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批判?——对这个问题的康德式回答

什么是批判?我们何以能够作出批判?基于康德的启示,我们可以把批判分为对象性批判和自我批判两种类型。我们之所以能够对一种普遍现象或思想观念作出批判,乃是基于一种理性的概念构想,它刻画了事情的本真所是或理想应是,对实存的事情具有一种规范性的力量。而什么样的理念或理想才是合理的,这不能诉诸简单的内省反思,而应通过自我和他人现实的共同论理才能得到确认。     

批判与重构——试论巴金、老舍、曹禺对家族文化的批判

〕本文从对腐朽文化的批判与民族新文化的重构这一视角出发,分析巴金、老舍、曹禺作品中所反映的家族文化,指出这种批判与重构,实际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更新和自我调整,同时也是民族发展的必然要求。     

“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族精神性质之论争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五四先驱者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性质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讨论。关于中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西化派持否定或批判态度,东方派持肯定或褒扬态度,李大钊则超越西化派与东方派的论争而提出"第三种文明"。从某种意义上说,东方派从肯定或褒扬传统文化的角度弘扬民族精神,而西化派则从否定或批判传统文化的视角重建民族精神,可谓是"殊途同归"。李大钊提出的"第三种文明"即"苏俄文明",预示着中国近代文化向现代文化的转变、近代民族精神向现代民族精神的转型。五四先驱者对民族传统文化与民族精神性质的探讨,是一次巨大的思想启蒙和对文化现代化的追寻,在唤起中华民族自我觉醒方面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我们今天探索和认识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资源。     

两位伟大的民族自我批判者——鲁迅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的比较研究

落后民族要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首先必须进行深刻的自我批判.鲁迅与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即是中俄民族伟大的自我批判者.他们批判了各自民族普遍存在的愚昧、麻木、卑怯、奴性;批判了人们之间的隔膜、不相通;批判了各自民族的"无特操"的劣根性;提出了"庸人与屠夫的互补"这一深刻命题.对于国民性格诸多不良方面的成因,两人都将其归为专制制度的残暴统治.他们在民族自我批判方面亦有明显不同:谢德林对知识分子关切重于批判;而鲁迅对知识分子的态度要严厉得多.这因为俄国知识分子确实比中国知识分子优秀.     

试论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民族建构问题上的分争

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民族同化，民族国家的建构上存有分歧，自由主义对民族国家有一种特殊的偏爱，其所构建的民族国家力求国家与民族的重合，其实质是一种民族同化政策，多元文化主义对这种民族同化政策进行了强有力的批判，并提出尊重民族特性，各民族共同繁荣的主张。从同化到共存，本文对多元文化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民族建构问题上的分歧与争论进行了阐述。     

克服“那喀索斯情结”--张承志散文的回族文化自我批判

一个文化主体能否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我批判,关系到一种文化的兴衰存亡。张承志在高扬回族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逐渐对民族文化中的缺陷———乡约传统、小商传统、内部分裂、宗教世俗化堕落、人道主义的缺失、穷人消极等待救助等进行了批判。这种自觉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对于他的文学主题的升华和回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克服“那喀索斯情结”——张承志散文的回族文化自我批判

一个文化主体能否自觉地进行文化自我批判,关系到一种文化的兴衰存亡。张承志在高扬回族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同时,逐渐对民族文化中的缺陷——乡约传统、小商传统、内部分裂、宗教世俗化堕落、人道主义的缺失、穷人消极等待救助等进行了批判。这种自觉的文化自我批判意识,对于他的文学主题的升华和回族文化的健康发展都具有重大意义。     

论中国当代先锋诗歌中的死亡意识

中国当代先锋诗歌对死亡这一特殊的生命现象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死亡意识在先锋诗歌中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形态一是通过死亡来反思、确证人的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对草菅人命的"文革"进行否定与批判;二是将个体死亡与国家、民族命运融为一体,死亡成为民族重获新生的一种神话;三是将死亡作为一种艺术,诗歌成为一种潜在的或实际的自杀行为艺术.     

论回族日常交往的认同心态

［摘要］回族日常交往的认同心态经历了自我认同、民族共同体认同、国家认同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的认同呈现出三种不同的心态表现形式：自我认同心态是觉醒心态,对民族共同体的认同心态是觉悟心态,对国家认同的心态是觉知心态,觉醒心态是自我及其相关血缘关系至上的心态,觉悟心态是自我归属的民族和宗教至上的心态,觉知心态是国家利益至上的公民心态。回族通过国家认同心态的生成,一方面与其他民族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的社会凝聚力,一方面将内群与中华民族相统一,将个人吸引与社会吸引相统一。     

甲申周作人的家国书写

"守住中国人的立场"既是民族国家立场的表达,也是沦陷区知识分子应守的道德底线,对周作人而言并非故作装潢的门面话。周作人的"中国"之声和"精神"追求表达了尊严的诉求和独立的姿态,无形中抵制了侵略主义者的文化殖民霸权。即便在他最自我不过的美文中也不难找出民族国家的剪影,不难寻觅个人与民族国家的合影。与民族国家情结相比,闲适至多是一种调节,一种文化的平衡,彰显了现代性的喧哗与骚动。周作人的文章多被误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其谐谑讽刺手法的运用,言近旨远的譬喻和"夹行中的意义"的审美诉求。对沦陷区的战时环境而言,周作人"人的建设"工程意义重大。翻译行为本身也成了周作人的有意批判和间接抗议。     

赛义德和赛义德东方主义的共谋

赛义德及其重构的东方主义从其批判意识出发,通过放大传统东方主义的某些侧面而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重构.赛义德的批判陷入了私人化的误区,导致批判(所指)和批判主体(能指)分裂,因此批判就变成了赛义德自我建构的一种策略,而不再具有它所力图表征的意识形态特权.赛义德和西方之间实际上是一种雇员/雇主或生产者/消费者的关系.     

国家、民族立场与道德立场的对立统一

国家、民族立场与道德立场之间冲突与协调的关系是当代科学家、工程师以及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人民常常会面对的重大问题。本文通过对这两种立场的社会心理基础的考察和分析指出：１． 国家、民族立场是以自我为出发点，道德立场是以他人为出发点，故二者在其行为方向上表现为对立性。但是，两种立场的根本动机都是在于更有效地满足人类个体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的需要，因此二者在其目的性上又具有一致性和统一性。２． 两种立场是分别基于不同的认识层次。由于个体与其国家、民族之间存在直接的归属和依存关系，故个体很容易直观地认识到国家、民族对自我的重要性，从而自发地产生爱国主义立场。而道德立场和道德原则因其超越了直接的归属和依存关系，因而它必须通过对人类本性及其社会性存在的理性认识方能达到。３． 在作用和效果上，道德立场和原则对实现人类自我保护和自我发展具有普遍有效性，是人类文明进步最根本的、普遍有效的推动力量，因此应当作为衡量各种信念、立场和行为的尺度或标准。而国家、民族立场则必须置于道德信念的指导之下，在道德原则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才能对人类进步产生积极作用     

青海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自我状态的比较研究

通过自我状态测验量表对300余名来自青海各地的藏、回、土、蒙古、撒拉等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进行测试的结果表明，少数民族与汉族大学生5种自我状态的表现虽然都属平坦型中的凡人型，但二者不仅在批判型、养育型两种自我状态中存在显著的差异（P＜0.01），同时，在成人自我状态中亦存在很大差异（P＜0.05）。     

论民族国家下的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的阶级状况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有两个层面：首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与个人是互相建构的,而这种互相建构又是以阶级政治为中介的。其次,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更是使自我认同成为一个社会基础。在社会性别方面,女性主义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自我认同,它们都试图把人从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能在私人领域有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我把握。而在由多元族群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中,族群状况同自我认同的关系也是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的。一个多族社会中的族群关系问题可能以同化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来解决。     

思想的分量——鲁迅“立人”与“国民性改造”思想散论

鲁迅在他从事文学活动之时,就将“立人”与“国民性”改造问题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作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思想先驱者,鲁迅以大文化的角度,反思整个民族从历史到现实的生存状态和精神,探索如何改造和重塑民族文化心理,强化民族精神。鲁迅对国民灵魂的剖析,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中华民族进行自我批判、自我更新的精神历程。鲁迅正是以这种清醒的批判精神,去寻找民族复兴的希望。      

马克思主义文论对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启示

新时期以来,我国民族文学研究在取得可喜成绩的同时,依然存在着对"民族""民族文学"等元概念缺乏明晰界定、对国家与民族之间的联动性关系认识存有不足、其研究方法路径仍需丰富多元等问题。以此,马克思主义文论能够为新时期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其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史观、自我批判反思品格是开展民族文学研究的根本基础;马克思主义文论的人民性本质和实践性特征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鲜明的理论目标和价值定位;马克思主义文论所具有的开放性姿态决定了推进民族文学研究是其自我创新自我发展的必要内容和时代要求;马克思主义文论以"回到马克思"为理论追求能够为民族文学研究中的本土与世界对话、联通、互融等命题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和指导借鉴。     

关于哲学的批判

所谓哲学的批判,是指哲学作为人类精神文化的灵魂,出于对人之生存意义、行为方式和终极思想的关怀以及表达或体现这种关怀的一种特有的方式或方法。哲学的批判可分为三个向度:自哲学批判、对哲学的批判和哲学的自我批判。所谓自哲学的批判,即是自本体的批判。自哲学的批判并不是对具体学科的具体问题和知识指手划脚,而是对具体学科知识最一般的理论预设,前提的批判。这不外乎是以潜在可能的事物来批判既定或已然的事物,以新的事物批判旧的事物。其目的在于,通过自哲学的批判促使具体学科知识强固其前提,光大其传统,拓展其视野,超越其局限,进而促成具体学科知识的整体进步。所谓对哲学的批判,就是部分对     

简论哲学的批判和自我批判

什么是哲学的批别?无论常识性的看法,还是学术界的观点,众说纷纭,各执己见。哲学的批判既不能从被批判对象那里得到依附性的规定,也不应从哲学的对象性方面把这种批判当成外在的或可有可无的。本文旨从哲学的主体性方面来提示哲学的批判,这就必然涉及到哲学的自我批判。因此,哲学批判的特性和内容有待于来自哲学的自我批判的规定和检验。本文基于上述,首先,简述了哲学批判的涵义、本质和目的;其次,考察了哲学由批判到自我批判的意义;再则,比较了康德哲学的批判与马克思哲学的批判;另外,探讨了哲学的批判与自我批判之关系;最后,阐明了在哲学理论和实践之中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意义和影响。     

“人权运动”中的现代国家建构——以《新月》为中心的分析

1920年代末至1930年代初,胡适、罗隆基等人发起一场要求“人权”与“约法”的运动。学界一直以来大都视之为中国学人争“人权”的运动。然而在现代国家建构的视野下,“人权”、“约法”本为其题中要义,其时中国学人相关诉求的背后,更是他们之于现代国家的理解和建构规划。在这一意义上,他们批判、重建国民性,亦是为现代国家准备相应的国民性基础。因此,这场“人权运动”也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国家意识觉醒和现代国家公民自我确认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融入到现代中国民族国家建设的系脉之中。     

民族主义话语的媒介建构策略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媒介民族主义话语经历了酝酿、发展和成熟阶段.媒介对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建构,是在二元化的叙事框架中展开的:一是时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往昔自我”之间的叙事;另一是空间的二元叙事,即介于民族“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叙事.正是通过对这两种框架的策略性运用,媒介完成了对民族以及民族国家的时空想象的描画,实现了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符号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