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锥编》的训诂理论与实践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1979年)是一部运用比较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学术巨著。《管锥编》对中国十部古籍(《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作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研究的侧重点是谈艺之道,但立足点是训诂,研究古代语言文字的意义、疏通解释古代典籍文献是其基石,只有在训诂实践的基础上才能进而纵谈艺术规律,这是易简之理。训诂学在清代     

读司马迁的孙膑传

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主席指出:“在中华民族的开化史上”,“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所记载的孙膑和撰写这篇历史人物传记的司马迁,就是中国古代伟大的军事家和文学家中的两个重要代表人物;孙膑的兵法和司马迁的《史记》,就是中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典籍”中的两部典型代表著作。因此,遵照毛主席关     

《易传》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传》是阐发《易经》哲理的一部论著,古称“十翼”,即《易经》十篇辅助资料。它是《易经》这部古代的“卜筮之书”问世后,经过春秋、战国之际数百年间的研究,积累起来的第一批学术思想成果。《易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当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结论。这十篇阐述易理的文章,显然观点比较一致,而且在先秦思想典籍中又自成思想体系,大体上反映了战国中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它在我国古代理性思惟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     

论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

儒学是中国古代学术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精神文化的核心,经学研究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传统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钱穆认为,想要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学术,则要先了解中国以往经学研究传统。钱穆对中国传统经学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中国学术通义》《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四书释义》《国学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著作中。钱穆在上述著作中主要探讨了中国经学的渊源、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考证了中国古代典籍和“经”称谓的沿革。钱穆将中国经学研究史划分为五个发展阶段,综合概括了中国经学主要精神与理想目标,亦即中国儒家的精神与理想之所在。     

中国古代小说在韩国的传播和影响

韩国不仅保存了相当多的中国古代典籍,也有大量古代高丽时期、李氏朝鲜时期所编写的汉文书籍文献,其中不乏中国古代小说方面的资料。本世纪早些时候,学者注意到十五世纪李朝时刊印的学习汉语用书《朴通事谚解》中记载了在中国早已亡佚的《西游记平话》的故事梗概,还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一段“车迟国斗圣”文字。这对人们认识中国十六世纪出现的《西游记》是一部“历史累积型”的作品,对人们研究《西游记》的成书过程有很大的帮助。八十年代末,旅法华人学者陈庆浩等人在汉城大学图书馆（奎章阁）藏书中发现了明刊陆人龙《峥馆评定通俗演义…     

《说文解字》渊源深厚的牛文化研究——古人对牛的称谓与人的称谓比较

牛文化是农耕文化的核心,在中国古代诸多典籍中,记录了丰富多彩的牛文化的内容,其中多数已被历史的尘沙所掩埋,成为后来者所无法了解和理解的部分。而牛文化又牵扯着汉文化的方方面面。《说文解字》对“牛”部字作了较系统的整理。通过对《说文＆#183;牛部》中关于“牛父”称谓与人类父亲称谓的比较分析,可探讨中国古代对牛的类人性的认知。     

《易传》中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易传》是阐发《易经》哲理的一部论著,古称“十翼”,即《易经》的十篇辅助资料。它是《易经》这部古代的“卜筮之书”问世后,经过春秋、战国之际数百年间的研究,积累起来的第一批学术思想成果。《易传》非一时一人所作,这是当前学术界所公认的结论。这十篇阐述易理的文章,显然观点比较一致,而且在先秦思想典籍中又自成思想体系,大体上反映了战国中后期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世界观,它在我国古代理性思惟发展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易传》名义上是解释《易经》思想的,实际上,两者反映的是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的世界观。《易传》赋予《易经》以许多非固有的思想,如所谓河图洛书之说,太极观念,大衍之数等;但它却借用《易经》的占筮思想构架,营造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阐述了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道器理论,“刚柔相推而生变化”的“絪緼化生”学说,“雷风相薄,     

《秦汉货币史论》简评

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及货币文化的若干特点早在秦汉时期已基本形成,然而,该时期的货币问题,却长期是经济史家和社会史家难以解开的历史之谜。青年史学家张南,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终成《秦汉货币史论》(以下简称《史论》)专著,可谓一枝独秀。《史论》一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非一般地叙述秦汉货币制度的历史,而是对该时期历次货币改制的起因、不同内容及其实施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全面而系统地分析,阐述了大一统国家的确立、强化与     

“《论语》之结”与孔子及儒家文化

一 《四库全书》所收3,461种79,309卷中,“经部”除“小学类”共计有585种8,515卷,“子部”中的“儒家类”共计有112种1,694卷,两项合计共697种10,209卷,占总种数的20.1％和总卷数的12.8％。于中国古代典籍,儒家文献不可不谓汗牛充栋。 然而,在这汗牛充栋的儒家文献中,仅就其基本文献——“六艺”来说,却均非使孔子成其为孔子的东西。如《乐经》失传,孔子仍不失为孔子;三《礼》的成书甚晚,与孔子的     

经与经学

在战国时期之后,“经”字是一个泛称,用来指称先秦诸子最重要的典籍。“经学”之名,始于汉代,特指关于儒家经典的学问。《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典籍是“中华元典”,自汉以后,这五种典籍书名皆缀“经”字。由此五部经典逐渐衍生扩大,而有七经、九经、十二经,至宋代定为“十三经”。这些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干”,承载着中华民族的价值理想。经学因此在中国文化中具有主导性的重要地位。     

明代《救荒本草》编纂特色试探

《救荒本草》是由明初周王朱(木肃)编纂的我国古代第一部救荒专著,与传统的药物学“本草”书籍不同,这是一部系统总结自然界野生植物可以佐饥食用具有较高实用价值的文化典籍。《救荒本草》的编纂刊刻,为灾荒年月老百姓准确.安全和有效地以野生植物代粮度荒,避免误食伤身,积极地抵御自然灾害的侵袭,开辟了广阔的食物来源和新的途径,从而     

典籍外译“走出去”的思考与对策——以《红楼梦》为例

中国的外译典籍是中国文化复兴和“文化走出去”的一面旗帜,外译可以使中华典籍不朽生命在异邦文化中得以延伸和继续.《红楼梦》具有丰富充盈的文化包容量,从中几乎可以看到整个中国文化,特别是我们民族的人文意识和人文传统.然而,《红楼梦》在世界各国的传播、译介和译文研究现状并不能令人满意,诸如译道渐芜、外译传播范围有限等问题制约着《红楼梦》外译的成效.基于这一现状和问题的思考,《红楼梦》外译“走出去”的真正实现需要新设想予以支持,以期推动《红楼梦》对外译介、传播及研究事业的发展.     

论秦汉的参夷法

秦汉时期,在诸种刑罚中,用刑之残酷,量刑之重,莫过于“参夷”。把它置于历史长河中加以考察,可知它的产生和变化与中国古代的宗法制和君主专制制度有关,有其必然性和进步性,也有其野蛮性和落后性。本文试对秦汉参夷法的施刑范围及其起源沿革,作一个初步的探讨。一秦汉的“参夷”之法,见于《汉书·刑法志》,颜师古注曰:“参夷,夷三族也。”虽然当时的文献中间或有“夷七族”、夷“九族”、“夷十族”之说,但只是仅见的特例,真伪难考。而参夷法则是秦汉的成法。史籍中“灭宗”、“族灭”以及表示夷族的“族”字,都是指夷三族。     

中国古代初期无婴幼儿教育机构说质疑

长期以来,国内外的思想家、教育家以及中出版的各种书籍,在论及婴幼儿教育时,几乎都认为中国古代,即主要指先秦和秦汉时期没有婴幼儿教育机构。远者如我国著名学前教育家张宗麟在《幼稚教育的略史》一文中曾指出:德国的福禄倍尔于1837年创办了“世界上第一个幼稚园。……,专收未达学龄的儿童。”就连伟大的革命导师恩格斯也说:“欧     

评黄心川先生《印度哲学史》——兼论印度哲学研究的新情况

印度是具有悠久的哲学传统的国度,汗牛充栋的古代哲学论著构成了印度传统典籍的主要部分。印度古代哲学所达到的高度在古代文明世界中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它在人类文明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研究印度哲学对理解中国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印两国哲学思想的交流是以佛教为主要媒介的,佛教本身是印度哲学的组成部分之一。因此佛教在影响了中国哲学、文化的同时,它所包含的潜在的印度思维模式与非佛教思想也不知不觉但理所当然地影响了中国。《大正藏》里仍保留了真谛翻译的数论经典《金七十论》就是一个明证。从西藏发现的《金七十论》梵文本“Hiranyasaptati”(或名“Suvarnasaptatisastra”,内含真谛汉译本所缺的第六十三颂)更说明了即使在佛教占了绝对优势地位的西藏,“外道”经典仍是传了进去。在西藏还发现了其他许多非佛教的古代梵文写本。深受印度文化影响的“汉字文化圈”里的日本、朝鲜、越南等在古代都直接从中国受到了印度间接的影响。     

《四库全书》影印简史

18世纪七、八十年代,清政府组织全国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著名专家学者,编纂了一部包括当时中国的所有文化典籍,并使之系统化、条理化、标准化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四库”者,经、史、子、集四部也;“全书”者,一切文化典籍统统收录齐全也。《四库全书》,顾名思义,就是把无所不包、无书不有、无本不全、百科具备的图书文献,按中国封建社会完美无缺的传统分类法——“四部分类法”组织起来,并构成一个具有完整体系的文化书库。这个“文化书库”代表了当时中国人的知识世界,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在世界各个领域中获得的认识所达到之深度和广度。然而,很可惜,《四库全书》编成以后一般人物不易看到,他们只知其名,难见其书。1983年至1986     

文化·文化史·明清文化史

“古今以智相积,而我生其后,考古所以决今,然不可泥古也。”“生今之世,承诸圣之表章,经群英之辨难,我得以坐集千古之智,折中其间,岂不幸乎!” 方以智《通雅》卷首之一,《考古通说》 一、广义的“文化”与狭义的“文化” “文化”,既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概念,又是一个近代引入的外来词汇。 早在先秦,“文”、“文化”等字样已屡见于各种典籍。《论语·学而》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里的“文”指道艺,即诗书礼乐之类;《论语·雍也》又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意谓,自然形态胜于人为形态的谓之“野”,     

《周易》的总体特点及其美学思想略说

《周易》亦称《易经》,儒家经典之一,被列为十三经之首.《周易》主要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经》大约萌芽于殷周之际,《传》为战国或秦汉之际的儒家作品,是用以解释《经》的.《经》、《传》均非出自一人一时,而是经过长期不断的加工而成的.1973年出土的长沙马王堆汉代帛书《周易》与今本《周易》有部分不同之处,此足以证明《周易》成书经历了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周易》是中国古代文化宝库中独具特色和魅力的文献,它不仅对中国哲学和美学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中国古代的宗教、科技、医学     

论古代档案工作发展缓慢的文化因素

我国古代的档案工作源远流长,这是有口皆碑的。然而,它发展速度缓慢以至造成近现代挡案工作某些方面的积重难返,也是档案界有目共睹的事实。究其根源,许多人曾认为: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持续时间太久的缘故。本文则打算从文化的角度另作一番探究。一、档案工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文化视角探讨档案工作,其前提必须回答档案工作是不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是什么?在西方《大英百科全书》(1973—1974)赞同将文化概念分为两类:一是“一般性”的定义,文化就等同于“总体的人类社会遗产”;二是“多元的相对的文化概念:文化是一种渊源于历史的生活结构的体系,这种体系往往为集团的成员所共有”,它包括这一集团的“语言、传统、习惯和制度,包括有激励作用的思想、信仰和价值,以及它们在物质工具和制造物中的体现。”《法国大百科全书》(1981),认为“文化是一个社会群体所持有的文明现象的总和”。“文化是一个‘复合体’,它包括知     

古书书名与篇名

古代书籍,多无书名。有的甚至连篇名都没有。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汉代以前的古书,它的书名,多出自后人的追题。这是由于春秋以前学在官府有关,那时“作之君,作之师”,“人王”即是教主”,连“先师”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在“教权文权”下移以后,还只能是“述而不作”地整理《诗》、《书》,编辑“鲁史”(即《春秋》)。所以余嘉锡先生说:“春秋以前,並无私人著作,其传于后世者,皆当时之官书也”(《古书通例》)。古代不少书籍大部分是由集体劳动写成的,例如留传今世的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