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王实味的定案

这是《毛泽东与王实味冤案》总题目的第一篇.尚有:王实味冤案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毛泽东在七大回顾王实味问题、"赔我一个王实味"、毛泽东对王实味的"再批判"、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再提王实味等,系统地阐述王实味冤案发生和发展的全过程,并探讨毛泽东与王实味冤案的关联和王实味冤案对毛泽东决策的影响.本篇强调:王实味冤案是在整风运动中发生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延安整风运动,就没有王实味冤案。      

毛泽东与王实味的定案(续三)

本期续刊的是总题目的9、10节。王实味案,从总体上说,是由罗迈引发的,经康生插手以后,升格为“托派”、“反革命”,并由毛泽东最后认定。结果,王实味在1942年10月被开除党籍。1943年4月1日被捕。1947年7月1日遇害。      

毛泽东与王实味的定案(续二)

本期续刊的是总题目的第8、9节。康生说,王实味不仅是托派分子,而且是复兴社分子,兼差特务、反革命。康生的话,当时具有“指令”的性质。但王实味案,主要是“托派”,而“托派”的证据是不足的:王实味与托派分子有联系,也为他们翻译过托派的资料,但不能说是“托派分子”。      

毛泽东与王实味研究中的相关争议性问题评析

王实味事件发生在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王实味被批斗并最终被错误处决,使得延安整风运动的正当性遭到质疑,也引发了一些研究者对毛泽东与王实味的相关评价产生争议,主要集中在王实味“托派”帽子是否由毛泽东扣上、王实味作品暴露延安“阴暗面”是否在于动机不纯而为毛泽东所批判、王实味与丁玲在整风运动中的不同结局是否在于他们两人与毛泽东的私人关系不同、王实味之死是否由毛泽东一手造成等问题上。辨析这些争议性问题对于还原历史的真相并正确认识延安整风的历史地位与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

历史总是有足够耐性和时间让人们去反省,王实味被杀害已经半个多世纪,平反也近二十年了,然而,有关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学术界没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今天能够看到的文章多是对历史事实的追忆叙述,而缺乏学理性的分析。将王实味放在1937-1947年延安文艺运动中进行考察,深入剖析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挖掘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意识与追求同政党意识的博弈及知识分子最终对政治的服膺之因,就可以多向度、多层面证明王实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革命的追随者,只因他年轻气盛、天真理想、性格执拗、率性而为的行为在批判揭露文学新潮中引人注目,成为政治强力介入干涉文艺的一个借口和突破口,成为政治家和文艺家建构延安文艺过程中互相博弈的牺牲品。在延安文艺建构中,中共大力宣传阐释鲁迅,实质上是出于功利目的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功利性的置换,而丁玲、艾青、王实味真正继承延续了鲁迅精神,只是丁玲艾青迫于政治的压力,让自己的个性消失在时代政治的大潮中,个人的小我服从了时代的大我。只有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这是真正的文人秉性、真正的文人骨气,但以生命做代价太沉重。     

对王实味问题的再认识

本文以大量史实为研究对象 ,从文学、社会思潮、历史、文化的深层面重新审视 ,论述王实味冤案产生的内在原因及其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浅论定案的一般逻辑

法学上的定案,作为一种特殊的思维活动,本文就其特定的逻辑问题进行了探讨。人们研究并认识定案的逻辑问题,有助于准确地对案件进行定性和处理,有助于及时地发现、揭露定案活动中的错误,也有助于充分有力地对定案意见进行讨论和表达。      

略论刑事审判定案证据

刑事审判中的定案证据,不仅具有诉讼证据的一般特征,而且有其自身的构成标准和特征。即有罪案件定案证据必须具有充要性;在其他情况下,定案证据具有质的单一性、结论唯一性、终结性、有限可复验性以及定案证据体系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并且在一审程序、简易程序和各种救济、复核程序中,定案证据各自存在特殊性,定案证据与法官的自由心证存在一致性和冲突。     

共犯口供定案价值思考

对共犯口供定案价值的认识,学界至今未获一致,作为刑事证据理论中最为复杂的问题之一,深化对它的讨论,无疑具有十分深刻的实践意义。 一 纵览近十年来对该问题的争鸣,学说颇多,莫衷一是。个中缘由不少,依笔者之见,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各方立论的前提不同。因此,在讨论该问题前有必要对其前提加以界定,以使讨论得以深入。 其一,共犯和同案被告人 共犯就是共同犯罪人的简称,它指与他人联合进行犯罪的人。而同案被告人指基于各     

王实味事件悲剧成因及当代启示

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体现出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与启蒙追求。对王实味的批判改变了延安文艺多元化的文艺生态,王实味事件标志着中国文艺道路的转向,对当时及其后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的影响。     

“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困境与出路

印证主义诉讼模式下催生出的孤证不能定案是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潜规则。在司法实务中,孤证不能定案的运用存在着三大缺陷：混淆和错用孤证概念,难以准确界定孤证内涵;以证据数量替代证据质量,忽视对证据证明力的审查;证明形式化,缺少对证据审查的裁判说理。为了打破学界和实务界对孤证不能定案司法潜规则的信奉,修正该规则的内在缺陷,应通过准确界定孤证的概念和类型、明确孤证定案的主体条件和程序条件、运用证据补强规则并附加情态证据以实现孤证认定案件等路径,实现对孤证不能定案规则的重新解读、认知和破解。     

毛泽东与宗教

本文认为,毛泽东小时候曾受过宗教的影响,毛泽东学习新知识尤其是接触马克思主义后,转而批判迷信,毛泽东对宗教问题的一系列论述,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毛泽东与史学

<正> 毛泽东是一位历史知识渊博的政治家,与史学有终生的密切关系。他对史学不但始终饱含浓厚兴趣,而且有深入广泛的了解,更有深刻精辟的论述。史学为他发挥了巨大的资政辅政作用。毛泽东与史学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毛泽东与查田运动

查田运动是在极左路线高压下,由撒免毛泽东后组成的新的苏区中央局首先提出的。毛泽东的努力,不仅在查田运动的前期削弱了左倾教条主义者的危害,而且丰富了我党关于土地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与儒家思想

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在传承传统文化过程中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无疑是深远而全面的。而毛泽东的成长离不开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因此其本人与儒家思想之间的关系重点体现在阶段性和非延续性转变之上,经历了尊儒、扬弃、贬儒三个阶段。     

毛泽东与鲁迅

一、毛泽东与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与鲁迅虽然终生未曾谋面，但是他们彼此信任，互相尊重。鲁迅对毛泽东衷心拥护和爱我，毛泽东把鲁迅当作自己的同志和战友，他们的心是相通的．毛泽东酷爱鲁迅著作，经常阅读．在战争年代，行军打战，长征路上，也把《鲁迅全料带上。解放后，在书房卧床上放着《鲁迅全集》，出外观察，也常常带着。毛泽东很熟悉鲁迅著作，很了解鲁迅的为人。早在1937年他就充分地肯定和赞扬了鲁迅。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的大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     

毛泽东与王老吉

1925年,毛泽东被分配到国共合作时期的中央宣传部工作。10月,他带着母亲、夫人和两个儿子住在广州东山庙前西街38号。有一天,他在家里同中共广东区委书记陈延年闲谈。毛泽东说:“我来粤后发觉广州有一个很奇特的现象,就是有很多王老吉凉茶店,‘王老吉’为何物?凉茶又是什么意思?”     

毛泽东与抗美援朝

新中国建立之初的抗美援朝战争,是二战后世界最大规模的一场局部战争,是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最扬眉吐气的一场反侵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世界公认的大军事家毛泽东直接领导和     

毛泽东与辛亥革命

本文是力求多方面探讨毛泽东与辛亥革命关系的一个尝试。青年毛泽东的思想曾经历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阶段,在行动上他曾是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的积极追随者。对辛亥革命的论述,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辛亥革命上的共识,是毛泽东和相当一批党外民主人士合作的基础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