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案例研究

数字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是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是一项重要的政策议题。现有研究忽视了数字化转型中多要素路径组合的视角，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方式研究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以组织创新领域的TOE理论为基础，本文构建了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概念框架。进一步以我国省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通过案例比较和数据统计的研究方法，探讨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实现路径。研究发现我国省级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主要有三条路径——发展驱动路径、需求回应路径和竞争压力路径，这三种路径组态具有较强的稳健性。本文对地方政府治理数字化转型的路径研究，通过聚焦组织机构与信息技术的互动，深化了对治理数字化转型的理解。进一步推进治理数字化转型，需要重点加强新型信息技术工具的深度应用，通过数字技术赋能政府治理。     

农业数字化转型的理论逻辑、推进路径与现实挑战

我国正处在信息化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历史交汇期，农业数字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战略方向和重要内容。当前，数据要素赋能农业生产，通过智能化技术变革生产营销方式；重塑农业组织结构，推动农业组织结构网状化发展；整合农业产业链，实现信息共享和生态位调整。可以说，数据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引领农业要素结构优化和产业升级。农业数字化转型的路径则是以农业现代化生产为目标，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以消费者需求为核心，推动消费方式变革；以整合农产品供应链为目的，推动经营方式革新；以产业融合发展为导向，推动产业结构变革；以组织化水平提升为基础，推动能力变革。未来，农业数字化转型将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应严格落实好农业数字化发展规划，宣传推广典型案例，因地制宜、以点带面推动数字经济与本地农业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应鼓励数智经济企业利用其丰富的开发经验和数字技术实力，加快农业配套应用的开发；应注重在生产端和营销端提升农民数字技术应用能力，更公平地享受农业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数字红利。     

数字化转型能否助力我国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

通过将数字化转型伴生的数字技术及数据要素效应纳入企业知识投入产出分析框架,实证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质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异质性分析表明：公司优先推动采购及运营部门数字化转型、科技高管组织推动数字化转型及在数字基础设施发展较好地区推动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创新提质增效的作用更显著。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通过赋能企业内、企业间合作创新和企业学习来驱动企业创新提质增效。因此,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将为制造业创新提质增效提供新动力,这对于探索数字经济下我国如何促进制造业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理论框架与实现路径

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是数字经济时代农产品供应链创新发展的重要方向。该转型强调以消费者为中心、以技术为驱动、以数据为基础,推进供应链流程可视、响应灵活、运作智能,进而形成开源、节流、强感、增效的农产品供应链网络和生态系统的过程。当前,中国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面临着较为有利的外部环境,但由于中国农业数字化建设刚刚起步,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整体上处于探索阶段,在技术、运营、结构和治理等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因此,推进农产品供应链数字化转型,需要结合经济、社会、技术、政策环境变化并针对存在的问题,以打造供应链数字化生态系统为目标,从供应链技术应用、运营管理、组织结构和供应链治理等层面构建数字化转型框架,系统实施数字化变革。     

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与路径设计研究

数字经济的爆发式增长已成为驱动企业数字化升级的根本力量。企业作为数字经济的主要参与主体,如何通过数据赋能与数字技术应用实现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值得进一步研究。为了有效支撑企业数字化升级,首先,数据与数字技术分别是企业数字化升级的通关密码和赋能工具。其次,基于数字技术驱动企业产品与服务的数字化创新,实施流程再造满足顾客需求,从而实现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升级。再次,基于数字平台赋能打造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支撑的数字平台,重构传统价值链和塑造新的价值创造及传递方式,最终实现商业模式的数字化升级。最后,基于数字生态共生拓展行业边界实现跨界整合,构建数字生态体系引领行业整体数字化升级与跃迁。这些结论对数字经济下企业数字化升级的内在逻辑和路径设计有所借鉴。     

耦合与调适：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何以行?

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是借助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算法优势，集物联网、智能管理、农业自动化等于一体的新兴赋能农业农村发展模式。数字乡村在接续乡村振兴、融合乡村产业、赋能乡村综合治理、提升乡村数据价值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意义，可以说数字乡村成为赋能乡村振兴建设的引擎。当前，数字乡村赋能乡村振兴建设中还会遇到技术障碍、技术差异、技术鸿沟、技术堕距等张力困境，阻碍了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转型。针对乡村振兴数字化转型遇到的突出问题，应充分利用数字化的赋能耦合调适功能，通过健全共建主体利益联盟、建立城乡数据耦合机制、提升数字包容优化路径、建构乡村新业态最优化等措施，不断推进数字赋能乡村振兴发展，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农业农村数字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数字化转型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耦合逻辑与实现路径

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是新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议题。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存在高度的耦合性,两者的产生都是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的必然选择,具有相同的战略意蕴;数字技术的赋能可以有效地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对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具有内在规定性。因此,以探索高等教育数字化转型的举措为主线,从加强顶层设计、推进内部变革、强化外部保障等三个方面来建构推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     

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人力资本的中介作用和动态能力的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高速发展,制造企业逐步投入数字化转型浪潮,但数字技术能否赋能企业创新以及两者之间的作用路径尚不明晰。文章引入人力资本和动态能力变量,构建企业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的作用模型,选取2013—2022年中国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具有倒U型影响;人力资本在数字化转型和创新绩效之间发挥倒U型中介作用;动态能力中的吸收能力、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均对数字化转型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起调节作用;数字化转型对创新绩效的倒U型影响在东中部地区、大中型企业、国有及民营企业中显著。研究结论丰富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之间的非线性关系研究,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战略决策提供了有益启示。     

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融资约束∶理论机制与经验事实

在数字经济不断发展背景下,研究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其融资约束产生何种影响具有重要现实和理论意义。文章基于信息不对称和资源配置理论以及世行2012中国小微企业调查数据,利用中介效应模型等实证方法检验了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融资约束的影响及路径。研究显示,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对缓解融资约束起到了显著推动作用,这一结论在考虑了内生性以及样本选择偏差等问题后依然稳健。在作用机制上,数字化转型不仅能够将小微企业经营流水等软信息转化为硬信息(即信息显化效应),而且能够改善小微企业盈利能力(即资源配置效应)。同时,异质性分析发现,相对于国有参股和服务行业小微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于缓解非国有参股、制造行业小微企业融资约束的边际效应更大,且融资约束缓解类型主要表现为自我融资约束。     

数字经济赋能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三重路径研究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路径。数字经济作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驱动力量,可以通过数字化转型、开放性合作和模式创新的三重路径为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提供支持。一是数字化转型,即利用数据、算法等数字技术分析环境信息,采用数字化生产和数字化供应链管理,实现企业绿色技术创新;二是开放性合作,即与各方合作、共享资源,提高绿色技术创新的开放性,发挥技术、市场、政策、人才等要素的协同创新效应;三是模式创新,即开创全新的绿色技术创新模式。模式创新涉及企业商业模式和企业文化的变革。企业应重视关键技术因素,理顺数字经济、环境保护和社会责任等的关系,提高环保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     

平台的“祛魅”:城市治理数字化转型中的组织-技术互嵌逻辑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新兴技术在塑造以数据为基础、以平台为枢纽的城市治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科层治理体系经历信息化到平台化再到数字化的调适性变迁，而技术增效、数据赋能到平台赋权的技术吸纳逻辑推动着城市治理体系不断升级。新兴技术嵌入城市治理体系既是科层组织的改革与创新战略，又受制于科层组织的权力结构和技术工具限度，组织-技术互嵌程度决定技术吸纳的深度和效度。在组织-技术互嵌迭代过程中，数字化城市治理体系呈现“人防”“技防”混合、数据与管理分离、治理要素“碎片化”的特征。城市治理体系转型需要明确数字化平台的功能定位，以问题感知为核心功能，警惕数字技术塑造的“新权力”带来城市治理“再碎片化”。     

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困境与优化路径

随着数字建设成为国家战略，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方兴未艾。湖北省以数字政府建设为基础，通过数字化政策保障、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数据价值化等策略，推进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发展。目前，湖北省县域经济数字化转型仍存在诸多问题，应当完善数字化转型政策，因地制宜出台措施；培养数字化转型理念，综合提升主体思维认知；拓展资金来源，实现精准成本投入；加强数字化人才引进和培养，提供创新内生动力。     

乡村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及其实现路径

我国乡村社会的简约治理在承袭传统中不断变革。在数字时代，简约治理对于推动乡村振兴、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同时也有待实现数字化转型。简约治理的数字化转型源自现实基础层面的深刻变化，国家加大资源输入、社会结构基础改变、风险社会到来以及互联网的形塑作用都在不同程度上推动着这种转型。数字化转型对简约治理带来的挑战集中于行政成本、人际互动、治理回应性等方面。在保持“积极有为”治理取向的基础上，数字技术在组织体系非科层化统合、治理过程人格化互动方面，赋予简约治理以新的要素和表现形态。数字化转型的简约治理应当以公共服务为主要内容、以流程精简为构造理念、以多元参与为调适机制，实现“化繁为简、简而不少、简而高效”。与此同时，应防止带有刚性约束的数字技术弱化基层治理的自主性和灵活性，防范过于依赖数字技术治理而弱化人格化互动。     

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与优化路径——基于信息生态系统视角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是夯实“大食物观”保障我国食品高质量供给，提升食品安全风险治理效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关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信息不对称明显，且面临数字化治理理念相对落后、要素整合不强、智能应用不够和多方参与不足等现实困境。基于信息生态系统理论，构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框架，辨析信息主体、信息内容、信息技术和信息环境等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要素，遵从协同性、最优性、涌现性和调适性等系统特征归纳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原则，厘清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逻辑思路。通过信息主体数字理念创新、信息内容数字要素聚集、信息技术数字智能驱动和信息环境数字组织互联等均衡协调，提出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优化路径，实现食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治理整体化、精准化、敏捷化和协同化。     

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发展实践

中国传统产业数字化正以较快速度推进,东部地区企业数字化速度快于西部,国有企业数字化转型整体水平较高,中小企业数字化成熟度有较大幅度提高。全国31个省市区（不含香港、澳门和台湾）均有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经济发达的省市区集中了较多的示范基地;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更多地集中在制造领域,为制造强国建设奠定了基础;国家新型工业化产业示范基地更多地汇聚了创新创业人才和关键核心技术等要素资源,正加快数字化转型。未来,中国需要加快工业化示范产业基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基地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强化协同创新平台,培育专精特新企业,增强企业竞争力;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探索示范基地内不同类型企业数字化转型新路径;加快数字人才培养,完善重塑产业示范基地数字文化和创新文化。     

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逻辑、困境及路径

数字乡村建设是“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嵌入乡村治理过程，重构乡村治理要素，促进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遵循“主体—方式—规则”的内在逻辑，推动乡村治理主体由一元主导转向多元共治，治理方式由简约治理转向数字治理，治理规则由非正式治理转向正式治理。文章认为，在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进程中，存在乡村治理主体理念差异、方式手段不同和规则体系矛盾的实践困境，以培育数字治理理念、构建数字治理平台、完善数字乡村制度为优化路径，可以助力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数字技术双重特征的分析

数字技术具有双重特征,一重是可编辑性、可寻址性、可沟通性和可生成性等基本特征,另一重则是与制造业主体交互、融合过程中衍生出的通用性、演进性、不确定性和外部性等特征。数字技术的基本特征决定了其在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进而产生转型效应,包括数字效应、开放效应、敏捷效应和增值效应。具体到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技术的衍生特征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转型效应的发挥,进而构成转型障碍：通用性背后的转型门槛影响了数字效应;演进性和不确定性引致的转型成本弱化了增值效应;外部性催生的数据安全问题等转型限制因素则限制了开放效应与敏捷效应。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中小制造企业固有的各种问题又与转型门槛、转型成本和转型限制因素等转型障碍相互影响,形成了复杂的转型实践难题。为此,应通过建立数字化人才培养体系以缩小转型门槛差距、完善数字化产品及服务供给市场以降低转型成本、构建基于行业差异的支持政策以应对多种转型限制因素的不利影响等对策,以有效克服转型障碍,促进中小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     

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源起、内涵与理论框架

产业数字化的本质是应用数字技术重构企业组织模式和产业创新发展范式,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实现加速创新与能力跃迁的动态过程。对此,产业领军企业亟需发挥产业链链长优势,以数字技术创新与管理机制创新双轮驱动,在重构自身商业模式和竞争优势的同时,打造面向产业数字化转型的数字化技术核心能力与数字化管理核心能力,进一步以产业数字化应用场景驱动“双核”协同,整合建构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IDDC）,加速产业数字化深度转型与持续创新跃迁。数字经济政策要更加重视培育产业数字化动态能力,发挥我国丰富应用场景优势,协同推进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资本配置效率

如何利用数字化转型提升长期资本配置效率,是当今复杂多变和高度不确定情境下所面临的重要课题。文章从信息效应的视角,探讨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检验了不同数字化转型维度的影响差异。结果表明：（1）数字化转型会提高资本配置效率,降低资本配置时的过度投资倾向;（2）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通过降低代理成本,降低行业和企业层面决策信息不确定性,进而改善资本配置效率。但数字化转型并不能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环境不确定性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3）在数字化转型的细分维度上,业务和组织流程上的数字化赋能可提高资本配置效率,而技术产品的数字化赋能并不能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企业高质量发展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