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性别：媒介性别形象传播的一个分析范式

运用社会性别研究范式与视角,可以对媒介传播中的女性形象进行分析和阐释,对媒介拟态环境的性别文化建构给予剖析,并能从“说与被说”“看与被看”“演与被演”三个方面对传播中的性别话语、性别权利和女性形象的拟态环境进行评析,对媒介传播中如何贯彻“性别意识主流化”战略提出对策思考。     

从“蓝色经典”现象谈我国媒介教育的缺失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关注当代大众传媒领域,大众传媒作为传播社会性别文化的重要载体,对女性的性别歧视现象总是屡见不鲜.媒体中的种种性别歧视现象揭示了我国媒介教育的缺失,媒介教育的实施需要各方面的支持与重视.     

公开还是隐藏?——旧城改造中的媒介话语研究

旧城改造,吸引了媒余的普遍关注和跟踪报道.在报道中,不同媒介所采用的话语资源、话语框架产制出丰富的媒介文本,形成了具有意义的话语实践,隐含着社会结构变迁和媒介角色转型的时代命题,为传媒研究者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纵观不同媒介的报道,发现不同场域中的主体话语表达不尽相同:在当地媒介的媒介话语中,生产出将现代性规划隐藏在程序合法性的话语中,从属于现代性规划为中心形成的附属空间话语,形成规划空间管控下的话语集中化和权力规划下在执行过程中隐蔽在商业化的话语霸权的表达;而异地媒介和民间底层的话语中,形成一种支配与反抗的报道艺术,即“公开的文本”与“隐藏的文本”,利用日常生活的丰富多样性以创造自己空间的逻辑途径来抵抗支配性城市话语垄断的无言声明,隐喻的阐释旧城居民们的日常生活形成着一种反力,形成以日常生活叙事为主导的民间话语表达.话语分歧的解决之道在于媒介应搭建公共话语平台,平衡各方话语表达.实现权力机构与公众、权力机构内部系统之间以及公众群体之间的全方位沟通,进而促进彼此之间的了解、共识、信任与合作、成为斡旋于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实现多方共赢的第三方力量.     

解放与重构：延安时期新秧歌剧中的性别图景

延安时期的新秧歌剧将“改造二流子”和妇女劳动英雄建构为革命框架中的政治共同体,在“家庭统一战线”服务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情境中,突出表现了新秧歌剧文本中革命话语和集体话语对消解性别冲突、构建两性和谐社会的努力。通过对民族文艺形式的改造与利用,将男女平等观念融入群众文艺之中,在建构新的性别图景的政治性隐喻中虽然存在理论和实践上的罅隙,但仍为性别平等议题的讨论提供了独有的延安经验。     

人物报道与性别陈规——对中国媒介典型人物报道的性别框架结构分析

以中国媒介典型人物报道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揭示我国典型人物报道中存在的性别框架结构。分析结果表明:在表现男女两性关系和他们各自的社会角色时,这些报道所呈现的仍是传统文化的性别陈规,性别框架结构背后隐含着对“父权制”的主导地位的认同,“父权制”或隐或现地在发挥作用。由此可见,我国的大众媒介在社会文化中不自觉地起着强化男权地位、弱化女性角色、掩盖两性世界的不平等关系、维护既有性别统治秩序的作用。     

一种性别假面式文本的现代解读

从性别学视角切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戏剧，不能不注意到“性别假面”这一奇特的话语模式和文化现象。性别假面文本，既包括“男说女话”又包括“女说男话”。本文３探讨的是后者，主要从文化社会学角度借鉴女权批评理论，对“女说男话”在古典文本尤其是戏剧中的表现方式及其二重性内涵进行剖析，指出其实质是“菲勒斯中心”文化史上女性向男性准则认同的性别错位现象，其中既托寄着女权抗争的呐喊又体现出女权失语的无奈，从而于理     

接合实践:环境传播的修辞理论探析

环境传播是指以生态环境为基本话语出发点,不同社会主体围绕环境议题而展开的文本表征、话语生产与意义争夺实践.在环境传播的社会劝服与话语生成机制中,接合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辞实践.接合的基本思想就是发现并激活事物与特定话语之间的勾连关系,进而赋予事物诠释行为一定的“话语框架”,也就是创设了意义生成的“语境元语言”系统,从而在修辞学意义上达到更好的劝服功能.诸多环境主义运动通过对一系列既定话语的有意征用,发现了环境议题与既定话语之间隐秘的接合关系,这不仅实现了新的话语的生产与再造,而且赋予了环境主义运动一种合法的话语支撑.     

从对抗走向撕裂：韩国社会的性别冲突探析

性别矛盾在韩国愈演愈烈,体现在社交媒体中的话语对抗与现实场域中的行动冲突加剧。经济衰退,性别政治的工具化,传统文化观念与现代消费主义的双重影响,易激动、不认输等民族性格的羁绊,媒体的男性中心主义的视角以及“情绪先行”为核心特征的对抗叙事逻辑,女权主义极端化的斗争策略等,成为孕育和激化两性矛盾的重要原因。两性矛盾的尖锐将反噬女权主义自身的良性发展,并可能引发韩国社会更大规模的性别撕裂及社会动荡。鉴于此,我国主流媒体应加强微观层面的性别议题设置,加强对互联网性别舆论的把关和监管,加强对青少年群体性别平等意识及新媒介素养的培育,开启真诚协商的理性对话模式,避免互联网上“仇男”“厌女”言论的发酵而引发性别矛盾的激化。     

粉丝文化研究的议题更新与视域转换

新媒体环境下的粉丝文化发展呈现新的样态，既有的亚文化的认知模式、生产-消费、抵抗-收编等二元框架难以解释粉丝文化的话语辐射与图景。论文基于近十年来的研究分析发现，学术界聚焦于粉丝文本、版权、性别偏移、跨文化传播、平台机制等研究更新了研究议题，进一步开拓了粉丝文化的研究格局。未来研究需对粉丝文化进行祛魅，将其视为一种日常生活实践机制，并转换研究视域，进一步推进粉丝文化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研究。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话语建构

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成功传播是以话语建构为基础的,运用费尔克拉夫的话语社会变迁理论,从文本建构、传播话语、精神话语的社会影响三个维度对其展开分析。研究表明,大庆精神铁人精神的文本话语具有政治性、象征性、直观性特点,其话语建构经历了自上而下、被最高权力认可的过程;媒介传播以通过场景、语言、情感、事件塑造典型的方式进行话语建构,具有鲜明特色: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性、军事化色彩、情感乐观昂扬、经验体和语录体。大庆精神铁人精神被塑造为石油战线的意识形态“宪法”,被固化为企业管理的文化之根,以话语建构为载体,借助媒介传播,不断与时俱进,传承核心价值观,对奋斗求索中的中国社会产生了强大助推力。     

环境议题的“能见度”之变与电视话语建构——以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为例

环境传播深度嵌入国家、社会、媒体与公众的复杂互动中。针对央视《新闻调查》(2000—2019)环境报道的研究表明,环境事件、大众媒介、公众参与、国家政策驱动着电视环境报道的议题变迁。基于环境议题的国家、社会与媒体互构,体现了环境传播、环境治理的观念变革,即从"控制"转向"激励"、从"被动维稳"转向"主动治理"。国家主导的环境话语、基层政府的绩效观、媒介生态变化以及调查性报道的式微等,深刻影响了我国环境议题的媒介话语建构。     

女性文摘

胡玉坤、郭未、董丹在《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社科版）2008年第4期上撰文《知识谱系、话语权力与妇女发展》中指出,在国际发展领域,妇女／社会性别与发展范围萌发于上世纪70年代。它既植根于主流发展与历史遗产,又是对后者的结构和超越。该领域处于发展研究与妇女研究的交界处,既有厚实的学术底蕴,又受到主流发展努力以及诸多社会运动的滋养,遂形成了自成一体、熔理论与实践于一炉的知识、话语和实践体系。从历史与理论视界出发,本文回顾了国际发展界社会性别理论与实践的嬗变、检视了妇女发展的话语的机构化进程,并就这些权力话语包括联合国在内的多边发展机构和各国政府发展议程、政策及项目的巨大影响做了一个系统概理。梳理表明,女权主义发展思想与实践业已在主流国际发展界赢得了重要一席之地。从wII）（妇女参与发展）崛起前“社会性别盲”的主流发展,到WID运动中专门设立针对妇女的项目,再到关注社会性别关系,最后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以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努力,它们无疑都是世界妇女发展进程中的一座座里程碑,然而无论是以渐进改良为取向的“妇女参与”,还是更激进的“妇女与发展”和“社会性别与发展”,抑或作为当下战略的社会性别主流化,它们显然都不是解决妇女发展问题症结的“万灵药”。     

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

20世纪70年代以来,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Media and Gender Studies)是女性主义学术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直以批判的视角检讨媒介所维护与再生产的种种社会性别不平等表象及其原因,并深入探索社会性别权力关系如何镶嵌在媒介机构和媒介产品以及受众收讯的物质(政治经济)和思想(意识形态)的进程之中,成为西方传播研究批判学派的重镇。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建构展现出女性主义批判思想与传播研究的结合、后学思潮与女性主义的力量汇聚与传播政治经济学与女性主义的联结等三个重要的学术发展取向。借鉴西方学界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理论地图及其生成的语境,可为中国媒介与社会性别研究的学者提供一种洞察的途径,拓展中国传播研究的理论视野。     

奥运会的女性媒介形象塑造——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冬奥会报道为例

作为体育报道舞台上的重要构成部分,女性媒介形象塑造备受社会各界的关注。梳理现代奥运会中女性力量的结构性变化,发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女性身体参与推动奥运会的性别平等,二是女性社会性参与提升奥运会的女性地位。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冬奥会报道为例,探析媒体如何以平等视角塑造独立、专业、有内涵的女性媒介形象,提出媒体实践创新的四个方面的思考,即以公平、全面报道为原则,以性别平等传播为突破,落实正向管理要求与提升专业素养,抓住大型国际活动契机以加强国际传播。     

语言与性别研究的社会建构论

语言与性别研究中的缺陷论、支配论和差异论的两性对立本质主义观忽略了社会、经济、历史文化等因素。社会建构论则强调性别和性别关系在语言、社会实践和社会身份中的表现,认为性别和如阶层、种族等其他因素交集,是多层面的和变化的。在语言和性别研究中,社会建构论关注性别身份和其他社会关系的语言建构,将语言、文本或各种形式的语言产出看作是性别建构的主要场所,并对“女性语言优势”观和黑人女性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刻分析。     

“双性同体”理念与当代儿童文学的新探索

“双性同体”理念的提出与发展是性别批评与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儿童文学的批评实践中亦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文本中有着多种类型的“双性同体”书写,它们或着重刻画了具有兼性气质的主人公,直接触及了性别议题;或巧妙置换了读者阅读文本时所倚赖的旧有的性别话语背景知识,以重新定义性别气质;又或者塑造了一种从与性别有关的“创伤”体验中走过而获得中性特质的人物,最重要的是,这种特质使他们成为有能力回馈社群、治愈“后来人”创伤的优秀的“社区公民”。这些“双性同体”书写中既有人类关于“健全和完整”的想象,又有性别流动多元的开放信念。而这些创作实践又反过来为传统的“双性同体”理念赋予了新的内涵和生命。     

高校社会工作教育中的性别敏感度

基于C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学生对性别角色、社会事件和社会工作事件看法的调查,发现受过专业教育的大学生群体可以从开放和平权的角度来理解性别问题,对相关的性别议题有较高的敏感度,但是其对私领域性别议题的敏感度低于对公领域性别议题的敏感度。为此,高校应当从课程体系设置、社会工作实务及督导等方面更好地将性别议题融入社会工作专业教育中,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的性别敏感度．使其掌握具有社会性别敏感的社会工作理念与研究方法,以推动反歧视性的社会工作。     

从内容到形式：“社会性别”研究的新路径

“社会性别”作为一个四字词语在现代汉语中是随着西方女性主义关键词gender在中国的翻译、使用而出现的,其概念界定与使用的众说纷纭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学研究界对这一问题理解上的差异性与驳杂性。从复原生理、心理层面上的传统性别差异到批判性别生成中的男权文化机制,从执着于提升被压抑的个人、身体价值到强调公共领域中的女性参与,从建构多重主体的性别维度到解构生理性别与文化性别的二元对立,从注重精英叙事中的女性话语到开始与大众文化结缘,社会性别研究在新时期文学中经历了繁富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在这其中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研究一直较为薄弱,形式研究关注叙事人、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叙事修辞等形式要素体现的性别权力关系,能够丰富和发展尚嫌薄弱的新世纪文学叙事学研究,为私人化写作落潮后的女性文学开拓新的话语空间,增强女性文学研究的学理性、专业性、国际性等。     

从van Dijk的社会认知语境理论看新闻中的社会性别建构

社会性别是体现权力关系的一种基本途径,两性不对称的权力关系可以镶嵌在新闻中得以维护与再生。对于新闻中的社会性别批评性研究,鲜有人从认知角度考察社会性别的新闻话语建构。本文以van Dijk的认知语境思想为理论基础从社会性别的话语建构、社会认知理论下新闻中的社会性别建构及新闻背后两性不对称的社会权力关系本质三方面简要揭示新闻中社会性别话语建构的非自然化特征以破除原有社会性别意识偏差。     

构建技术符号学:论莱文森关于技术演化的路径

保罗·莱文森的媒介进化论思想分别从媒介内部和媒介之间两个方面给出了技术演化路径，表现出构建技术符号学的努力。从媒介内部演化来看，技术发展经历“玩具-镜子-艺术”三个阶段；从媒介间发展来看，技术演化遵循补偿性媒介和人性化趋势两大线路。技术即符号，通过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符号学演绎得出：技术就是在“新奇”和“震惊经验”的刺激下，处于动态三元关系中的符号；媒介演进的补偿性和人性化趋势，实质上就是符号在元语言能力作用下的无限衍义。符号学对于广义符号文本的关注，使得技术研究更多地关照到符号环境，这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研究初衷的回归，利用符号学方法演绎技术演化路径，也是对莱文森媒介理论的延伸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