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篇》按韵编次编排特色探析

<类篇>按韵编次是凡例对它提出的要求;按韵编次分两个阶次,同一部首内的字头和同一字头下众多音义依照<集韵>音序据音系联.<类篇>的按韵编次把字典的编排置于理论条例的指导之下,落实"相副施行"的编纂目的,揭示辞书编纂从形义结合向音义结合过渡的趋势,彰显义随音别的现象.     

《论语》中“士”的思想探微

“士”形象的构建和形成折射出孔子一生的追求和进取。本文试图从《论语》中“士”的道德修养、强烈的入世意识、博大的胸怀与开放的心态、清高意识、重义轻利五个方面来探讨《论语》中“士”的形象。     

《仪礼·士昏礼》用雁问题新证

清代一些学者基于鸿雁难以猎获等考虑,认为《仪礼.士昏礼》所记礼物“雁”是指家鹅。这种解释不符合礼书原义和周代礼俗。《仪礼》有“雁”和“舒雁”(鹅)对称之例;汉初婚礼使用鸿雁系上承周礼;周人具备短期饲养鸿雁的能力,下层贵族又多在秋末春初举行婚礼,取用鸿雁并不困难。这三方面事实足以证明《士昏礼》之“雁”本是特指鸿雁。婚礼用雁是在社会高度重视射猎技能和勇武品质的背景下产生的礼俗,“纳采用雁”的原始意义是把鸿雁这种猎物作为求婚者精于射技,具备社会和家庭责任能力的一种象征,汉代及后世学者从鸿雁的生理特性着眼对用雁象征意义的解释均属附会。战国礼书所载用贽等级带有设计成分,依据此种等级得出的“士级婚礼用雁属于临时使用大夫礼仪”的观点不足凭信,婚礼用雁应是周代各级贵族共用的通礼。     

从内容看《文心雕龙&#183;物色》主旨与编次

《文心雕龙.物色》篇编次与主旨自近代以来,学界聚讼纷纭,未有定论。本文以文本本身为主,结合题解和《文心雕龙》系统结构分析其内容,从外部和内部进行多角度系统全面研究,指出《物色》其实是一篇以“物色”为主题的文学批评,其中涉及诸多文学理论以及文学史知识,不能以某一理论涵盖,于全书可算杂篇,今本编次没有问题。     

双重样态:婚姻礼制和社会生活中的春秋妇女——以《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为中心,探讨春秋时期妇女在婚姻礼制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差别地位。《仪礼》旨在从伦理道德的范畴为其时社会构建一种理想和制度化的模式,故其中更多的是彰显一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但从更多体现实际生活的《春秋经传》中却发现,春秋时的妇女并非永远的服从者、卑下者、被统治者,甚至男女尊卑、主从地位颠倒的现象在其时也绝非罕见。这种与其时居主导地位的男尊女卑性别等级制相悖现象的存在,是与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联的。     

清初耶稣会士笔下的东方帝都——以《中国新志》为中心

明末清初来华的葡萄牙籍耶稣会士安文思(Gabriel de Magalh? es,1609-1677)的代表作《中国新志》(Nouvelle Relation de la Chine)是西方早期汉学名著,其重要特点是对当时的北京城进行了非常详实的介绍和描述.《中国新志》所提供的视角,多有中国史料不具备的内容和角度,颇有特色,不仅留下了当时西方人观察北京的亲历经验,成为当时世界了解北京的第一手珍贵材料,而且为考察明末清初的北京形象提供了在中文文献中不易见到的另一面,是研究北京史和北京地方志以及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历史文献.     

从《左传》《国语》赋引之诗看《诗经·商颂》的年代问题

今、古文学派有关《商颂》年代的界定存在争论。由于争论多局限在文本所展示的语言、地理、历史、文化信息和前人有关《商颂》作年记载两个方面,因此至今仍未形成统一认识。转换论证角度,“称诗”之风在春秋非常流行,从《国语》《左传》的赋引情况看春秋“称诗”的基本特征,可以确定《商颂》为商人所作。     

《诗经》传本及各编之编次定名新探

《诗经》中《风》、《雅》、《颂》的编次定名 ,实际上是〈诗经》传本的编辑、结集、流传的一个发展过程。上博楚竹书《孔子诗论》中《讼》、《大夏》、《小夏》、《邦风》这种不同于今本的编排 ,为研究这个发展过程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证据。本文以竹书本《孔子诗论》为立足点 ,考察了先秦重要典籍中引诗赋诗及春秋时季札观乐、荀子传诗等情况 ,认为季札观乐存在被汉人窜伪的可能 ,而《诗经》传本也经历了古本、竹书本、今本三个流传阶段。     

历代学者关于《齐论语》的探讨

历史上所谓的《齐论》有战国《齐论》与汉代《齐论》之分 ,二者性质不同 ,在今本《论语》中都有所反映。历代学者对汉代《齐论》的性质、散佚篇章的去向、在今本《论语》中的保留 ,以及战国《齐论》对今本《论语》的影响等 ,都做过广泛的探讨与研究 ,但迄今为止 ,《齐论》的真相依然是难解之谜     

关于《春秋》叙事的几个问题

不能据《春秋》中的"仍旧"之文来否定孔子在《春秋》叙事笔法上的贡献,与《竹书纪年》比照,就会发现孔子"以义而制异文"的叙事特点。周朝礼乐教化所促成的取法于《诗》而"微言"的风气,至春秋末未减,故孔子修订《春秋》有取于《诗》。史与诗、戏曲"为体则异",但中国古代叙事诗和戏曲也有使用《春秋》叙事笔法者。虽然中国古代叙事源起于史官,但《春秋》叙事实出于对安身立命之儒家伦理的维护,儒家伦理在中国古代没有淡出,《春秋》叙事自然也不会从诸叙事文体中淡出。     

从楚简《容成氏》九州看《禹贡》的成书年代

本文主要结合上博楚筒<容成氏>和<墨子>中有关九州的论述,与<禹贡>九州加以对比和辨析,认为近几年对<禹贡>成书年代过于提前的说法(如西周)不很妥当,<禹贡>的成书年代大概在公元前380至前360年左右,即战国早期晚段为宜.     

从《古文苑》辑录《木兰诗》看其成书年代

《古文苑》一书,世传北宋孙洙得于佛寺经龛,据说是唐人旧藏古文章。我们将《古文苑》辑录《木兰诗》与《乐府诗集》《文苑英华》所录《木兰诗》对比研究,发现《古文苑》所录《木兰诗》出自《乐府诗集》。在此基础上,通过考订郭茂倩的生平和《乐府诗集》的成书时间,最终认为《古文苑》编成应该在北宋仁宗嘉祜年间以后。     

“六黄太尉”是六个太尉吗?——兼论《金瓶梅》作者非徐渭或“大名士”

《金瓶梅词话》中出现的"六黄太尉",最早见于宋元时期的《宣和遗事》,是仅此一见的莫须有的人物和官职。《金瓶梅》引入这个人物,乃实指一个不具姓名的太尉,而非六个。以六黄太尉为六个太尉并以此论证《金瓶梅》的作者是徐渭,显然失察了。面对小说中随处可见的舛误讹夺之处,以徐渭或"大名士"必不能这样粗制滥造为由,拒绝接受这部伟大小说的种种瑕疵,甚至曲为说辞的索隐研究方法,也会不断并且越来越多地遭到合理的质疑。不能因为这些瑕疵而否定《金瓶梅》的伟大价值,也不能为了人为实现它的完美而曲解它在创作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     

关于《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问题

本文对《诸子汇函》所收《楚辞》作品的评点形式、评点内容以及其与其他《楚辞》评点本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探讨。在此基础上,笔者以为,该本抄袭、伪托之迹,暴露了其成于书贾之手的性质。但尽管如此,它还是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     

《荀子》与《管子》、《晏子春秋》的关系考论

荀子是先秦时期集大成的儒家大师,《荀子》一书近年来已经被认作是荀子思想的实录。而《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向来被学者们认为是比较复杂的作品。所以,近代以来将此二书判为“伪书”的情况是层出不穷的。《管子》、《晏子春秋》等书尽管成书比较复杂,但是却包含了诸多先秦时期的思想内容,是值得我们研究先秦思想史注意的重要资料。此外,《苟子》书中所见与此二书的相通相近的情况,也说明了苟子在先秦学术史上的重要地位。     

聚讼纷纭论易筮——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评说

<周易>的原貌乃是古代占筮之书.<左传>、<国语>所记载的十六则"神奇灵异"的<易>筮实例,令后世学者论说纷纭.历代学者关于<左传>、<国语>筮例的论述,需要进行全面的梳理,寻绎其中有价值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可以对<左传>、<国语>筮例提出拟议和评判.     

上博简《中弓》与《论语》及相关问题探讨

楚简<中弓>记录了孔子与弟子仲弓之间的对话,部分内容可与<论语·子路>"仲弓问政"章对读.孔子提出的"刑政不缓,德教不倦"的命题,与<论语>中孔子的德治思想差异明显,而与<孔子家语>一些篇章的主旨相通.以上情况表明<中弓>所记孔子言论恐非原貌,利用此类文献研究孔子思想时需要谨慎其事.     

民国时期的陕西旅京学生与陕西社会——以《秦钟》、《共进》杂志为例

民国初年,一批在北京求学的陕西大学生受新思潮的鼓荡,深感家乡社会腐败黑暗,抱着服务桑梓的情怀,创办了《秦钟》、《共进》杂志,作为其“提倡桑梓文化,改造陕西社会”的主要阵地。他们倾其全力揭露黑暗的陕西社会,向陕西介绍输入新思想,力图唤起陕人的自觉心,并尽可能的参与家乡的实际事务建设。旅京学生的不懈努力为开化陕西风气,促进桑梓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