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穷而后工”说的拓展与“诗福”说的产生

传统诗学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获得了新的发展。在文体上,由于清代词学尊体和通俗文学繁荣,文体地位较低者多被比附于"诗","穷而后工"说由诗而统摄到词、戏曲、小说甚至外国文学作品,成为涵盖众多文体具有普遍意义的文论命题;在性别视角上,由于清代女性文学的兴盛,基于女性创作特点而提炼出的"诗福"说问世,这是与"诗穷而后工"相对立的一个命题。"诗穷而后工"说在清代实现了理论的越界与拓展。     

《诗》亡隐志——孔门诗教背景下《诗》的文化功能

"诗"与"志"的关系是中国诗学研究的重要命题,先秦诸子对"诗"、"志"关系多有论述,但从传世文献的记载来看,曾整理、研究过<诗>,对<诗>多有论述的孔子,除"志之所至,诗亦至焉"外,对这个诗学命题并没有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因而,上博竹书<孔子诗论>中出现的"<诗>亡隐志"就显得意义非常."<诗>亡隐志"是孔子在春秋时代用诗背景下,对<诗>的文化功能的总结,同时也是在诗、乐分离之后对<诗>的文化功能的再次规定.它在湮没千年之后的重现,既是对孔子<诗>学思想的完善,也是对以"诗言志"为中心的传统诗学体系的重要补遗.     

诗债:诗歌酬赠之风的一个考察向度

诗歌酬赠是以诗歌创作为手段进行的人际交往活动,以礼尚往来为隐形规则,由此产生了具有酬赠承诺性质的“诗债”之喻.它是指在他人索诗或要求和作之后,未能及时酬答,如同负债.通过长期的反复使用,“诗债”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而成熟的比喻体系,在频繁的诗债索、偿活动中,既有友情与闲情之乐,也有诗债大量积压与偿还急迫之苦,而后一种心态更加鲜明强烈.因为当诗成为必须往来酬酢、索偿的人情债的时候,作诗也就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身不由己的应酬,带来了相应的苦恼.也有人对诗债保持理性的态度,索诗时不咄咄逼人、有所节制,偿诗时合理有序、随机应变,有效地减轻了诗债之苦.除了人际关系中的诗债之外,人们还通过把自然景物拟人化为诗债中的相关方,完成了一次次诗歌酬赠的假想,显示了诗歌酬赠之风的心灵化.     

从佛禅术语看《沧浪诗话·诗辨》的“诗道”体系

构建独特的“诗道”体系,是《沧浪诗话·诗辨》的主要目标.而将“以禅喻诗”贯穿于“学诗”“参诗”过程而最终求得“诗道真谛”则是“诗辨”的本质.严羽关于“诗道”体系的建构,以学诗为基,以参诗为核,以辨诗为的,体现了其要言不繁,却体系完备的特征,如果只注意其以佛禅“喻诗”的特性而忽略其诗学体系,这对其诗论的理解也是片面的.     

宋人诗集中的诗僧与僧诗

在宋人所编选的宋代诗集中,从《九僧集》到《江湖风月集》,诗僧群体的作品占据了其中的重要地位。北宋陈充编选的《九僧诗》,展现了诗僧交往群体之广以及其与中上层士大夫群体的交往之密切,并且这种诗僧群体与文人群体间密切的交往关系也是《九僧诗》得以形成的原因之一。而随着从北宋向南宋的过渡,诗僧群体交往的主体也演变为中下层文人群体。就宋代而言,禅宗对诗学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体现在晚唐体的出现与发展上,另一方面体现在诗僧诗集的编选与出版上。此外,宋代的诗僧诗集还反映了中日两国僧人的交流与诗集的保存。     

皎然《诗式》文质论管窥

盛唐诗学高峰之后,皎然的《诗式》从文学本体的角度对唐诗学进行了深入的探索,总结了诗歌的内在规律,提出了新的诗学观点。皎然《诗式》提倡"中道",主张文质自然统一,提出了较为系统的文质思想。皎然的文质思想对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开启了中唐晚唐诗学,对宋代诗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新月诗人群的跨文化身份

新月诗人群的欧美留学身份和他们崇尚西方民主自由的精神特征,以及对中国传统诗学的审美坚持,使他们在中西文化及文学的传播中形成了五四时期独特的跨文化身份,这一身份直接影响了新月诗人群对传统诗学的创造性守成和对西方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以及现代主义诗学的兼收并蓄。新月诗人群完成了五四中国新诗学的第一次中西诗学的融合。     

浅谈袁枚的诗才论

袁枚是名列乾嘉三大家之首,为性灵派之领袖。袁枚论诗,注重“性灵”,也极其强调诗人的天分。本文从袁枚与公安派性灵之分野,袁枚的诗才论,袁枚论诗才中的灵感,才与学、识的关系等方面剖析袁枚的诗才论,从另一个侧面探讨性灵说。     

“诗与真”的中西文化蕴含——梁宗岱与歌德、庄子艺术美学精神之关系

梁宗岱诗论著作《诗与真》《诗与真二集》是其诗学理论的核心文本。"诗与真"是该诗论的主题词。受德国作家歌德自传的暗示及艺术创作精神的启发,梁宗岱强调诗歌创作不仅要有"经验",而且有生命的坚挚,有对艺术理想不舍的追求。他在艺术上追求的"心灵之真"、"象征的境界"去西方象征主义的神秘化,融入一种忘我的超功利色彩,这背后隐藏的艺术精神正是庄学自然无为的真精神。     

黄庭坚“以诗为词”及其文学史意义

苏、黄诸人"以诗为词"自北宋以来已成为共识,但黄庭坚的"以诗为词"则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为:在理论上,与苏轼认为词是"诗之苗裔"不同,他注重以学问为词;在实践上由于受到其诗学理论的影响,他更注重用诗歌的创作手法来写词,即"寓诗人句法入词"。故对黄庭坚"以诗为词"的正确认识,可以更好地了解宋代"破体"、"立体"两种文体观,从而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