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粮食市场谁主沉浮?——对浙江粮食市场不同主体占有份额的调查与启示

长期以来,我国粮食实行政府统购统销、封闭市场流通的政策,这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为稳定粮食市场,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随着局部地区“卖粮难”和种植结构的调整等新情况的呈现,现行的粮食流通体制受到了严峻的考验,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势在必行。2001年,浙江、广东、海南等省率先放开粮食市场,一方面种植结构调整加快,另一方面为粮食主产区提供了市场空间。特别是我国已加入了WTO,粮食产业将走向国际化,人们更关注国际粮食市场对我国的影响。主销区的市场份额占有情况是否会发     

面板数据视角下农村劳动力外流对粮食生产的影响

基于2001—2012年年鉴数据,利用面板数据模型,从粮食主销区、主产区和平衡区省级层面分析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出对粮食生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和平衡区农村劳动力依然过剩,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与粮食产出呈负相关,说明这两个区域农村剩余劳动力外流对促进其粮食生产发展有利;粮食主销区农村劳动力出现短缺,粮食生产劳动力投入量与粮食产出呈正相关,说明粮食主销区农村劳动力继续外流不利于其粮食生产的发展;就全国整体而言,农村劳动力依然过剩,说明加快农村劳动力外流有利于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     

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对粮食主产区的政策效应

2001年3月以来,我国粮食主销区相继取消粮食定购任务,粮食购销价格全面放开。就其内容而言,此次改革是中国粮食流通制度变迁中具有真正意义的市场化改革。虽然粮食主产区仍保留定购任务,但主销区的市场化改革必将对主产区原有的粮食产销模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一、粮食购销市场化的政策机制 自1992年我国提出“粮食商品化、经营市场化” 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向以来,粮食购销体制开始由“双轨制”向“布场化”转轨。20世纪90年代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虽然对保护粮农利益、搞活粮食流通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却也伴随着“卖粮难”、“地区封锁”、“打白条”、“压级压价”、“拒     

上海:粮食市场谁为先——上海市粮食市场份额现状及其变化趋势

上海是我国重要的粮食主销区。近年来,随着人口变动、城市规划调整和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粮食的自给率不断下降,对国内、国际粮食市场依赖逐步加深,粮食市场份额占有不断出现新情况。了解和分析当前上海粮食市场份额的现状及其变化趋势,有利于在国家宏观调控下,放开主销区粮食收购、粮食市场和粮食价格,为粮食主产区腾出更大的市场空     

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的初探

以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产销不协调的主要表现为切入点,对粮食主产区和主销区产销利益协调进行博弈分析,得出影响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不协调的主要因素,从而提出建立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利益协调机制的路径选择。     

试论粮食产销区协调机制的建立

中国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产销不协调主要表现为供求矛盾突出,其主要原因是生产与市场脱节、重视产区轻视销区、缺乏完善的购销合作机制等,因此,应采取对产销区粮食协作的指导、完善粮食合同订购制度、调整粮食风险基金补助比例、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等措施,建立起粮食主产区与主销区产销协调机制,确保粮食供需平衡和国家粮食安全。     

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农民一样有了较大的改善,1978-2004年间,主产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29元增加到 3025元,26年中提高了23倍。但与主销区相比,主产区农民收入与主销区农民收入的差距不断扩大,粮食主产区农民收入问题值得研究。一、主产区农民收入结构特点 (一)主产区农民现金收入比重不断上升。随着农业生产能力提高和城     

粮食安全与主销区生产

粮食安全是全局性的问题,既关系主产区的经济安全,更关系主销区的经济安全。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各个地区都有责任,不能把粮食安全的责任压在主产区身上。促进国家粮食安全,不仅要加强对粮食主产区的支持,也要强化主销区在粮食安全上的责任。我国粮食主销区主要有北京、天津、上海、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等7个省、市。这些地区经济实力较强,粮食产不足需的矛盾更加突出,在粮食安全问题上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对粮食安全几个理论问题的认识

粮食安全的概念应进行适当修正与完善。中央与地方、主产区与主销区、粮农与其他农民之间都应进行粮食安全的分工与合作。在粮食禁运问题上,粮食武器是存在的;全面的粮食禁运是极端的;中国有遭受国际粮食禁运的风险。我国应培植与保护生产能力,控制粮食产量,推进粮食生产的区域专业化和集中度,进一步加大对农民补贴的力度,积极应对国际市场的变化。     

我国粮食生产的环境技术效率测度

采用方向距离函数和Kernel密度估计方法,对1992—2012年中国29个省（市、区）的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和分析,以考察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时期中国各省份以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情况。研究结果表明：（1）全国及各粮食生产功能区粮食生产环境状况总体上呈现出逐渐恶化现象,其中,粮食主产区优于粮食主销区,粮食主销区优于粮食平衡区;（2）中国各省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存在明显的非均衡性;（3）总体而言,我国粮食生产环境技术效率的地区差距在逐渐扩大,呈现出两级分布, 但是在各个粮食生产功能区形势有所不同。     

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补偿途径与机制设计

从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的外部性出发,可以将耕地保护的外部性补偿界定在粮食主销区对粮食主产区的经济补偿,从而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补偿机制。(1)粮食主销区的土地产出效率高于粮食主产区,因而具有对主产区进行经济补偿的现实条件和意愿;(2)通过GDP增长提成、机会成本税及市场调节的途径,可以实现基于粮食安全的耕地保护外部性的有效补偿;(3)在补偿机制运作上,要合理界定税费收交主体与额度,制定可行的征收办法。要强化基于市场途径的产销区补偿中政府的调控作用。     

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

设立粮食主产区,这是国家实施的一项保障粮食安全的特殊战略。主产区作为中国粮食生产的重要基地,也是中国农业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区域,从新形势下的粮食安全来看,日益突出的生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制约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本文将2004年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实施作为一次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并探究粮食主产区的碳减排机制。经过研究发现：（1）从基准差分模型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具有显著的“减排”效应,即粮食主产区基本实现了“增产且减排”的政策目标。（2）从单位面积农业碳排放回归结果来看,粮食主产区政策显著降低了主产区整体及三大流域的农业碳排放,其中对长江流域碳排放的削减效应最大。（3）从政策效应的机制分析结果来看,扩大土地经营规模是粮食主产区政策产生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此,应大力推进种植业和养殖业的规模化,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增加低碳产业比重,从而实现“粮食增产”与“生态环境”协同发展的目标。     

增产是否增收? ———基于粮食主产区设立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增产"和"增收"是粮食主产区设立的两大重要目标。既有研究普遍强调粮食主产区设立对于粮食增产的贡献,然而,在实现增产的同时,农民收入是否提高尚未得到充分重视。将2004年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的设立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基于1997-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考察了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设立对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具有显著的促增效应,但对工资性收入具有削减效应。具体而言,与非粮食主产区省份相比,粮食主产区的设立使得13个粮食主产区省份的家庭经营性收入相对增加了455.852元/人,工资性收入相对减少了532.567元/人;粮食主产区设立影响农民收入的主要路径依赖于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张。整体而言,粮食主产区设立通过改变农民在务工与务农之间的资源分配模式,实现了农民总收入的动态平衡。本文认为,在继续推进粮食主产区政策兜底农业生产的同时,应当进一步强化扶持农村劳动力多元化就业等政策,拓宽农民增收渠道,打好巩固"增产增收"的政策组合拳,实现农民总收入稳步提高。     

农业政策性金融支持农业区域产业问题研究

当前,我国农业实施的区域发展政策以及农业的产业化经营,迫切要求农业政策性金融实行分类指导的区域信贷政策,支持农业区域产业发展。即主产区农业政策性金融要继续支持粮食企业敞开收购农民余粮,业务延伸的重点是以支持国家储备为基础,支持粮食企业的产业化经营和农产品加工;主销区农业政策性金融要支持企业面向市场搞活调销业务;产销平衡区农业政策性金融要在按保护价保证订购粮收购资金供应的同时,重点做好支持退耕还林草工作以及生态建设。     

当前粮食流通体制中的问题分析与深化改革构想

世纪之交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备受世人关注。自去年5月以来,根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决定》,全国各地都以“三项政策、一项改革”为重点。积极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经过一年多来的运行,已经取得明显成果。但是,任何重大改革都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由于这次改革的重点是解决粮食企业亏损严重,国家财政不堪负担,市场粮食价格波动过大,农民利益受到影响等当前突出的问题,一些长远的和深层次的矛盾还没得到完全解决,加入世贸组织也要求我们按国际规则……     

粮食主产区农业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分析——以皖西皖北粮食主产区为例

我国粮食主产区承担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重任,不能将粮食种植调整为经济效益更高的非粮作物种植,更不能将耕地转化为工商用地去发展第二、三产业。所以粮食主产区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回旋空间较小,必须另辟蹊径。那就是各级政府必须以粮食生产为中心,加大对种粮户和粮食主产区的利益补偿力度,提高粮食销售价格,强化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能力,矫正粮食主产区三产融合政策上的偏误。     

粮食生产效率的区域差异及其政策效应的异质性

基于中国三大粮食产区粮食全要素生产率的比较视角,构建动态面板GMM-DIFF模型,采用2007—2017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粮食生产政策对粮食生产效率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我国粮食全要素生产率虽然区域差异明显,但其总体呈现持续增长态势,说明我国粮食生产正在步入规模与效率同步提升的重要转型阶段;进一步研究显示粮食生产的短期性与长期性政策效应在主产区与主销区间差异非常凸出,形成较大的反差。基于此,国家粮食安全长效机制的设计应当着力于两个层面的政策思考,即诸如粮食大户补贴等短期性政策效应的发挥和诸如粮食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业反哺农业的长期性政策效应的作用。     

粮食增产与农业碳排放强度降低——基于中国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基于1998—2019年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结合粮食主产区政策的准自然实验证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分析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其中,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非中部地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农用机械使用强度在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农业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据此,提出因地制宜发展以突出区域特色,优化要素结构以推进绿色生产,推动农机换代以转换新旧动能等对策,以推进农业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对我国粮食安全的影响

在“核心-边缘”空间结构日益明显背景下,粮食产销区域间分工不断强化,对粮食安全产生了深远影响。运用GDP方法考察中国经济版图的“核心-边缘”空间结构,分析该结构对区域间粮食播种面积、粮食产量、食物生产的互补性以及粮食安全稳定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探讨了这些影响导致的区域间粮食安全责任不平衡、粮食主产区发展受限、粮食主销区自身的粮食安全受影响以及南方粮食主产区耕地撂荒抛荒现象相对严重等问题。为了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提出要从大食物观视角出发,构建粮食区域利益补偿机制,设定粮食自给底线,落实主销区和平衡区的粮食安全省长责任制等。     

Granger因果检验的国有粮食企业购销

运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法,分别对我国国有粮食企业、主销区国有粮食企业、主产区国有粮食企业收购和销售序列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国有粮食企业销售和收购序列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主销区国有粮食企业收购和销售序列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主产区国有粮食企业收购和销售序列存在双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其背后的原因在于所受国有粮库轮换制度和粮食储备规模的影响程度不同。基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和成因,论文提出了提升粮食安全水平的政策性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