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商会参与地方治理——温州个案研究

温州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构成了民间商会兴起的基础,温州商会参与地方治理的显著绩效使其获得广泛的代表性与合法性。在推进区域经济发展的进程中,温州地方政府不断地赋权于民间商会,而民间商会在承接政府职能过程中持续地提高自主治理能力,从而形成地方政府与民间商会良性互动的局面。温州商会的经验表明,＂在参与中成长＂是发展社会组织和构...     

近代温州商会兴起探析

晚清的重商主义让一直位居" 四民之末"的商人,一跃成为城乡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筹建新式商人组织成为时代之音.在此背景下成立的近代温州商会,在经济、政治、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使商人成为近代温州社会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探寻温州商会的兴起缘由,弄清近代温州商会的本来面貌和真实状态,对于当今新兴商会的发展、对于中国商会史研究不无启发和借鉴意义.     

异地商会管理体制:现状、问题及对策

异地商会是非营利组织中的一种特殊组织形式和制度安排,近年,异地商会发展迅猛,在地方社会、经济领域表现出了极大活力.然而,随著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现有的异地商会管理体制逐渐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主要障碍.福建省异地商会发展迅速,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其发展速度和数量均居全国前列,尤其其市级和县(区)级异地商会已发展成为福建省异地商会的主体.以福建异地商会为例,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异地商会管理体制存在管理进度、登记门槛高、管理缺失等问题,提出健全异地商会管理的法律法规；尊重和扩大异地商会的民间性和自主性；加强和完善异地商会的内部治理；放宽准入门槛,变“一地一会”为“一地多会”；建立归口工商联分级管理的异地商会管理制度等可行性政策建议.     

另一领域的民主:浙江温州民间商会的政治学视角

本文以 1990年代以来浙江温州新兴的民间商会为个案 ,考察了我国现阶段的民间自治性组织与民主的关系。指出 ,温州的民间商会从产生、组织建设到日常运作 ,都体现出了现代民主的价值和精神 ,是温州民营企业家阶层自发进行的一场民主的实践。民间商会在企业、社会与政府之间构筑了一条行业和民营企业家 (企业主 )阶层利益聚合、表达的通道。根据对温州民间商会多年的观察和思考 ,作者从温州民间商会的行业组织模式、企业家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以及地方政府和主管部门的支持三个方面 ,尝试回答了民主为什么能够在温州民间商会发展起来的问题。温州民间商会组织和民营企业家阶层的基层民主实践 ,对中国的民主化进程的推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异地商会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研究

作为新型的社会组织,异地商会在促进地方招商引资、维护社会稳定、参与公益事业、会员之间融资互助方面发挥出很大的作用,但是制度建设的滞后也使得异地商会在管理和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不足.加强法律法规建设、规范异地商会管理同时加强异地商会党建工作才能为其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民国时期商人团体与财政治理——以汉口商会为中心

财政为庶政之母。在近代政府公债的承募、货币改制及税政改革过程中,政府多依靠逐渐兴起的新式工商团体的作用实现财政功能的拓展。汉口商会作为区域商人利益集体代言人,在财政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民国时期汉口商会就财政举债积极发声,参与政府对公债的整理以求维护财政信用与债权人利益。为维护商利,汉口商会不仅参与地方货币的整顿,更积极倡导币制革新,谋求币制统一。随着新式工商税收的相继开征,汉口商会从纳税人角度就税率标准、征稽方式等与政府展开了深度的互动,甚至在税法的修订、减征或缓征等涉税问题上与政府激烈博弈。政商之间围绕财政问题互动博弈一定程度展示了近代新式商人组织参与国家财政治理的复杂面相。     

清末民初商会的商事仲裁制度建设

商会这一现代性的商人组织在1904年出现以后,对近代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各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产生于清末民初的现代性商事仲裁制度,是商会所带来的重要影响之一,这一制度的形成,经过了无专职机构,到商会自设专职机构,再到依法设立专职机构的三个阶段,不仅使商事仲裁制度从自由化走向法制化和规范化,使商会的商事仲裁效力和权威性逐渐提高,而且反映了商会与政府的互动关系,以及清末民初中国司法制度的现代性变革。     

论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以近代天津商会为例

近代以来,以商会为主的商人团体参与城市公共环境的整治与管理所做的贡献毋庸置疑。过去在文章中对此有过一些简单论述,但对以商会为主的非政府组织(NGO)参与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管理的专门论述尚不多见。本文拟对近代城市公共环境整治与非政府组织参与的论题,以天津商会为中心展开探讨,以便对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协调合作的城市管理模式有进一步的理解。一建立公众参与机制,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是政府政策启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天津商会作为当时最主要的商人社会团体,不仅在辅助政府实施工商政策方面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在…     

深圳市电白商会发展的启迪

异地商会迅速发展,为茂名的社会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异地商会的发展、管理、运作是必须面对的问题。本文解剖深圳市电白商会十多年来发展壮大的历程,从以商养会、信息共享、公益事业、会员共同发展、为家乡招商引资牵线搭桥等方面进行举例叙述,抛砖引玉,为其他异地商会提供借鉴经验。     

论新时期政府、商会和民营企业的新型关系

中国加入WTO后,商会和行业协会等社会中介组织在社会经济建设中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了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加入WTO的需求,目前首要的任务是理顺商会、行业协会与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关系,加强商会、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实现组织的民间化和民主化,培育和发展组织完善、运行规范,既适合我国国情又与国际接轨的商会和行业协会。     

我国商会组织的发展特点与转型路径

当前我国商会组织发展呈现多元化和异地化特征.行政性行业协会身陷困境、艰难转型,各种类型的民间商会蓬勃发展,组织化程度和自治水平日渐提升.商会日益成为促进企业间合作、规范市场秩序和孕育文明商业文化不可或缺的制度支点.本文认为,引导商会组织有序、健康发展,发挥其在市场治理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组织载体作用,须尽快出台规范商会活动的专门法规,明确商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性行业协会的民间化改造;加大对民间商会组织的培育和规范力度,在充分赋予其自治权的同时,加强商会内部组织规范建设和外部法律监管.     

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

清末商会与商人心理的现代化张琴早在现代商会产生以前，中国已有商人组织存在。各业手工业者（往往既是生产者又是销售者，可归入商人一类）和专事运销的商人都被纳于行会之中。行会是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和城市发展的产物，一度推动过生产力的发展。然而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     

温州商会的兴起:温州模式研究的政治社会学范式转型

温州商会的兴起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建构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近代商会法律制度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最早的商会立法是1904年《奏定商会简明章程》,1914年和1929年公布实施了新的商会法和施行细则。中国近代商会法律制度的建立,对于中国法制近代化意义深远,不仅为中国近代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提供了空间,而且提高了商人的法律地位,并为中国近代经济立法和执法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基础。     

近代胶东商人与地方公共领域——以商会为主体的考察

近代胶东是山东商业活动最为繁盛的地区之一。随着商会的纷纷设立,近代胶东商人通过商会组织,积极参与工商管理、市政管理、社会公益等地方公共事务,在地方公共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促进了地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粤港商会发展比较及其对地方商会发展的启示

商会作为社会中介社团组织对广东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运用相关理论和方法对粤港商会的基本情况、外部环境、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总结香港商会的发展经验和广东商会存在的突出问题十分必要,这对广东和内地地方商会的发展具有许多启示.     

论商会的性质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会作为非政府组织的重要形式,其地位和作用日渐突出。而法律对商会性质的界定直接关系到商会本身的组织结构和职能作用,进而影响到商事活动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发达国家立法皆将商会定性为非营利性法人组织,并充分发挥其社会中介职能。我国商会的性质应定性为社团法人组织。     

沦陷时期日伪政府对保定商会的体系再造及其控制

华北沦陷后,日伪政府从便利"经济统制"出发对保定商会进行了组织结构上的改造,从而将其殖民控制力下移,向基层社会渗透。日伪政府变更了原有的商业组织结构,使同业公会附属于商会,在事实上建立了纵向的商会组织体系;在调整后的商会系统上绑定新民会组织——新民会职业分会,以控制商会及同业公会的人员;另外建立各业"组合"用以控制商业物资。在日伪政府与保定商会的关系调整中,虽然日伪政府始终是强势的一方,但商会对于日伪政府的每一项调整仍有自己的诉求,并努力减少日伪政府对商业的侵害,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当时商民生活的实态。     

宜昌商会的“柔性社会权力”与辛亥宜昌“有序革命”

辛亥革命时期,宜昌商会已成长为宜昌地方最有"权势"的民间社团组织。面对席卷而来的辛亥革命风暴,宜昌商会依凭其社团组织"柔性社会权力",通过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辅助革命党实现宜昌和平光复,辅助革命政权有序取代旧政权,辅助革命军政、行政事务有序推进。革命在宜昌呈现出有序进行的状态,宜昌亦随之保持了相对的社会稳定。宜昌商会在宜昌光复期间的政治作为,彰显了宜昌商人对社会稳定和工商业发展的深切渴望与追求。宜昌商会与革命党在革命蓬勃发展时期所结成的密切合作关系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政治效能,显示了逐步成长起来的商人社团在稳定地方社会秩序、辅助政治组织顺利施政中的独特作用,也反映出民间社团业已对政治组织实现政治目标的程度与效果具备一定的约束、干预能力。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