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学术中的西学

康有为是维新变法派的领袖人物,也是新学家们的领袖人物。他的《大同书》,根据《春秋》公羊家的三世说与《礼记.礼运篇》的小康大同说、佛教慈悲平等和基督教博爱平等自由的教义、卢梭的天赋人权说,再加上一些欧洲空想社会主义学说,构想出一个大同世界,这是典型的“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代表作和新学家的学问样板。     

中学或西学?——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的底色

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上书光绪帝,提出了看起来相当"西方化"的改革建策;梁启超在《时务报》《知新报》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宣传以"西方"的样式改造中国社会。然读康有为的著作,感觉恰是相反,仍是中国传统的思想;梁启超亦有类似的著述。由此而试图具体说明康、梁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中"中学"与"西学"的成分,采用了解剖级的量化分析,以能判断其底色。     

论康熙的西学观

康熙的西学观,是在国家治理的实践中,在学习、反思和批判地吸收西学的过程中形成的。康熙认为,学问不分中西,凡有用者皆吸取之;衡量学问、判断是非要以事实为取舍依据,以科学测验为判断标准;西学的方法不仅是实测和实证的,而且要把事实的验证与一定的逻辑推导有机地结合起来。康熙对待西学的态度是学以致用,批判吸收,任何知识和学问都要有利于巩固封建统治并适合中国的国情;其西学观的价值取向是实用性和坚持“西学中源”说。在西学观的指导下,康熙应用西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康有为对《论语》和《孟子》的创造性解释

戊戌变法失败后,为了寻求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的出路,康有为以经邦济世为旨归,借用西方近代的人道主义学说、政治理念以及经济思想重新诠释《论语》和《孟子》,使传统经典充实了近代意义的新内容。这与他自身的西学储备、儒家经典的与时俱进性和现实社会的需要有关联。通过对两部经典的创造性解释,康有为拓展了儒家的外王学,促进了儒学向近代转化。     

略论中朝两国西学及研究动态

西学是东方人对西方文化的统称,包括西欧近代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在内容上可分为"形上"之精神文化和"形下"之物质文明;西学在发展史上,经历了"西学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即初期的"西学东渐"、近代"西势东渐"和"西学"的本地化过程;西学研究,特别是中朝西学研究作为西学研究新的探索领域,业已成为当代文化学研究的热点。     

“西学中源说”与中国接受西学的初始心态

西学作为一种新事物,国人的接受有一个较长的时间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国人对待西方文化的心态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西方文化自明代大量传入时起,就引起了许多人的浓厚兴趣,但同时给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带来了冲击。西学中源思想,是清代阐述中、西学关系的主要论调。西学中源说,一再强调了中国文化的绝对优越性,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偏见。西学中源说与清代尚古之风互相呼应,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清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西学中的科学精神进入中国的通途就此阻塞。就在我们认为西方科技是暗伤王化的奇巧淫技、醉心于乾嘉汉学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西方的工业革命的萌芽已悄然萌发,从此,中国和西方在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上的差距日渐加大。     

中朝日三国早期西学对应及其比较

中朝日三国的早期西学对应可谓"大同小异",都对西学中的"器"之内容颇感兴趣。比较而言,中国重实用;朝鲜究重学问;日本则以功利为先。     

陈寅恪的西学

陈寅恪究竟是一般称许的学贯中西,还是有人所指西学不佳,值得探究。所谓西学,其实只存在于东方人的心目之中;即使西方人要想贯通西学,也几无可能。至于学贯中西,可以说任何人绝做不到。作为方便名词整体而言,相比于同时代的中国学人,留学时间长、所到国家多的陈寅恪的西学算得上出类拔萃,甚至是西学最好的有数之人。其西学主要集中于文史方面,还一度是中国研治西人东方学的首席。此节不仅得到留学生和通西学人士的承认,其本人还被推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编译委员会委员。陈寅恪主张尽量吸收外来学说与不忘本来民族地位相反相成,绝不挟洋自重,舍己从人,很少称引附会西学,宁愿仿宋儒先例,取珠还椟,以免数典忘祖。在批评一味趋新者的西学为过时的格义之学时,才显示其对国际学术界元和新样的了解与把握。其具有统系与不涉附会的主张,为中外学术文化融通取向的高妙境界。     

论东亚三国西学成果差异及其原因

东亚三国在文化层面上存在着东亚各国的文化差异,即东西文化交流与融合过程中,显现的东亚各国文化的传统特性。通过分析得出,东亚三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差异是导致三国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形成西学成果及水准差异的主要原因。     

晚清对西学的两种误读──论钟天纬的西学观

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文化开始全面交汇。中国人在认识西方文化时,往往囿于已有的概念和思维方式,对其产生了种种误读,导致一些错误认识流行一时。如时人普遍将西学等同于“格致”。钟天纬这样一位在沪上无名无位的普通洋务知识分子较早地察觉到了这种因中西概念的简单比附所造成的对西学认识上的歧误,并开始理性地反省这一误读。这种反省达到怎样的深度,是否克服了误读、有无局限性等则是本文探讨的主旨。     

郭嵩焘西学思想述评

作为晚清思想家,郭嵩焘清醒地意识到国家的强盛不能单纯依靠军事,而必须有相应的政治制度、经济实力、科技文化和风俗人心来辅成。为此,他对西方民主政体、教育制度和风俗教化进行了较为全面、细致的考察。郭嵩焘不仅敢于正视中西文化之间的差异,而且对于中国政治制度、思想文化的弊端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欣赏、接纳、学习西方政教、文化的胆识和见解,使郭嵩焘跳出了洋务派体用观的窠臼,在西学东渐的道路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思想的深刻和超前使郭嵩焘具有比同时代人更为高瞻远瞩的思想理念,也使他不可避免地成为思想解放的寂寞先驱。     

近代中国西学观的辩证发展

近代中国西学观大致经历了朴素的西学理论萌生、初步实践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与全面实施三个发展阶段。在此发展过程中,西学的范围有所扩大,西学的主体以及对象发生了变化,国人对西学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变化。     

康有为对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

康有为是中国最早对国民意识进行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思想家之一,其关于国民意识的哲学思考,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涵,又吸纳了外国优秀文化的成分,具有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内涵;从实现国民意识的实践看,由于康有为主张全体国民共奉孔教,这使他似乎显示出保守的一面,但其主张中其实暗含着国民意识问题最终体现为宗教或信仰问题,而这一重要的问题恰恰是中国在塑造现代性的国民意识中所极其欠缺的。     

浅析康有为的民权思想

康有为作为近代维新派的重要人物和追寻民主的先驱,其民权思想具有重要意义。康有为的民权思想的确立基础是平等思想和立宪制度,其实现条件是中央设议院和地方自治,其最终归宿是建立公民社会。     

试析康有为的科技思想

学界对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领袖康有为的政治思想研究较为深透,而对其科技思想的研究则不够充分,本文则是对康有为科技思想研究的专文。文章认为,康有为的科技思想是他丰富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以大量的事实论证了科学的重要性,尖锐地指出了中国国弱民穷是由于科技落后造成的,并就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传统乃至教育体制等方面分析了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的原因。康有为还提出了发展科技的具体主张：设立学会以开风气;大译西书,创办报刊,以使科技思想深入人心;开办博物院和型图馆以开民智;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为我用。康有为的科技思想在中国的科学发展史上应占一席之地     

论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原因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对孔子的极力神化和对立孔教为国教的奔走呼号令人瞩目,而这一切预示着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从不同维度、方面共同展示出来,原因也颇为复杂。正因为如此,为康有为作传者都浓墨重彩地揭示他对刘歆之学的排斥。有鉴于此,探究康有为对刘歆之学的排斥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无论对于全面把握康有为的孔学思想还是直观感受刘歆在近代的历史命运都意义非凡。     

西学与清初史学

在中西文化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中,清初史学亦成为二者会通与融合的媒介,并产生了中西方史学文化交流的初步成果。本文拟从西学观念、官私史著对西学及西人的记述以及中西方的史学论战等方面探讨西学对清初史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本文认为 ,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都有着深厚的西学背景 ,甚至可以说他们所接受的西学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并不亚于同时代的激进主义者。而且 ,他们的西学背景对他们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形成又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作者从“体用派”、“孔教派”、“国粹派”、“学衡派”“现代新儒家”、“当代新保守主义”入手 ,具体分析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西学背景 ,试图从另一个维度为近代以降的中西文化碰撞的真实历史提供更深入的认识。     

试论康有为的科学观

本文勾画了康有为从传统科学观走向近代科学观的历程,阐述了他对科学知识的认知、自然观的思辨及方法论思想的形成。并从整体上对其进行了客观评价,认为他的科学观从民主和科学两方面开辟了中国思想界、文化界走向近现代化的先河,开辟了中国启蒙运动的道路,在中国近代科学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康有为与桂林的维新变法

19世纪 90年代 ,康有为曾两次来桂林讲学 ,开展了一系列变法维新的宣传组织工作 ,得到了桂林一部分官绅、学子的大力支持 ,促进了桂林维新运动的发展 ,在广西近代史上 ,写下了精彩的篇章 ,在中国近代史上 ,也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