治理结构,表现为村民对富有集体资源的村庄形成了利益依赖结构与精神归属寄托关系.这种单位村庄治理结构增强了村庄治理的合法性与有效性.而该治理结构建立的根本动因在于村民对集体安全感的需求.     

农村失婚男性社会地位的区域比较研究

农村失婚率升高并引发较多社会风险,学界对失婚男性成因、类型的研究较多,社会地位分析较少。基于对已有社会地位研究中主客位视角的反思,及华北、华南、中部村庄的经验,在区域差异视角下,以村庄社会结构、代际关系为分析框架,探究不同区域失婚男性社会地位的类型差异及深层次价值原因。研究发现,北方村庄以社会性价值为主导,分裂型社会结构、失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完全处于边缘地位;南方村庄以本体性价值为主导,团结型社会结构、厚重均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处于半边缘地位;中部原子化村庄以基础性价值为主导,分散型社会结构、低度均衡代际关系下的失婚男性处于非边缘地位。     

蒙古族村落社会变迁与民族“双重边缘”阶层的出现——以部分蒙古族村落社会分层现状为例

在社会分层理论和＂代际公平＂理论视野下,以蒙古族村落社会结构变动现状为研究视点,对蒙古族＂双重边缘＂阶层出现的路径进行实证化分析的基础上,为其配备了这种＂资格＂的充足理由;进而对＂代际传递＂不能正常运行的诸多原因为张扬点,强调＂代际公平＂合理传递的无比重要性;最后以＂社会关爱＂理念出发,对他们刻不容缓地进行政府和社会援助视之为本研究的着力点。     

二元社会结构与“三农”问题关系研究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为之奋斗的目标。长期以来实行和坚持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使城乡在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制度、用工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土地征用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严重的不平等,在国民待遇、社会公平、公平竞争等方面差异巨大,这直接导致了“三农”问题令人担忧的现状。因此,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也就成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障碍。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废除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及与之相适应的各项政策,清除各种障碍,就成为必然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