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从汉四郡到统一新罗时期的中韩法制关系

汉四郡时期当地官府陆续发布了一些单行的成文法令,汉四郡灭亡后,当地的各种习惯法就又成了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土俗"压倒了"华化"。高句丽在占领汉四郡以后,吸收了一些汉四郡时期遗留下来的中国法的思想。隋唐时期,高句丽文化之"华化"有加速的趋势,但在法制的层面,仍以土俗为主。从南北朝时期到隋唐时期,中国文化的影响已深入到了百济习俗的层面,其法制有向中国法接近的趋势,但主体仍是本国固有法。统一新罗时期,唐代法制虽然对其法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华化"程度不高,仍以"土俗"为主。     

清政府的西方法文化政策与中国法制近代化

中国近代法律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在西方资产阶级法律文化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撞击和冲突中展开的。直至19世纪末,西方法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也终未能改变清政府对其扼制的政策。清政府对西方法文化传播政策的根本改变,是在进入20世纪后。清末修律从法治原则、立法观念、司法制度等方面,初步奠定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基础。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清末西方法文化政策在法制近代化方面仍存有诸多局限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又延缓了中国法制近代化的发展。     

关于证人出庭作证难的法学透视

我国司法实践中出庭作证难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法制科学化与成熟化的不足、法律保障的欠缺、传统"法文化"的影响、法律意识的薄弱等方面。"人性因素"和"人的心理规律"的关照是实现法的价值的根本保障,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是解决出庭作证难问题的重要基础,摆脱中国传统"法文化"的消极影响、树立法律信仰是解决出庭作证难问题的根本对策。     

建立健全国家文化安全机制探析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指出,"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①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建立健全我国的文化安全机制刻不容缓。本文从"强化内功"、"未雨绸缪"、"随机应变"、"法不容情"、"人才方阵"为切入点,阐述了对于建立健全创新、预警、决策、法制、人才五大文化安全机制的几点思考。     

文学中的“礼”与“法”

"礼"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内涵极为广泛的范畴,"礼"与"法"的关系也是中国法制史上最为重要的课题之一。实际上,"礼"与"法"是中国传统法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古代,"礼"作为一种积极的规范,已具备法的性质和作用。"礼""法"束缚着人们的思想、行为,同时也及时地反映在文学作品中。本文从文学作品中的礼治秩序入手,反映出礼治秩序对文学的影响及人们对它的反抗。     

论情、理、法的结合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价值

中国古代优秀的法律文化曾经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法制进程,对世界法制文明作出了突出贡献。即使在今天,西方许多思想家在对本国法律文化反思时,也常常不忘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汲取营养。法治社会应对情、理、法重新认识,挖掘其合理因素,正确看待情、理、法结合在实现法律体系本土化、保障司法公正以及增强判决执行力中的价值,并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合理运用情、理、法。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变迁的法治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变迁推动和影响了中国法治的进程,对中国法治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从封闭保守到开放改革的变迁推动了法律领域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法制建设的恢复和发展;政治文化从革命到建设的变迁推动了中国革命型法制到建设型法制的发展,推动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建立和完善;政治文化从"人治"到"法治"的变迁推动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和目标的确立;政治文化的创新,"和谐"政治文化的构建对我国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促进了法治理念的更新与发展.     

对古代讼师的法文化考察——以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两分为视角

对于讼师这一中国古代法制史上的特殊群体,从国家和民众两种立场出发进行考察,所得出的相关结论是相悖的。从法文化的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分析,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是:国家法文化所倡导的"无讼"观念以及由此建立的法律制度必然排斥讼师的存在,因而对讼师的评价只能是反面的;而民间法文化中"好讼"的观念倾向以及"健讼"的实践却使讼师成为不可缺少并得到大力发展的职业群体,因而对讼师的评价也大都是正面的。这种不同立场比较下的考察会对我们全面认识讼师有所裨益。     

“环境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要求有强劲的环境文化支撑。环境文化即环境制度(法规)和环境观念(道德)的"组合",没有道德向善的法不是良法,而没有法制保障的道德也难以为继,这两方面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从环境治理实践看,我们虽然采取了许多措施但收效尚不尽如人意,深层次就是环境文化的"滞后",为此必须破除一系列文化障碍。     

试论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制的影响

蒙古族习惯法是早期游牧民族法律文化的缩影，也是元朝法制建设的特殊起点。元朝法制同蒙古法文化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蒙古族习惯法对元朝法律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使得元朝法制始终表现出封建法和民族习惯法的二元特色。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重要论断的当代思考

列宁关于两种“思想体系”的重要论断是指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的一笔理论财富。在当代条件下，我们应继续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巩固“社会主义思想体系”，这直接关涉到社会主义运动的长远发展。实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既要遵循文化发展的逻辑又必须站稳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方向，从而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思想体系”。     

论“钓鱼执法”及其治理

在部门利益的驱使下,某些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设置各种形式的执法陷阱,以达到对行政相对人罚款的目的。这种＂钓鱼执法＂行为违背了行政执法的初衷,侵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利,也损害了政府及公务人员的形象,影响了公民对法律的信仰。为此,必须通过斩断部门利益的根源、对＂钓鱼执法＂行为进行严惩、让以＂钓鱼＂方式执法的结果归于无效等措施,从根本上消除＂钓鱼执法＂现象,真正实现依法行政的目标。     

法律逻辑视阈下的“禁止”和“允许”

从法律逻辑学的角度来看,“‘不禁止P’等于‘允许P”’不能证明“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不禁止的即等于允许的”涉及的是全部行为（P和非P）,而“‘不禁止P’等于‘允许P”’只涉及部分行为（P）,非P中存在法律没有规定的行为,这部分行为必然不是法律禁止的,但也不能逻辑地推出就是法律允许的。     

转型期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功能探析

＂服务群众＂是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题中之义,在新时期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群众＂功能意义重大。农村基层党组织＂服务群众＂功能的内容主要包括政策法律服务,思想文化服务,资源环境服务,人才培养服务等。当前,完善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服务功能,关键是完善制度机制建设,着重构建联系群众机制、宣传机制、服务激励机制、服务反馈机制和人才培养机制。     

伯尔曼式“法律信仰”的实质

伯尔曼的“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这一命题近年来在中国法学界引起了极大的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对“法律”和“信仰”概念的不同理解。伯尔曼基于对20世纪美国社会现实的分析,认为法律与宗教荣辱与共,法律不仅是一种规范,还体现了人的正义终极的关切。伯尔曼是基于西方现代本体论的视角,提出“法律必须被信仰”这一命题的。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一国两制下内地与澳门法律文化的融合

一国两制在澳门实施十年来,内地与澳门在法律文化方面交流与融合呈现出剔除殖民主义色彩、融合步伐加快等特点。澳门与内地具有共同的民族历史文化背景,同沐民族认同意识,共享儒家伦理光芒,理论上都属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全球化与区域化潮流等都为内地与澳门法律文化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基础与条件。判例制度、审计监督与法律渊源规范化、法律教育普及与法律双语化可以成为今后交流与融合的契机与切入点。     

构建“海洋文化城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

＂海洋文化城市＂代表了城市化进程中的当下最成熟形态,既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滨海城市,也与＂海洋经济型城市＂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产生的哲学基础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完全一致。概括地说：一是在城市发展和海洋保护的关系上,＂海洋文化城市＂的构建遵从了依赖而非简单征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念;二是在城市发展的内部形态上,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产业哲学和城市文化分别作为＂海洋文化城市＂的灵魂与血肉的重要思想;三是在城市发展的宗旨上,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观念。     

论国际环境法“共同责任”原则

学界对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的认识上一直存有争议,目前尚不统一。在阐明国际环境法基本原则特点的基础上,从学理论证和文本实证的角度分析＂共同责任＂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明确＂共同责任＂是国际环境法的基本原则,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仅是＂共同责任＂基本原则在国际气候变化应对领域中的具体运用。     

“法律与文学”的中国语境化解读

西方＂法律与文学＂流派有其自身的发展脉络和体系,强调法律与文学间的逻辑可能性,法律通过调动文学叙述和文学文本的积极性来实现两者互动和共谋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冯象和苏力进一步展开中国语境化解读,中国化语境中所特有的政法策略选择体现了＂法律与文学＂的理论语境化特征,并可能进一步延伸其政法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