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圣王到圣人——从孔子作《春秋》看孔孟的人格建构

一直以来,学界对于孔子是否为《春秋》作者的问题存有争议。笔者依据现有史料试图通过逻辑推论的方法证明孔子确为其作者。文王之后,其子武王与周公分别继承“君”位与“师”位。孔子认为“师”,而非“君”才是“天命”的承接者。基于此,自视斯文在兹的孔子受命而作《春秋》,经此“僭越”完成了对传统“德行—政权”二元结构的改造,一个“德行—人格”的新结构于是诞生。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辨析“师”与“臣”的身份差异,强调了“师”高于“君”的地位。同时,他将孔子推上了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的高位,以彰显其作《春秋》的历史意义。通过圣化孔子,孟子建立起一个超越政权与道德束缚的“最高人格”的形象。     

孔子“诗教”观再解读

孔子推崇《诗经》,这在《论语》和《孔子家语》①多有反映：“不学诗,无以言”,是孔子对诗的作用的解读;“诗”三百、思无邪,是孔子对“诗”的总体评价;虽重“诗教”,但就“六艺”之间关系来看,孔子认为“诗”的最终旨归应为促进礼和乐的培养。孔子“诗教”观始终围绕“君子”这一理想展开,具有强烈的道德说教色彩。     

孔子德治思想初探

孔子德治的最高理想是大道之行下的大同社会 ,王道之行下的小康社会则是其最低理想。“仁”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核心 ,“礼”是孔子德治思想的总纲 ,“天命”则成了孔子德治思想的封闭环。“克己”与“爱人”是实现孔子德治思想的两条主要的途径     

《孔子改制考》中的“董氏学”思想探析

康有为的“董氏学”思想对其《孔子改制考》的撰写有着深刻影响。为了证明孔子具有“改制”的资格,康有为借董仲舒之口来塑造孔子为“新王”的形象。同时,他还证明孔子的“改制思想”通过“口说”流传下来,而能够接续孔子“口说”的,则是董仲舒。他认为“托古”是孔子改制的重要特征,孔子的“托古”思想依靠董仲舒的《春秋繁露》较为完整地保留下来。     

论孔子“仁”的思想意蕴及价值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但孔子强调的“仁”已经不是处于伦理道德领域对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道德规范,而变成了一种治国学说,既教育统治者为政时应持有的态度和对为政者的一种评价;孔子的“克己复礼”落脚点是“归仁”,是孔子政治观的实现方式。孔子把“仁”作为政治思想,标志着中国古代一种新的治国思想的诞生。     

对《论语》中“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解释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见《子罕》篇)一句,到底应做如何解释,历来意见不一。最常见的解释是: 孔子偶尔(或很少)议论利、命和仁(的问题)——杨伯峻 从字面上看,如果不联系孔子的思想主张和全部言论,似乎如上做解,不无道理。但是,只要我们稍加分析,从孔子的思想主张及这句话的语言结构诸方面去考虑,就觉得如是解句很欠妥当。 我们知道:孔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而儒家的主要思想倾向,就是提倡“仁”。此亦孔子一生为之奋斗的主张。在“论语”中,一个“仁”字贯于全册。如:     

孔子与“读书当官论”

孔子与“读书当官论”黄武强以往，不但“四人帮”，而且一部分专家学者，都把“学而优则仕”当作孔子的言论来批，认为它是孔子鼓吹“读书当官论”的所谓“铁证”。尽管这两种人的批判目的不同，但是都冤枉了孔子。其实，“学而优则仕”并不是孔子之言，而是孔子的学生子...     

孔子哲学咨询思想探讨

“哲学咨询”的兴起是对“苏格拉底对话”的传承,而孔子的哲学咨询思想体现在《论语》的对话中。孔子的哲学咨询主要有问“仁”、问“政”、问“君子”等。“仁”是孔子哲学中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孔子认为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主张“德政”,认为选拔贤才就是让合适的人在合适的位置做合适的事;问“君子”则提出君子必须具备“仁、智、勇”三个方面的品德。个人交友之道、家庭伦理问题也在《论语》的对话中出现;孔子根据弟子的不同个性而给予不同的咨询目标。孔子哲学咨询在现实生活中同样有指导意义。     

简论孔子的“中庸”思想

孔子的中庸思想源于中古时代的“中和之道”。在孔子的思想体系中,中庸的含义有“中度”、“执两用中”“和”乃至“权变”,“过犹不及”是孔子中庸思想的理论核心。孔子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仁”体现了“无过无不及”的中庸适度原则,德政是其灵活的真正的“执中”,“礼”是典型的中庸的“礼”。中庸,乃是贯穿于孔子思想体系各个方面的一条主线,是他的方法论思想     

孔子首创平民教育探源

从孔子作为时代的“产儿”、“弃儿”和“弄潮儿”这种复杂的“三位一体”的人格出发,阐明了孔子首创平民教育的内在和外在根据。孔子从小受鲁文化的熏陶,奠定了其坚实的文化基础;春秋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为孔子开创平民教育提供了物质和社会基础;私学的兴起为孔子开创平民教育找到了恰当的办学形式;而孔子的仁学思想,则是孔子开创平民教育的内在根据。     

释“德”

“德”字最早见于西周金文，“德”之本义为目直心正，引伸义为行为端方，后来定型于“品德”、“恩惠”等常用语义。“德”之文化意义及“德治”思想，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个人修养和政治统治等内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人的义理观解读

义理是日本社会的基本伦理道德观念,主要有“对社会的义理”和“对名誉的义理”两类。通过调查发现义理并非是日本特有的道德观念。中国宋学的义理思想传入日本后逐渐与日本的社会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既保持东方本色又带有日本特点的文化现象,成为扎根于日本社会和文化的一种风俗、社会规范。义理与人情并非相互对立的两个概念,而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论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观

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义利现,是邓小平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有三个方面：“先富与共富论”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三个有利于标准”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义利关系。邓小平所创设的义利并重与义利辩证统一的义利学说,从宏观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伦理活动和道德建设的发展规律,是对马克思主义义利学说的继承和发展。     

孟子“四心”的双重内涵--基于孟子对“四心”的两种不同表述的分析

如果“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的“端”作“端源”解,“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等就表达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恻隐之心,仁也”等所论证的性善之性是指为善的能力,其能够显现为具体事相上的善,从这一点来看,“恻隐之心,仁也”等就表达了“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四心”能够落实、显现为仁义礼智也就体现了“四心”是仁义礼智之端源。     

诸子思辨视野下的孔子形象——庄子及其后学对孔子的论述

战国诸子为了阐述自己的学说,随意塑造孔子形象,以为己用。庄子借所表述的孔子之言阐明其重要的观念如"心斋"、"坐忘"、"才全德不形"等。庄子敬佩孔子,有时视他为儒家圣人,有时视他是至人。《庄子》外篇中批评仁义者多言及孔子困窘,所表述的孔子有合乎其本来面貌的一面,但大部分内容把孔子和学生塑造成庄学的代言人。外篇中反对仁义者说孔子见过老聃,他谈治六经与倡仁义说,结果都被老氏批评。杂篇中《渔父》、《外物》、《盗跖》除了批评其所表述的孔子的学说外,还攻击他的为人行事。     

《吕氏家塾读诗记》宗毛倾向例说

吕祖谦说：“学《诗》而不求《序》，犹欲入室而不由户也。”因此，《吕氏家塾读诗记》绝大多数的解说与《诗序》意见一致。有个别地方对《郑笺》有所订正，实际上并不是反对《郑笺》，而是《郑笺》尚不完善之处，仍按照《诗序》、《毛传》的思路加以补足，使之更趋完善。     

方以智“三教合一”思想探微——以生死观为例

纵观方以智的生死观,早年为了抵御异族入侵,他一方面大力倡导＂杀身成仁＂的儒家民族气节,另一方面又积极吸纳、改造道家的＂全生＂观,反对以＂咫尺之义,灭无訾之躬＂的消极作法。及中晚,他将儒家＂体用一源＂和天台宗＂一心三观＂综合起来,锻造成独特的＂随生死,空生死,而贯生死＂的理论体系,体现其＂全体滚用＂的学术取向。     

“句读”释义

本文对“句”、“读”二字的意义进行了溯源，认为：今“句”义是由古“句（鉤）”派生出来的；通过对《辞源》所列与“句读”同义的词进行了分析，认为今“读”音义源于诵书时声气的稽止，实与“逗”相通，故又为“句投”、“句度”，因声气的稽止停留客观上造成了文章整体截断为部分，故“句读”又为“句断”、“句绝”。     

韩非子的信任理论

韩非子在吸取儒、墨、道、法诸家信任成果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信任理论。他将信任关系明确区分为血缘关系和非血缘关系,提出"去私心,行公义"、"以法为教"的信任原则,强调信任的实质在于制度信任,由此制定法、术、势结合的信任策略,将信任和国家紧密结合,同时不忽视信任与道德规范的诸多联系。     

《聊斋俚曲》中语气助词“啊”、“呀”的使用及其关系考察

在现代汉语研究中,一般认为语气助词＂呀＂是＂啊＂的语音变体,但在近代汉语中,＂呀＂却有着相对独立的语法地位,直到清代才被逐渐纳入语气助词＂啊＂音变的轨道。同时,从比况助词＂也似的＂到＂呀似的＂、＂那似的＂、＂哇似的＂的词形变化中可以发现,在汉语史上存在从＂呀→啊→呀、哇、哪……＂演变的语音链条,＂呀＂存在丢掉韵头音变为＂啊＂的语言事实,因此我们不排除＂呀＂为＂啊＂一个来源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