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郁离子》看刘基的民本思想

元末明初思想家、政治家刘基目睹元末社会动荡不安,官贪吏污,加之自己仕途坎坷,写下了感时之作《郁离子》。这本哲学著作发展了儒家民本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爱民、养民、德治、用贤的治国主张,对后世治国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     

《尚书》“德治”探微

《尚书》首先强调的是君王之德，并要求“德纯一”，力戒“三风十愆”。并提出了君王之德与治政养民的辩证关系，“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揭示了“慎徽五典”、“明德慎罚”等实施“德治”及法、德相济的几种有效方式。     

孟子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

孟子民本主义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民本主义的根本出发点是“民本君主”,国家是由君主和臣民两者组成的统一整体,君主是国家的“主”,而臣民则是“本”,把施仁政、德政的君主制度看做理想的政治制度,其与“主权在民”的现代民主制有质的区别。尽管如此,民本主义在价值上却能升华民主精神,这种带有一定人民性的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     

孟子的民本主义政治哲学

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主要着眼于民生的问题,即民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既是天命又是民意,更是君权的统治基础。孟子的民本主义思想的本质在于“用民”,仍然是一种“术治”的理论,安民的目的在于缓和社会矛盾,维护封建社会等级秩序,民本主义的本质在于君本。     

试析明清时期的“以民养民”论

传统的“立君养民”论在明清时期发生了一种明显的变化趋势,“以民养民”论大量出现,把救助困者、贫者看做是富民的主要责任,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日常社会生活中,主张以富助贫;第二,灾害发生时,主张以富救困;第三,主张宗族内部以富帮贫;第四,政府也极力主张“以民养民”。这一主张产生了两个重要的结果：一是明清时期富民举办社会救助活动的兴盛;二是富民借助社会救助实现基层社会控制权的扩张。探讨这种养民思想及实践,对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慈善事业的建设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朱熹与王阳明诠释《大学》“新民、亲民”内涵的共通性

对朱熹理学系统的反思成了王阳明构筑哲学体系的逻辑起点。阳明通过对朱子格物说、知行观、心与理关系的甄别展开对朱子“新民”说的诘难,认为朱子以“新”言“亲”将导致他新自新的紧张、教民养民的失衡和格物诚意的抵牾。事实上,阳明基于哲学建构的需要或自觉或不自觉地曲解、误读朱子,忽略了“亲民”与“新民”理论内部的共通性和交互性。     

从新民本主义到新民生主义——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前提

中国古代民本主义在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中发生了重大变化,成为批判封建制度、追求社会变革的思想,并且出现了否定剥削的乌托邦倾向.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革又促使人们重新发掘早期启蒙中的新民本主义,并且在对未来社会目标的构想中,批判了资本主义.孙中山的新民生主义是建立在"以民为本"之上的,他把民本主义推向极致,为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提供了历史文化前提.     

取财论道

1．何谓财 《说文》：“财，人所宝也。从贝才声。”《广雅》：“财，货也。”《玉篇》：“财，谓之食谷也、货也、赂也。”《周礼》：“以九赋敛财贿。”汉郑玄注：“财，泉（钱）谷也。”综上所述，财是物质和货币的总称。物质是客观实在的东西，货币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这二者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彼此相互依存。物质通过货币来体现它的价值，货币只有通过物质的转换才能体现它存在的意义。钱物都是具有意义和价值的。正因为如此，     

民本主义论纲

在以儒学为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是儒家用以治国安邦的指导思想。民本思想在商周先秦时代已萌芽、出现;民本主义形成为思想体系,则在汉晋唐时代,到明清日趋完善,鸦片战争以后,开始与近代民主主义相衔接。民本主义不论在兴衰起伏、更替频仍的中国古代,还是在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不断汇流的中国近代,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然而,近代以来,政、学两界人士在探讨或接受民主问题时,却往往以民本主义的传统观念去理解、附会、扭曲以至改造西方传来的民主主义观念,“仍以古时之民本主义为现代之民主主义”;或者只是强调两者的区别,而不察两者之联系与衔接,对民本主义,理论上简单摒弃,实践中却不注意清除其消极影响。重新考察民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揭示民本主义的内涵和它在古代中国的历史作用,探讨其对近代民主思潮的影响,仍不失为研究儒学与中国文化的一个颇有价值的课题。     

“民贵君轻”说的盲点及其他——兼与“以人为本”比较

“民贵君轻”不是一个命题而只是一个话题，是孟轲由此出发来肯定其核心观点“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由头。这种“得乎……而为……”句式，潜藏着以民为工具而以天子为本的奥秘。它与“养民”说、“诛一夫”说，与“王道”“仁政”和“与民同忧同乐”主张相表里，贯穿了《孟子》全书。作为口头禅的“民贵君轻”，就是“得乎丘民而为天子”的盲点。它遮蔽了此话题所有关于“以天子为本”的实质内容。为深入考察，本文分析了孟轲的教育背景、游说对象和心理动机，也追溯了孟轲之前“民为邦本”说、“民为君本”说和所谓的“以民为本”说之源头．指出了其间一脉相承的联系。与此同时，还将具有宗法性和皇权主义特征的“民贵君轻”说与具有现代公民社会和公民意识的“以人为本”施政理念做了比较，并说明了根本差异。     

论精神病人的社会保障权

精神病人社会保障方面的专门立法尚缺,在鉴定、收治、管控和治疗等各个环节也存在不足,精神病人处于无人监管的状态大量存在,导致精神病人被伤害和精神病人损害社会及他人权利的隐患已成为不能回避的社会问题。政府应该对精神病人实施特殊保护,重视精神病人的社会保障权,建立多元化的保障和防控体系,减少精神病人对社会的危害。     

浅析人才为本和以人为本

科学发展要以人才为本,人才工作要以人为本。以人为本是指对人的尊重,把人作为价值标准,尊重人的权利和需要,实现人的发展。尊重人的权利,就是在程序中贯彻民主原则。尊重人的需要,就是维护人们的合法权益,实现机会公平和程序正义。促进人的发展,要增加体制的开放性,让人们在自由竞争中成材,在自由流动中提高自身价值。当代应当提倡个性解放,支持人们发展兴趣,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浅谈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动力

如今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问题己成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首要问题之一。而人的发展是由多种动力推进的：人的需要的发展是引起人不断发展的自身内在的精神性动力,人的实践活动的发展是促使人不断发展的自身外在的物质性动力,社会环境的发展则是实现人不断发展的外部环境条件。在我国当前形式下,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就是为促进人的发展创造条件并在一定意义上提供了人的发展的动力支持。     

毛泽东民生思想探析

毛泽东一生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民生的概念,但在毛泽东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民生思想,其中国家的独立和解放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基本政治前提;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民生思想的核心;大力发展经济为改善民生、造福民生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发展社会事业是改善民生、造福民生的重要举措。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关注民生、改善民生,这对现阶段加强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有着重要启示。     

文化强国视域下的幸福追寻

文化强国建设与人民幸福生成之间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它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为人民幸福奠定坚实的物质根基;它建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人民幸福筑牢坚固堡垒;它丰盈个体精神生活,为人民幸福孕育肥厚沃土;它激发国民创造活力,为人民幸福架构核心支点。扎实推进文化强国建设,人民将迈步跃进幸福之门。     

民生视野的“重庆实践”

民生是一个发展的概念。现代意义上的民生不局限于当前所需要解决的诸如教育、劳动、就业、医疗、住房等问题,更涵盖了与之关联的人们生存与发展所应当具有的权利,乃至于价值层面的公平正义,即“作为权利的民生”和“作为价值的民生”。近年来,重庆市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探索出了一条以民生为导向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以民生助发展、以民生促和谐、以制度保民生、以幸福感测民生,或许是重庆民生实践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休闲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实践形态——试论马克思休闲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马克思的休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自由时间理论中,自由时间是由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必要劳动时间缩短而游离出来的。自．由时间为人提供自由存在和自由发展的社会空间,自由时间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休闲是人在自由时间中,通过一系列自由选择的活动探索生命的意义,是人“成为人”的过程,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形态。     

论胡锦涛维护社会稳定思想的人民性

胡锦涛的维护社会稳定思想,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核心,是科学发展观在维护社会稳定工作中的具体落实。维护社会稳定为了人民、维护社会稳定依靠人民、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果由人民共享、维护社会稳定的成效由人民检验是胡锦涛维护社会稳定思想人民性的具体体现。     

柏拉图与孙中山:政治权能关系的跨时空思考

民众和精英谁该掌权?这是柏拉图对话的一个重要主题,可称之为"柏拉图之问"。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普罗泰戈拉主张民众应该掌权,因为神所赋予人的政治德性是人人有份的;在《国家篇》中,柏拉图主张精英应该掌权,因为政治智慧只有极少数人才具有。这两种回答,各有其不足:前者忽视了民众因缺乏能力而掌不好权的问题,后者则陷人民于既无能又无权的境地。孙中山提出"权能分别"说,成功解答了这一难题。他把政治上的权力分为权与能,主张人民有权,政府有能;把人民的权称为政权,政府的能称为治权,主张人民掌政权以管理政府,政府掌治权以服务人民。这套学说不仅具有学理上的原创性,而且对当代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具有一定启发性,即让政府因能、绩俱佳而保有治权,把本属人民的政权逐步落实给人民。     

论海瑞的“为民”思想

海瑞在明朝嘉靖至万历年间宦海沉浮,素以直言敢谏、廉洁反贪、勤政爱民著称。他一生为官,处处"为民"着想,坚持"为民"办实事,办好事。其言论与举措,切中时弊,反映了国情民情,顺应了民心,既有裨于整饬吏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治安,又有利于减轻劳苦大众的赋役负担,缓解他们的痛苦,改善他们的生存环境。因此,海瑞最终不仅获得了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们的认同,而且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至今仍被视为官员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