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名

我是独生子。南下四川时，我的父亲已年过五十，母亲比父亲还要大几岁。家中劳力有限，是否南下四川，我思想上有过激烈斗争。当时想过，这是我积极投身革命工作的一次机会，不能错过。现在形势大好，没有啥过不了的难关。     

患难与共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部队南下干部。1949年春，父亲17岁时从山西逃壮丁来到北京参加了解放军。入伍后，他在部队担任过文书、连队指导员。部队南下后驻扎在广东省汕头市。母亲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19岁入伍，到部队文工团，后来随军南下，转业到汕头市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经常要去部队采访，所以认识了父亲。他们1964年结婚，当时父亲32岁，母亲23岁，3年后有了我，后来又有了弟弟。“文革”前，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     

贵刊是我成功的向导

95年,我高考落榜后,从老家四川万县长滩南下到广东省潮州市枫溪镇打工。人总要有点精神。天天给人干活,心中有些不安。纳闷中,我的老乡贺月宏对我讲:“枫溪这地方,人们对吃很讲究,你可以开个卤馆嘛。只要手艺高,还是挺挣钱的,开卤馆本金很小,”我说,“我没有这门手艺啊!”贺月宏指着1996年第3期《专业户》杂志第60     

夫妻相见不相识

1949年10月，我随西北南下工作团南下，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于年底到达四川。1950年3月1日，我转业到地方，为巩固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而继续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国事、公事大于个人的事情，不愿意为私事向组织张口。虽然有探亲假，但我都主动放弃了，直到1955年年底，我才和妻儿团圆。     

南下千里寻父

1949年，我刚满一岁。在稷山县人民政府工作的父亲解三选，被抽调随军南下四川。他们一路行军打仗，直到芦山县。至今，他已在那里工作生活了六十多年。     

巧遇

1949年，17岁的我和15岁的妹妹在老红军沈以舅舅的鼓励和支持下先后参加革命工作。我先在西北艺校（原晋绥文工团）工作学习，1949年10月随十八兵团从临汾南下四川。妹妹李承兰则去驻扎在汾阳的一野七军当了卫生兵，当年随军参加解放兰州的战役。     

“小爸”是位南下“大干部”

我们这地方，称叔父为“小爸”。从我记事起就听爷爷说小爸是位南下的“大干部”，但不知是个什么样子，只是常听大人们念叨他寄回的家信。我稍大一点后，小爸便经常给我来信教育我好好学习，好好做人，还不时地给我邮寄一些书籍和文具。     

四个月完成八个月任务

我叫王步善，今年83岁。1949年秋，我以学员身份随十八兵团随营学校从山西太谷出发南下入川。当时南同蒲铁路尚未修复，徒步行军到达风陵渡口，乘民运大木船渡过黄河，到达宿营地后，个个都成了落汤鸡。在扶风县驻防后，原计划在此过冬待命，各队都上山打柴准备取暖。由于革命形势发展飞快，随营学校于是奉命进军四川。     

“娃娃兵”南下

我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市大孝堡村，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入党。1949年5月，我在老红军沈以舅舅的鼓励和带领下参加革命工作。我先在西北艺校（原晋绥文丁团）工作学习，后随十八兵团南下，被编为南下工作团三梯队二大队。在临汾市集训期间，我们除了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知识外，     

回忆南下难忘时刻

“我在家乡干支前。你到新区建政权”在察哈尔省和五地委统一部署下，1949年2月初，怀来县委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到会的同志有150多人。报告结束后，与会的同志纷纷举手表态，争先恐后要南下。可最后县委宣布的名单上只有33人，那些没被批准的同志大为失落。     

在草地建立政权

我叫马克俭，今年78岁，1949年随部队南下入川，南下让我最难忘的是进驻草地建立政权的故事。草地是位于四川与甘肃、青海相接壤的一块三角地带，一提到长征必言草地，一提到草地必言长征。然而，这块曾经洒过红军战士鲜血的土地，却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之后才解放的，成为中国大陆最后建立我党政权的地方之一。     

母子情深

我的奶奶是山西运城人,姓刘,名字我已不记得了。奶奶在中年丧夫的不幸打击下顽强地挺了过来,独自抚养我父亲和大伯、二伯长大成人。太原战役后我父亲和二伯双双南下,一个去了西藏,一个去了四川。自此一别，奶奶便忍受着长年思念儿子的痛苦，临终也没有等到我父亲回家探望。     

“资溪突发事件”的生死激战

我1949年1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5月随军南下到江西。5月8日,我们南下工作队6大队5中队和部队一起,从鹰潭经饶桥解放资溪。当时,解放军的大部队没有进驻资溪县城,只有一个排的兵力配合南下工作队,在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后一起进入资溪,人数不上百人。     

征稿启事

1．征集“追寻南下的足迹”稿件。“追寻南下的足迹”作为2010年本刊大型特别策划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为进一步挖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山西南下干部那段不负使命、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历史，2011年，本刊将继续开辟“追寻南下的足迹”专栏。     

南下 赴藏二三事

1950年4月,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孩子一过百天,我就向组织请求南下,并得到了批准。于是,我和一部分同志就立即向成都进发。经过半个多月的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到达了四川成都。当我到达成都后,得知丈夫     

两次南下聆听毛主席教诲

1949年初，进入战略决战阶段的解放战争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西北、华北、东北等解放区，根据中央的指示，抽调大批干部向华东、中南、华南、西南、西北随军前进，以便接管城市，开辟新区工作。当年3月，我奉命从大连带一个干部大队入关南下。南下江南，     

四川的古居民：濮人──从四川三星堆巨型青铜像说开去

四川的古居民：濮人──从四川三星堆巨型青铜像说开去罗曲一、问题的提出过去受文化发生一元论的影响，曾出现过这样的观点；亚洲的文明来自于西方；在中国，西南及四川的文明连同人一道，来自西北和中原。实际上，现四川这一广大地域，在古羌人南下之前，并不是一片空白...     

起名

耄耋老人柴永祯，家住曲沃县杨谈乡义合庄村，是一位南下干部。 南下动员会后，他担心父母双亲阻拦，便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告知工作团途经的时间和地点。接到信后，全家人天刚蒙蒙亮就在路边等候。柴老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父亲望着浩浩荡荡南征的大军，又见我身穿军装、肩扛长枪，飒爽英姿，好不威风。不但没有阻拦，反而鼓励我跟着党好好干!     

从拒绝百万港币到成为港商财经助理

结婚离婚 南下深圳打拼 1994年我从西南财大毕业后,在市里的银行系统上班。1995年,别人为我介绍的对象张峻比我大三岁,原是市直某机关的干部,1993年扔下“铁饭碗”开了家广告公司。他将一个仅5人的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还办了印刷厂。除了年轻有为外,张峻长得气宇轩昂。一年后,我嫁给了张峻。     

四川甘阿凉地区体育巩固脱贫成果的创新路径 ———基于“三圈理论”模型分析

四川甘阿凉地区由于受地理位置、文化、经济基础等因素的影响，在 ２０２０ 年实现全面脱贫之后，依然存在反贫风险。 通过“三圈理论”模型从价值、能力、支持三方面对甘阿凉地区后扶贫时代体育巩固脱贫成果的创新路径进行系统分析，认为 四川甘阿凉地区体育巩固脱贫成果工作目前处于“风险项目区”。 为使甘阿凉地区体育巩固脱贫成果工作朝“耐克区”方向发 展，依据分析结果，从价值圈、能力圈、支持圈三个维度提出了创造新的多方价值共同体，增强体育发展动力?建立体育巩固脱 贫成果工作的专项组织管理制度，加快政府各部门合作机制建设?因地制宜开展体育建设工作，传承民族文化三大创新发展 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