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评价“善恶褒贬”论

历史人物评价的逻辑前提,一般不是直接从评价者的评价话语表现出来,但却构成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深层前提预设。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之所以是史学研究中最具争议、最富挑战性内容之一,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之所以人言人殊,莫衷一是,就与这种逻辑前提密切相关。这主要表现为：在本体层面,在如何看待人类历史？在史学本身层面,如何看待历史的主观性,科学性及史学是否能避免道德价值判断的问题。     

马克思“市民社会”话语实践的历史发生构境

20世纪70年代,法国史学大家布罗代尔突然指出,马克思根本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Capitalisme)这一词语,最早在西方学术语境中使用此词的人为桑巴特.①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当然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一种逻辑构式中的釜底抽薪.其实,在马克思思想发展史上,根本不存在一个是否使用“资本主义”概念的伪命题.在马克思不同历史时段和不同历史原文文本中,我们会遭遇过去中文语境中没有出现的复杂词语构境: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市民社会/资产阶级社会)-société civile(法文,市民社会)、kapitalismus(资本主义)-capitalisme(法文,资本主义)和kapitalistische Produktionsweise(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等概念和词组的不同话语实践.在不同历史时段和不同历史文本中,上述词语从没有固定不变的简单语义;有的是,马克思在这一具体思想构境中不断变异的操作性话语实践.     

从史"义"说思想与社会的互系

随着价值相对主义愈益逞辩于人文学术的腹地 ,史学正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先前所谓“历史本来面目”的执著渐次松开后 ,史学须得找到一个新的阿基米德点以获得人们的再度信赖。人们当然可以更多地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后现代话语那里觅取希望 ,这里却情愿借助中国史学的资源探求另一条蹊径。一、从《春秋》“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说起中国史学的源头可追溯到经由孔子笔削之《春秋》,尽管这之前早就有了诸多编年性的纪事文献。孟子曾如此评说《春秋》的发生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 ,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     

西方学界基于概念转义的“历史中国”叙事置换研究

在西方学界关于“历史中国”相关问题的讨论中,存在一种概念使用上的“转义”现象,即西方学者基于西方学术语境、历史与现实经验,在理解中文相关概念时,为其导入了某些不属于它的异质因素。在这种导入背后,存在一种概念转义、概念互文、叙事置换的整体策略。本文以“王朝”与“empire”、“中华民族”与“Chinese nation”、“边疆”与“frontier”为例,探讨“历史中国”相关概念中的话语“转义”现象,并探究其背后隐藏的史学范式转向。     

谈谈我国史学的传统与批判继承

历史科学如何跟上社会改革的步伐,为“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做出贡献,这是时代给历史科学提出的要求,也是每个史学工作者必须回答的问题。其间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便是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反思和再评价。为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本刊约请施丁、瞿林东、许凌云等同志写了文章,辟“中国传统史学的讨论”专栏,以期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指正。这组文章涉及问题相当广泛,例如,我国史学传统的定性、批判、继承,历史传统和历史教育,史学研究同现实的关系,等等。行文各有侧重,认识有同有异。希望这样的讨论能活跃学术气氛,有助于史学改革的进展,欢迎广大学者、读者给予支持,把讨论逐步引向深入。     

从“‘梁启超式’的输入”到当代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中国现代史学发展走向论析

自20世纪初以来,在西方学术的影响下,中国史学经历了从传统史学话语体系到新史学话语体系,再到马克思主义史学话语体系的转变。近年来史学界有关建构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讨论,表明中国史家期望超越对西方史学话语的简单引进与仿效,要求建立根植于中国历史实际与民族文化传统的史学话语体系。这标志着经过百余年中西史学的碰撞、融合,中国现代史学已开始摆脱对外来学术的依附状态,力图确立自己的学术自主性。     

近20年间中国大陆史学的几种主要趋势

20世纪后半期的前 3 0年间 ,大陆上流行的基本上是清一色的“泛政治化史学” ;“新时期”以来 ,以西方史学为背景的跨学科史学的勃兴 ,以源远流长的考据传统特别是乾嘉学派和近代实证史学业绩为依托的“国学”的复兴 ,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经济学为基本预设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地位的显著下沉 ,这三大治史趋向或三大史学形态的鼎足而立构成当下史坛的总体图景。而眼前的从意识形态话语到学术话语的根本性转换 ,则显示着一场史学文体的革命已经启动。     

对商纣的重新评价

<正> 商纣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暴君,这是传统史学的基本观点。如何运用唯物史观作重新评价,这是当代史学的一个重要课题。本文便是对这一课题所作的尝试性的解答。一、重新评价的原因与根据我国传统史学由于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历史人物评价始终以宗法道德为标准,这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确乎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同时,更由于传统史学对人物评价的典型化要求,好的就绝对的好,为了美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善行归到他们的身上,尧舜就因此而成为圣君的典型;坏的就绝对的坏,为了丑化某些人物,就将一切恶行归到他们的身上,桀纣就是这样成为著名的暴君的。对于这种违背事实的方法,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弟子子贡就指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故君子恶居下流,恐其恶归之也。”(《论语·子张》)     

革命话语与公共政策话语:当代中国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在革命历史语境、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语境以及当代中国社会利益关系变迁的现实语境这三重语境不同的结构作用形势下,以党代会政治报告文本为代表的公共政策话语,呈现出一种革命话语取向和公共政策话语取向交互存在的结构化趋向,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当代中国特有的公共政策话语变迁的历史路径。     

新时期以来史学理论体系研究述评

以前我国史学界多注意历史理论的研究，而忽视史学理论即关于历史学本身的理论的研究，致使我国的史学理论研究长期是一个空白。这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把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相混淆，甚至以历史理论来代替史学理论。“历史理论”就是“史学理论”在许多人脑海里根深蒂固，已成为一种无意识，这种无意识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人们对“史学理论”内含的认识，影响了我国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加大了我们与国际史学理论界的差距。新时期以来学术空气的活跃和史学研究的深入，带来了史学理论研究的繁荣，并产生了一批有影响的学术…     

历史意义的思想演变与当代转型——以约恩·吕森为中心

当代西方史学理论中,伴随传统历史目的论的衰落与“语言学转向”以来的叙事主义史学理论的兴起,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也逐渐丧失了系统性。历史意义与历史理性在近现代的演变过程中,历史元理性转化为认识论理性,历史意义转换为一种“事后意义”,这些概念在近现代都经历了一个从“实质性”向“范畴性”的转换。正是在这种转换中,史学职业化才得以形成。约恩·吕森作为当代德国重要的史学理论家,他在西方史学理论的总体性语境中,将现代历史经验与认识论理性相结合,以“历史文化”概念为引导,力图重新探讨历史意义和历史理性的当代合法性与思想生命力。从史学理论的未来走向上看,历史意义的“历史文化”转向是一个成功的理论转型。由此,我们能够观测到德国史学理论不同于英美史学理论的解释体系与发展趋势。     

论《庄子》三重语境及其特点

历史的语境、道家的语境、“三言”的语境是我们解读《庄子》的钥匙。历史的语境是一个批判的、解构的系统,道家的语境是一个因承的、结构的系统,“三言”的语境是一个言说的、话语的系统,它们相因相生,相辅相成,共同支撑起《庄子》深闳幽远的思想、艺术殿堂。     

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与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

重新建构中国史学学科体系在中国近代史学新旧转型中占有重要位置,“整理国故”运动中试图以“中国文化史”中的各种专史作为现代学术分类中的不同学科取代“国学”,是近代历史学学科化的主要推力之一。中国近代史学学术体系则以进化史观和唯物史观为主导,以史料考证为基础,以吸纳古今中西史学理论与方法为特征。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是历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展现系统,掌握史学话语权极受近代史家重视。中国近代史学在以历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为主的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值得关注的成绩和值得借鉴的经验。     

以人事为学：刘咸炘与中国史学的近代转承

近代学术,经史嬗变。新文化派参照西方学术开创新史学,进而以现代史学观念与体例改造中国传统史学。“新史学”为近代中国学术转型提供有效平台,却在无形中割裂了中国传统史学之于现代学术的关联。刘咸炘提出,史学的广义就是人事学,进而以“察势观风”为史识准绳,以“史有子意”为史家宗旨,落实即事明理的人事学,倡导以纪传体编纂传统创新史体。在近代中西学术交汇的语境中,考察刘咸炘的史学观念,揭示其立足固有学术传统、会通古今中西的旨趣与方法,或可在中国传统史学与现代学术体系之间建立有机关联,为时下突破分科之学、建立中国学术本位开辟新路径。     

是东南英杰 还是蜕变官僚？——我观鲁迅评价王金发

从史学和文学两个研究领域看,辛亥革命中的王金发和鲁迅语境中的王金发存在着很大的反差。历史上王金发的光辉一直被主流意识形态下鲁迅的批判所遮蔽。如果以鲁迅视野中的章太炎为参照,就会发现鲁迅对于王金发的批判背离了他一贯倡导的“顾及全人”的人物评价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从观念到理论形态

以历史的、开放的而不是教条化的观念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将其理解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在中国语境中的具体转化,它既指这种理论形态转化及其实践探索的历史过程,也包括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这种理论成果又可具体区分为原典性"译介话语"、"领袖话语"、"学术话语"等三种基本理论(话语)形态来认识,它们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意义.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学术资源加以借鉴,至少可以在"学术话语"的意义上为我们提供某种理论参照.     

对象·理论·学术平台——关于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思考

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升级”问题,即如何通过有效的学术研究,营造学术语境,把华文文学的学科意识变成一种学术现实。首先,这有赖于对华文文学这一对象独立学术内涵的确立和认定;其次,整合各种理论资源,从而形成独特的理论与方法是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主要途径:再次,话语和话语空间的生产是推动华文文学研究“学术升级”的重要手段。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思考

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是当前历史学面临的最重大课题。而这一重大课题能否成功完成则取决于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建设能否成功，因为有什么样的史学理论就会有什么样的史学。而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史学理论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则需要在唯物史观新的解释体系的构建、力戒教条主义、处理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两对关系等方面着力。这无疑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需要整个史学界的关注和支持，更需要史学理论工作者的努力和付出。     

进一步加强国史学历史理论的研究

目前,史学界对国史学历史理论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制约了国史学理论的发展.要进一步加强国史学历史理论的研究,必须解决好国史主线及其分期、国史重大事件与重要人物评价三个问题.就历史分期理论而言,当务之急是要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就重大事件评价理论而言,目前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分析框架.就人物评价理论而言,也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完整的评价体系.此外,研究者应注重提高自身素质和能力,加强学术积累,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关于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几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6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现有的全球发展观念,对各种西方理论和学说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为回应时代的挑战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建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先后与西北大学、黑龙江大学联合举办了第三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09年9月,西安)、第四届中国社会科学前沿论坛(2010年8月,伊春),围绕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当代建构这一话题展开讨论。根据两届论坛的研讨情况,我们组织了这组专题文章。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瞿林东教授认为,当代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建构,应在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的认识的基础上,构架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骨骼;加强对中国史学遗产的研究,作为中国史学话语体系的重要资源;以广阔的视野、开放的心胸和气度,借鉴和吸收国外史学的积极成果,以充实和丰富中国史学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