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过程控制的化学专业硕士生培养模式探索

为破除硕士生教育中的“重结果、轻过程”“论文至上”等不良导向。坚持以学生为中心，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破五唯”为指引，以“三奖三优”评定为抓手，规范管理制度，强化过程培养，完善多元化评价体系，构建了基于“过程控制”的“一单三双”式一体化培养模式，“一单”即“一中心”,“三双”为“双指引、双抓手、双途径”。     

《西游记》为"仙石记"试论

《西游记》以“仙石”化猴为开篇，其所谓三大部分，实乃写了本质为“仙石”之“孙悟空”的两次西游，乃起于“西游”，终于“西游”；败于“西游”，成于“西游”，故日“西游记”。但是正如“西游”只是悟空“修功”之“门路”，也是作书人所谓“心性修持”以“完大道”过程的象征，真正的“修心”之“大道”并不在“西游”，当然也就不在“取经”，而在自“心”之明悟。《西游记》作为“仙石”而能“悟空”的“修心记”，实为一部以“修心”为旨的“仙石记”。其为后来《红楼梦》托始“石头”以为“石头记”的前驱，不亦宜乎!     

《史记》校读记

中华书局编辑部于1959年出版的《史记》，以金陵局本为底本，进行加工整理，书末附“校读后记”，是较为完善的版本。对于三家注中的少量误点，尚有漏校，如“数”，谬。印本亦有误处，如“陕”误为“陕”，“祠”误为为“数落”、“责让”之意，而注为“频数”意，实“词”。     

辩说与治辨：论荀子之“辩”

“辩”是荀子正名思想的重要环节，具有沟通“名”与“事”的作用，然荀子之“辩”无意于构建逻辑体系，展现为“辩说”与“治辨”的统一，是以维护儒家伦理道德与政治理想为目的，具有非常强烈的针对性与现实精神。为了使“辩”更为有序有效，“仁”“礼”“义”等儒家价值规范就成为“辩”必须坚持的原则。荀子之“辩”还呈现为“君子必辩”与“小人勿辩”两个层面，在这种“辩”与“不辩”的两难抉择中，荀子希望通过“辩”诸子之学为“邪说”,儒家思想为正道，从而说服世人摒弃诸子遵从儒家规范，但政治权力作为决定因素的参与，又使荀子之“辩”蒙上独断论色彩。     

从“经”“纬”维度看中国哲学史的五种诠释体例

从研究坐标的纵轴即“经”、横轴即“纬”看，现有的中国哲学史著作呈现为五种诠释体例。一是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二是以学派或学理为“经”、以时代为“纬”，三是以学术主旨为“经”、以学人为“纬”，四是以学理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五是以学人为“经”、以学术观点为“纬”。以时代为“经”、以学理为“纬”的诠释体例是当今学术界比较认可的诠释体例。     

释“永”

“永”的常用词义为“长”，但“永”的本义向来众说不一。“永”的甲骨文形体有四种形式，“永”是“泳”的本字，“永”借表“咏”义，“咏”与“谅”为异体字。“永”、“泳”、“咏”、“谅”音义关系密切。     

“无赖”词义辨误及梳理

“无赖”是中古、近古汉语中常用的俗语，多见于诗、词、曲。然诸家释义多误，原因亦在于望文生训，随文释义，未能根据语素确立有概括性的义项，又忽视于“无赖”意义发展转换的时代性。笔者为此提出辨误，以为：“无赖”本义为无靠，引中为指放刁撒泼等不端行为以及有这种行为的人，又引中为无可奈何，由此引申为无聊，再引申为无限，众多。从无聊义又发展为讨厌，烦闷、空虚，无意义、不庄重三项，所以“无聊”与“无赖”实为同义词。至于“无奈”，则在“无可奈何”义项上与“无赖”同义，又在“无限”义项上和“无那”同为“无赖”的代音异写词。总之，“无聊”、“无奈”以及“无那”都与“无赖”有一定的词义发展关系。     

新编中学语文若干注释辨证

“先人”即“先代”；“拂士”当释为“能够直谏矫正君主过失的贤士”；“讥”应释为“批评。指责”；“或”即“有”；“区区”当释为“款诚，忠爱”，“随”即“轻易，随便”；“诟病”属同义并列，“耻辱”之意；“岂遽”属同义连用，同“岂讵”，“庸讵”，“难道”的意思；“”当释为“大腿上的肌肉；“过”即“探望，看望”之意；“踬踣者”即“跌倒的人”，引申为“死去的人”或“牺牲的人”，严妆”属同义并列，即“穿着打扮”之意：“德”为动词，“感恩，感激，感德”之意。     

训诂二则

“善马”一词，不少学者及辞书释为“良马”或“骏马”，这从字面上似乎说得通，但细读原文则不好理解。其实，“善马”应释为“骟马”才为妥贴。“善”为“骟”的通假。“文家”一词亦多有误释，而“文家”也应解释为“崇尚札仪的朝廷”，“质家”应解释为“崇尚实际”的朝廷。     

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分层研究

上古汉语“NP是VP”结构早在春秋以前就出现了，该结构依据“是”的不同性质，可分为“主谓式”“主宾谓式”“宾谓式”三种。对上古汉语文献分层比较后发现，“主谓式”只存在于春秋前，而“主宾谓式”存在于战国以前，“宾谓式”一直保存到东汉。上古汉语中的“NP是VP”结构是不同质的三种结构，但它们都不是语法上的结构，而是语用上的表达结构，其形成机制是由不同语用手段制约的。由于“NP是VP”结构的不同质，其中“是”的语法性质和功能也不同，“主谓式”中“是”为衬音助词，其功能为补充音节；“主宾谓式”中“是”为代词，其功能为复指；“宾谓式”中“是”为结构助词，起着标记词的功能。     

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     

助动词“欲”的发展轨迹

“欲”本系名词。上古为助动词“欲”的产生期，中古为助动词“欲”的形成期，近代为“欲”的发展期。元明清时期，助动词“欲”逐渐减少使用，并为助动词“要”逐渐替代。     

叶燮以“诗风正变论”为核心的文学史观

叶燮将与时运诗运相关的“正变”隔绝在《三百篇》。对后《诗经》时代，则将“正”限制在建安诗，打破了诗体正变论，是为“诗风正变”论。其中汉魏至宋诗的“变”包含“启盛”和“有因”两个因素，否定了“因=盛”，改传统的“变=衰”为“变=盛”，直指明七子要害；而对“变”中有“因”的强调，也有力地批驳了楚风。叶燮将诗歌史视为“盛衰因变”的动态发展过程，并用“变而不失其正”贯穿关联。宋以后，“变”则是一般意义上的“改变”之意。叶燮指出“有意为工拙”为宋诗的突出价值，并达到踵事增华的顶点。     

从茅盾和叶圣陶的早期文学实践看“为人生”文学思潮的多重面向

作为“五四”时期“为人生”文学的典型代表，茅盾和叶圣陶的评论和创作实践集中了“为人生”文学思潮在这一时期的多元并存、互动对话的复杂路径。茅盾对“为人生”文学理论资源的孜孜以求，叶圣陶对“为人生”文学理想的多元实践，两人身兼评论者和创作者而产生的互动影响、互为“镜像”,都凸显现出他们探索“为人生”文学的理想艺术形式的执着，对如何界定和描摹“现实”、如何呈现“真实”的“现实”和“革命”的“现实”的焦灼，同时更映照出“为人生”文学广泛、开放、富有弹性的边界，这无疑为渐成新的主流叙事的革命文学提供了可供借鉴和反思的参照。     

“法、术、势”：从荀子到韩非

在韩非之前，“法”、“术”、“势”并非孤立，这在先秦典籍中多有反映。通过对比荀子与韩非关于“法”、“术”、“势”的思想，发现：荀子以“法”为“治之用”，韩非以“法”为“治之体”；荀子突出“术”之价值理性，韩非彰显“术”之工具理性；荀子重“人设之势”，韩非则重“自然之势”。荀子将“法”、“术”、“势”进行了道德化的改造，而韩非则整合“法”、“术”、“势”，完成了法家学说的系统化。     

“句读”释义

本文对“句”、“读”二字的意义进行了溯源，认为：今“句”义是由古“句（鉤）”派生出来的；通过对《辞源》所列与“句读”同义的词进行了分析，认为今“读”音义源于诵书时声气的稽止，实与“逗”相通，故又为“句投”、“句度”，因声气的稽止停留客观上造成了文章整体截断为部分，故“句读”又为“句断”、“句绝”。     

《西厢记》“主脑”之别论

李渔以“一人一事”为“主脑”的剧情结构理论，突破了戏曲“首重音律”的惯例，揭示了这一文体的基本规律及其艺术蕴藉。然而，李渔以之分析《西厢记》之“主脑”的“一人”为“张君瑞”，“一事”为“白马解围”的观点，却不尽合乎情理。其实《西厢记》所立“主脑”之“一人”当是“崔莺莺”，“一事”当是莺莺的“自主择婚”，并以此建构“许婚”与“望配”、“赖婚”与“私会”、“改配”与“团困”的三组二元对立剧情结构。     

内圣心灵的追求——李二曲“悔过自新”说探微

通过继承并发展孟子的“求其放心”、朱熹的“革欲复理”和王阳明的“致良知”，李二曲提出了“悔过自新”说。这一思想以“有过则改”为立论根据，以“人德之门”为德育功能，以“立人之本”为形上追求，强调在“日用常行”中躬行践履，在“起心动念”处下工夫。从而，“悔过自新”说将儒家“反省内求”的自我教育原则推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也使二曲从“寒饿清苦”“名字无考”的一介平民走向“耿光四出”的“圣贤”之路。     

“荼”、“茶”异同考略

该文就“荼”与“茶”之异同略加考释，以期弄清“荼”“茶”纠纷之缘由。结论是“荼”及其异称“茗”、“荬”、“(荈)”、“选”等，都是指“苦菜”。“茶”本名“檟(或作‘(木荼)’字)”，即“苦荼”。二者本自不同一为草本，可食用；一为木本，可入药、饮用。“荼”与“檟”相混，始自晋。及唐始见“茶”字，并以代称本届“苦莱”之“荼”、“茗”等。此后，文献中“荼”与“茶”混用尤甚。     

试论彭禹廷“自主义”理论的实践途径

20世纪20年代末，“辞官”回乡的河南镇平人彭禹廷，“以剿匪救民为职志”。他从剿匪救民生涯中深切地感受到，即使剿灭匪患，尚不能“救穷”致富，不能抵御“匪式军队”、贪官污吏的压迫。所以，为实现积极的人生观，而“上下求索”“治本之方法”——以孙中山的“为人民求幸福的”“三民主义”为理论基础，创立了“自卫、自治、自富”“三自主义”理论。并在“三自主义”理论的指导下，掀起了历时十余年的宛西自治，使宛西自治区域成为被世人称颂的“世外桃源”、“自治天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