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调解优先”——一种法社会学的分析进路

“调解优先”标志着柔性司法层层加码,理论界对此多有质疑.在法社会学意义上,法律职业化受阻是其时代背景;法院权威不足是其实务依据;而涉诉信访则是其政治动因.从长远来看,“调解优先”不可回避,但其内在的不足也使其无法真正解开我国法院所遭遇的司法困境.中国司法现代化必须迈过调解这道文化意义上的“坎”.     

能动司法视野下民事调解改革的径向选择——对某些地方法院追求“零判决”现象的反思

在我国法院民事调解改革面临路径选择的当下,某些地方法院所出现的"零判决"现象却干扰了改革目标的正确定位.误读"马锡五审判方式"导致盲目模仿这种审判方式的外在形式,而失去了具有普适性的马锡五审判方式的内在精神."大跃进"式的急功近利观念促使"零判决"的追求结果形同"乌托邦",并且偏离了科学发展观指引下的民事调解改革的应然径向.理性地坚守"调判结合"的司法观应当是能动司法践行的必然选择.     

调解年与调解运动

调解,无疑是近年中国法院和社会的热门话语,"调解年"、"大调解"以及"调解优先"等话语和实践,显示出调解在中国各地已经形成一种运动和潮流.无独有偶,在世界范围,ADR(替代性纠纷解决)也被称之为ADR运动(ADRmovement),两者之间显然存在某种呼应①.值得关注的是,这种运动或潮流的形成源于何种背景和原因,会带来什么变化和结果,其走向是持续高涨、走向新的高峰,抑或是在留下一些闪光的东西之后悄然退去?     

法院调解——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中国特色

中国是世界法制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其司法制度经过四千多年的嬗变与发展,形成了血脉源于中华文明、符合国情民情的重要特色.法院调解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项司法制度,是中华法系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而今,这颗明珠在中原大地乃至全国再放异彩.     

"法院-社会调解"模式的基础与制度建构——以河南省调解年活动为中心的考察

自20世纪80年代至今,法院调解在我国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迁过程.尤其进入新世纪后,法院调解在保障当事人的权益、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重构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障碍性分析——基于公民社会兴起视角

在我国,公民社会兴起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而开展地方政府绩效评估既是国际趋势,也是当前我国政府改革的重要举措,两者具有内在紧密的关联性.而如何使这种"内在关联性"转化为"发展的协同性",则还需对基于公民社会兴起下重建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体系的障碍性因素进行全面分析.     

试论诉讼调解制度的基本属性

目前我国改革和发展处于关键时期,改革已在广度上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等所有领域,在经济上已触及人们的具体经济利益.社会正处于经济加快发展、快速走向现代化的重要时期,也是经济容易失调、社会容易失序、社会问题急剧增多的敏感时期,既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动力,又充满各种矛盾和风险.     

客家学与法学研究遗忘的领域:客家民事习惯法

客家族群特殊的文化与地理分布,形成了客家民系独特的民事习惯法,但一直未得到客家学和民间法研究的重视.客家民事习惯法以历史传承坚韧、商事习惯稀少和物权、亲属规则发达为鲜明特征.客家民事习惯法不但内容丰富,而且在土地坟山、契约和亲属继承等方面,具有独特的规则与含义.以"滴血发誓"查证事实的方式,对查明案件事实更是颇具功效.在客家地区,合理引入客家民事习惯法作为正式国家法的补充,在民事调解和司法裁判中具有现实意义.     

河南法院调解年活动综述

开展调解年活动是河南高院党组从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的大局出发作出的重要决定,是全省法院2009年的一项重要任务.在2008年11月21日的全省法院深化马锡五审判方式工作座谈会上,张立勇院长首次提出要在全省法院开展调解年活动.     

审判实践中的调解优先原则

调解优先原则是近年全国政法系统为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而提出的一项全面加强调解工作的司法政策.就审判领域而言,调解优先原则具体是指审判机关通过综合运用多种调解方式、方法,将调解贯彻于诉讼活动的全部过程,衔接于涉及审判的各个环节,最大限度地化解矛盾,促成当事人自愿达成解决纠纷协议的工作原则总称.     

张立勇院长访谈

韩成军:河南全省法院开展调解年活动,受到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请问张院长,开展调解年活动的初衷是什么? 张立勇:当前,受国内外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人民法院工作面临一系列新情况新问题,维护稳定、保障民生、服务发展、促进和谐的任务十分艰巨.从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看,通过调解的形式解决矛盾纠纷,最容易达到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理念的凝练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决台湾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民族大义出发,强调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党的十七大报告在论述我党时于当前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和政策的时候用到了这样的表述:13亿大陆同胞和2300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历来政策的内在价值理念的体现,与我党提出的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架构"一国两制"有着内在的逻辑必然性.     

社会文化与理性选择--对传统调解制度的法社会学与法经济学分析

在一定意义上,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一种追求和谐的和合文化,古代中国人更多地选择调解方式来解决纠纷,从而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通过调解解决纠纷的机制和文化.通过调解还是诉讼解决纠纷,取决于对诉讼效益大小的权衡.人们"厌讼"而乐于"调解"实在是当事人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社会文化影响的结果.文章以传统调解制度为研究文本,从法社会学、法经济学两个不同的视角,揭示该制度得以传承的社会文化与内在因素.     

宽严相济语境下死刑司法控制问题研究

死刑作为最残酷的刑罚方法,在性质上与宽严相济所体现的党和国家新的社会治理理念有内在的冲突,控制、废止死刑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选择司法路径控制死刑在我国当前具有现实的必然性,摒弃重刑主义思想,理性对待民意;严守法定程序,确保死刑案件事实认定准确;深入体会政策,统一死刑适用的刑事实体法标准是我国当前实现死刑司法控制的具体路径。     

司法实践视角下的行政诉讼调解

目前,行政诉讼法学界主张肯定调解制度的意见逐渐占主流地位.调解本身具有恢复性和灵活性特征,从灵活、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与纠纷的角度考量,建立行政诉讼调解制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     

论司法调解合意原则的适用

合意原则是司法调解制度的核心原则.现代司法调解制度中的合意是一种契约型合意,合意原则的适用与当事人之间的力量对比、纠纷解决的效率以及公共规则的确立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通过程序来保障当事人的对等性,赋予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同时,树立有限调解的观念、坚持法律阴影下的谈判是保障司法调解合意原则充分发挥的有效途径.     

试论司法调解进社区——基层人民法院创新社会管理的可能路径

司法调解进社区,指导和参与社区调解活动是能动司法在基层人民法院的实践途径,也是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衔接的实现形式。基于能动司法理念,为凸显司法调解在"大调解"工作体系中的主导作用,基层人民法院应遵循"走出去"的方针,以促进人民调解功能的发挥为目的,完善司法调解进社区机制,并以此作为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平台和突破口。     

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互动模式探索

诉与非诉的衔接、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的互动是和谐社会法制建构的重要内容。我国的"诉调对接"应正视人民调解多元化产生的类型差异,有针对性地建构"支持型"、"监督型"和"整合型"等多元互动模式,以使司法调解与人民调解双赢共生和良性互动。     

如何理解葛兰西实践哲学中的“必然性”?

人的能动性与历史的必然性之间的内在冲突构成了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对立,并且导致了葛兰西时代革命实践中宿命论与机会主义的对立。本文通过讨论葛兰西实践哲学的内涵,立足于葛兰西对必然性的独特理解,试图以葛兰西的视角来审视"改变世界如何可能"的问题。葛兰西通过对李嘉图的经济学理论中所谓的"假定……"逻辑的重新解读阐发出一种保持了偶然性维度的必然性,从而给予改变世界以现实的可能性。葛兰西的必然性符合人构造历史的行为的特殊性,即历史的必然性由人的行动所诠释,而人的行动仅仅是一种趋向,其中充满了可变因素。但在行动过程中,这些可变因素"被假定"为必然性的构成。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正是在强调历史必然性的基础之上,通过恢复这种必然性的"假定"的前提而同时保持了人的能动性。     

物自体与"二律背反"

物自体是康德哲学的核心概念,亦是康德哲学整个系统得以运转的轴心.本文通过分析康德的四组"二律背反",探究其与物自体的内在必然联系,从而表明物自体的不可知性及其设定的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