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南下工作团干部分配情况

(一)晋绥南下的地方干部共4528人(从西北调的48人在内),调到西北52人,调到重庆42人,因病未南下93人,途中逃亡区委级以下干部26人,实际入川者共4294人(计地委级以上14     

我把青春献阿里

我1948年9月参加革命,1949年2月南下,在西北财政部工作了六年多。1954年8月大区收缩时,我被调往北京分配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总务处工作。1955年末,我主动申请到祖国边疆去锻炼，适逢西藏大发展向全国要干部，于是组织凋我到了西藏。1956年7月，阿里地委统战部土化瑛部长带我们新分到阿里的三十余名干部，从拉萨乘军车在一个加强排战士的保护下挺进阿里。     

征稿启事

1．征集“追寻南下的足迹”稿件。“追寻南下的足迹”作为2010年本刊大型特别策划活动，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和高度关注。为进一步挖掘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全方位、多角度展示山西南下干部那段不负使命、艰苦卓绝、不怕牺牲的革命历史，2011年，本刊将继续开辟“追寻南下的足迹”专栏。     

活捉“国大代表”

我叫邓恩焕，86岁，运城稷山县人。1949年，从西北军政大学毕业后，南下四川开展革命工作直到从四川省司法厅监狱局离休。我偶然间看到《山西老年》杂志刊登的“追寻南下的足迹”文章，不由地回想起我南下四川后生活工作的点点滴滴，尤其是我们活捉“国大代表”、     

一段难忘的往事

1949年6月下旬，我所在的四野十二兵团补训二师六团三营十二连，准备南下至湖南。连指导员郭五州找我谈话，先互相交换思想，接着征求我对连排干部南下的看法，并告诉我南下出发时间，还要我准备好行军途中所需的干粮、开水桶、马灯等物。     

1949年南下干部与城市接管——以湖南省衡阳市为例

由于革命形势的不断发展,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南方大片解放区急需大量领导干部,南下干部应运而生。解放战争时期的南下干部政策制定,是中共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中国共产党成功解放全中国,建立稳固新政权的重要条件。从各老解放区抽调的南下干部组成南下工作团,随军奔赴到南方各省市地区。其中,南下衡阳的干部主要来自山西、河南等地,他们为衡阳的解放及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血染康王桥——缅怀南下干部侯国珍烈士

从山西南下湖南岳阳至今已六十几年,在清明节之际,我们五名在岳阳的南下干部来到了烈士陵园。深切怀念在岳阳县康王桥镇＂四·三惨案＂中壮烈牺牲的年仅18岁的南下干部侯国珍烈士。     

长江支队太行太岳干部南下福建纪实(之二)

1949年3月下旬,太行、太岳两区南下干部在河北武安县大会合,正式组建南下区委。3月30日,新组建的区委召开第一次干部大会,明确这次南下接管新区,不仅要接管小城市,还要接管大城市。由于形势变化,过去是由农村包围城市,从现     

山西南下干部的历史足迹(之三)

关于南下入湘的"晋中南下工作团"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后,人民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调度准备随军渡江南进干部的指示》,要求各解放区有组织有计划地分批抽调干部随军南下,到新解放区     

难忘离别时

1949年初，忻县组建南下工作团时，我也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报名南下。我当时在忻县市政府（后称城关镇）任财粮助理，当时我们忻县确定了十位同志南下。没想到在春节放假以后，却传出许多谣言：说蒋介石的部队很多，还有美国和日本支持，飞机、大炮、原子弹都很厉害，干部南下是活着去了，死着回来；还有的说，南方天气酷热，鸡蛋放在石板上能晒熟；也有的说，南方蚊子又多又大，北方人去了，热不死也会被蚊子咬死。     

“娃娃兵”南下

我193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市大孝堡村，1950年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6年入党。1949年5月，我在老红军沈以舅舅的鼓励和带领下参加革命工作。我先在西北艺校（原晋绥文丁团）工作学习，后随十八兵团南下，被编为南下工作团三梯队二大队。在临汾市集训期间，我们除了学习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等理论知识外，     

百日苦战南洞庭

整修南洞庭湖工程是解放初湖南最大的水利工程，也是晋中南下干部领导参加的最重要的水利工程。     

夫妻相见不相识

1949年10月，我随西北南下工作团南下，我们跋山涉水，历尽千难万险，于年底到达四川。1950年3月1日，我转业到地方，为巩固建设新生的人民政权而继续工作。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深知国事、公事大于个人的事情，不愿意为私事向组织张口。虽然有探亲假，但我都主动放弃了，直到1955年年底，我才和妻儿团圆。     

回忆南下难忘时刻

“我在家乡干支前。你到新区建政权”在察哈尔省和五地委统一部署下，1949年2月初，怀来县委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到会的同志有150多人。报告结束后，与会的同志纷纷举手表态，争先恐后要南下。可最后县委宣布的名单上只有33人，那些没被批准的同志大为失落。     

《川西日报》创办前后

枪杆子笔杆子,干革命离不开这两杆子。党中央自决定派干部南下就特别注重迅速占领当地的舆论阵地。贺龙率领解放大军和晋绥南下工作团入川,在临汾、西安几次讲话都特     

追忆我南下的两个哥哥

我出生于革命老区武乡县斗底村的一个革命家庭。60多年前,我的两个哥哥参加南下工作团的往事至今难以忘记。1947年,我二伯的儿子李春藻和我的胞兄李春清都先后被县委批准成为南下干部。春藻哥南下后     

我和华国锋一起南下的日子

"追寻南下的足迹"作为本刊2010年的大型特别策划活动,以南下干部这一特定的历史群体为主体,以山西南下干部的工作和生活经历为主线,通过口述历史、回忆往事、人物访谈、背景史料以及南下见证人和老照片等形式,多角度、全方位再现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和艰苦奋斗的革命历史。通过全景展示,大力弘扬革命先辈们那种忠诚于党的事业,顾全大局、无私奉献、勇于开拓的崇高品质和精神境界。我们竭诚欢迎您的参与和来稿,并提出宝贵建议。     

患难与共的父母

我的父母都是部队南下干部。1949年春，父亲17岁时从山西逃壮丁来到北京参加了解放军。入伍后，他在部队担任过文书、连队指导员。部队南下后驻扎在广东省汕头市。母亲是黑龙江省哈尔滨人，19岁入伍，到部队文工团，后来随军南下，转业到汕头市人民广播电台当播音员。母亲在广播电台工作时，经常要去部队采访，所以认识了父亲。他们1964年结婚，当时父亲32岁，母亲23岁，3年后有了我，后来又有了弟弟。“文革”前，父亲转业到地方工作。     

起名

耄耋老人柴永祯，家住曲沃县杨谈乡义合庄村，是一位南下干部。 南下动员会后，他担心父母双亲阻拦，便给家中写了一封信，告知工作团途经的时间和地点。接到信后，全家人天刚蒙蒙亮就在路边等候。柴老回忆起了当时的情景：“父亲望着浩浩荡荡南征的大军，又见我身穿军装、肩扛长枪，飒爽英姿，好不威风。不但没有阻拦，反而鼓励我跟着党好好干!     

长江支队行军日记摘抄

当年南下途中,不少队员都记有行军日记。这些珍贵的日记,真实地记录了南下干部千里行军,进军新解放区的足迹和思想历程,展现了这个特殊群体不怕艰难险阻,服从党和国家的需要,严守纪律,勇往直前的精神风貌。本刊特摘录部分长江支队队员的日记,再现那难忘的南下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