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尚书》学研究

司马迁曾遍览中祕所藏,且具有敏锐的史家眼光,其《史记》特重采摘《尚书》,其采摘去取要远胜于当时的《尚书》学大师,方式十分灵活。其诠解《尚书》及《书序》资料,不限今、古文说义。特别是《太史公自序》篇,从多个层面对《书序》有所模仿。《史记》所述孔子"序《书传》"、"序《尚书》"、"论次"《书》,等等,并不等于言孔子作《书序》,其义均谓孔子曾"编次"过《尚书》。     

《逸周书》所见灭商之前的周公

现在的周公研究多依据《尚书》中的周初诰辞,而对武王克商以前的周公事迹几乎无人问津。其实,《逸周书》保存了大量这一时期的周公事迹,由于种种原因,该书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书中记载周公与武王谋划倾商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他们继承文王的政治经验,也体现了周公早期的思想主张。我们认真体会春秋时人说到的“文武之政”,将《逸周书》与《尚书》进行比较,注意周公思想的整体性与阶段性的特征,就能够更好地理解《逸周书》的记载。     

蔡沈《书集传》对周公形象的再造

蔡沈的《书集传》是宋代《尚书》经学的代表作,是一部"求圣贤之心"的求道著作。蔡沈特别维护传道传心的圣贤人物形象,尤其对《尚书》中占有重要篇幅的周公,通过辩疑、考订、驳斥等方法来新释周公事迹,再造了一个符合儒家修齐治平理想圣人气象、具有高尚政治道德的周公形象。     

读《尚书·无逸》

《尚书·无逸》是一篇反映西周初年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文字,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说,周公“恐成王壮,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毋逸》。”《鲁周公世家》中还明确地指出了《无逸》的主题思想;“为人父母,为业至久长,子孙骄奢忘之,以亡其家,为人子可不慎乎！”《无逸》篇中,周公反复告诫成王说,治政之道     

由《尚书》看周初统治政策和商周关系

西周初年统治者的治国指导思想集中体现在《尚书·周书》中的《康诰》、《酒诰》、《梓材》、《召诰》、《多士》、《多方》等篇中.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周公在平定三监(管叔、蔡叔、武庚)及徐夷、淮夷的叛乱后,把康叔封于卫,将殷之故地变为侯国以统治殷之遗民.《康诰》便是康叔上任前周公对康叔的训诫之词.这篇诰文开始即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周初治国指导思想.“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抵、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清华简《(旨阝)夜》与尊隆文、武、周公——兼论战国楚地之《诗》学

据《清华简〈(旨阝)夜〉》记载,《蟋蟀》一诗系周公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系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儒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其目的就是为了尊隆文、武、周公,以抵消来自其他学派非议圣贤、否定周制的巨大压力。战国时期楚地"诗教"文化发达,《(旨阝)夜》中的一些诗作则可看成是战国楚地儒士对于《诗》的一种拟作。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墨子》与古文《尚书》考辨

《墨子》在古文《尚书》考辨中扮演重要角色,考辨者或据《墨子》以辨其伪,或据《墨子》以辨其真。对古文《尚书》真伪的考辨由来已久,但是直到清人才开始用《墨子》来考辨古文《尚书》的真伪。我们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二点:一,辨伪者运用的方法有区别;二,各个时代墨学发展的兴衰不同。     

论文学视角下的《诗》《书》关系

先秦典籍常见的《诗》《书》并称现象说明,在《诗经》和《尚书》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内在联系:从历史渊源看,二者具有相同或近似的历史起源;从现实功用看,二者在西周时代的礼乐活动中共同发挥着近似的作用。从文学视角探究《诗》《书》关系,可以揭示先秦诗歌和散文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乃至相互转化的关系,这对认识先秦时代《诗经》与《尚书》的生成与功用,对认识《尚书》的诗化特征均具有重要意义。     

《今文尚书》周公话语的定性

《今文尚书》周公的话语中,方言词表明它具有地域方言性,成词表明它具有社会方言性,话语内容表明它具有政论性,而史官的忠实记载则保持了话语的口语性。     

清华简《(旨阝)夜》《蟋蟀》诗献疑

据<清华简<(旨阝)夜>所记载,<蟋蟀>一诗为周公在武王八年伐耆后所作,但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找不到任何证据.清华简成于战国中晚期,应为"战国之士私相缀续"之作,所以<蟋蟀>为周公所作之说可能是战国之士运用的一种史事比附.<诗小序>是战国至汉初有关<诗>的"教学提纲",其自身也蕴涵有一种附会历史情节的解<诗>倾向,<诗小序>既然可以运用史事比附,那么<(旨阝)夜>同样也可以.基于以上种种,我们对清华简<(旨阝)夜>中的<蟋蟀>诗为周公所作之说的真实性提出质疑.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从清华简《金縢》看周公与《鸱鸮》的关系

《鸱鸮》是《诗经.豳风》中的一首诗,其作者历史上都说是周公。近世学者对此表示怀疑,然无确凿证据。近来清华简《金縢》的发现,证明《鸱鸮》实非周公所作,而是他东征归来,以此诗遗献成王,略近赋诗言志。用意在于消除君臣间的误解,表明自己公忠为国的心迹,体现出一种高超的政治艺术。     

《费誓》时地管见

《费誓》为《尚书·周书》中的一篇,《书序》及《史记》都称该篇为鲁侯伯禽所作,但后人有不少对此疑而不信,今人则因春秋时期的鲁僖公曾与淮夷争斗,以为《费誓》作于此时。其实,鲁国与淮夷之间的冲突是长期的,周初尤烈,周成王十三年,周公去世不久,鲁侯伯禽曾经会王师“伐戎”,《费誓》可能即作于此时。至于费地所在,后世学者由于不明今山东鱼台境内古费地的存在,遂多误指其为后来鲁国季氏费邑之“费”。实际上,伯禽之时,鲁国势力未至此。《费誓》之“费”应指古费国之“费”,在当今鱼台境内。     

《汉书·艺文志》著录之《虞初周说》探佚

《虞初周说》是《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汉代小说家的代表作品。但只见于著录,未流传下来。称《周说》者,除《尚书》之《周书》和《逸周书》外,尚有唐宋人所引来历不明的所谓《周书》,而其内容或多解释性和知识性;或具传奇性和故事性之短篇。皆符合汉人对《虞初周说》的注释和方士小说的特点,故这些引文很可能就是《虞初周说》的佚文。     

孔安国在汉代《尚书》学传播中地位和作用

汉代《尚书》有今文和古文两个传授系统。孔安国为《尚书》博士,曾授业弟子倪宽,与西汉时期今文《尚书》学的兴盛有密切关系。同时他还整理、认读孔壁古文《尚书》,上献朝廷,并初步训解,传授弟子与后人,开创了古文《尚书》学派。故孔安国兼通今、古文《尚书》学,对两家之兴均有发起之功,为汉代《尚书》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魏源《书古微》的学术特色

魏源治《尚书》主张专宗西汉,注重阐发微言大义,其所著《书古微》即以此为职志。此书继承常州学派庄、刘等人的学术特色,加以自己的发挥与引申,得出了许多常人注意不到的"大义"。这一学术特色的根源在于,魏源相信《尚书》曾经孔子亲自编撰、删削,必有深意存焉。但同时《书古微》在阐发微言大义时,也多有罔顾史实、无根失据之论。     

《尚书》与《老子》的比较

孔子整理删定《尚书》,必定先要熟读与研究是书。由此推想,作为史官的老子,其研究《尚书》所用功夫当不少于孔子,他所接触到的《尚书》自然也比孔子多。既然《尚书》的基本内容是君臣谈话纪录、君王文诰,作者是史官,倘若老子生逢周文王、武王、周公之类的君臣,也会成为《尚书》的作者。又《荀子·劝学》说过“《书》者,政事之纪也。”《老子》也主要是言治道,把尚书与老子作一比较,即可看出两者之相通,及后者对前者的继承、改造、发挥。因此,我们能否这样说:《老子》是《尚书》的春秋部份,只是它没有可献之君,也未经君王认可,故而只能流传民间。为证实这个看法下面对两者作一简单比较:     

清华简《耆夜》考论

"二次戡黎说"只注意到今本<竹书纪年>有文王、武王都曾戡黎的记载,却忽视了今本<竹书纪年>与清华简<耆夜>武王戡黎时间的不同,清华简<耆夜>与<史记>、<逸周书>、今本<竹书纪年>在纪年问题上仍存在尖锐矛盾.清华简<耆夜>"作"字不能理解为创作,而是指演奏,周公见蟋蟀闯进来,演奏<蟋蟀>三章,不能因此断定周公是<诗经·蟋蟀>诗的作者.清华简<耆夜>并非周初文献,与<尚书>、金文等文献对比,可知它很可能成书于西周中晚期至春秋前段.     

刘勰“《书》标七观”说考源

《文心雕龙》有"《书》标七观"一说,其相关内容最早见于传世文献《尚书大传》、《孔丛子》两书。两书载记稍有差异,但就此并不能认为"七观"说属于秦汉或魏晋时期儒者所臆造,恰更能证成其为战国流传下来的一些有关孔子论《书》的"传"文或传说。"七观"说不仅概述了《书》之核心要义,亦对汉魏时期不同《尚书》学派诠释《尚书》之向度产生过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