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文学有关中国的书写甚少,究其原因与当时的冷战时局不无关系.考察20世纪五六十年代韩国战时和战后文学中出现的中国因素,通过对比战时文学"现时的敌对"和战后文学的"苦难的20世纪""记忆中的盛唐",可以解读五六十年代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即拥有璀璨文明的古代中国——尤其是唐朝,在韩国作家的中国认识里作为"理想国度"的记忆得到书写;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与韩国是同样饱受外敌之扰的苦难国家,而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却被置于冷战的对立方,被描写为朝鲜军队的"帮凶".     

集体记忆与对过去的管理：战后黎巴嫩内战记忆的倡议者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上各种形式的记忆现象无论在量上还是在质上都有极大的增长,这些记忆现象是以正式合法要求、行动和社会及政治记忆实践形式出现的,反映了记忆的全球化趋势（Rousso2007）。     

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体系建构初探

战争记忆自20世纪70年代被予以关注,史学家将这一时期视为“纪念的时代”,通过纪念化与博物馆化,记忆被公开地赋予合法性,并完成了从日常空间内部实践到机构性空间实践的转变。特别是近些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开始从整体视角反思以战争为代表的灾难历史事件,尤其在文化学研究领域,“创伤记忆”已经成为阐释民族文化心理,反思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研究议题。尝试以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例,以“文化创伤”理论为核心的分析框架,从博物馆静态陈展与参观群体的动态体验,初探现代战争遗址博物馆文化创伤的建构体系,以此深化民族——国家话语下的战争记忆的深度表达以及其在博物馆体系中的建构,提升博物馆参观文化领域的知识外溢和学术贡献。     

谁拥有过去——兼谈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公众史学在西方一些国家取得了长足发展。法国在这一时期先后出现了大众记忆、公众史学、应用史学等概念,近年来又多提对过去的运用、对历史的运用,尤其是在"记忆、遗产、认同"三部曲中体现历史的政治用途。这种将历史和社会结合或者说强调历史的社会职能的做法,是法国史学的传统内容之一,可以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甚至更早。近四十年来法国公众史学的发展与一些因素相关,例如1968年以来西方社会的民主化、历史教育的"危机"。20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大量的"历史记忆"作品,以及创伤的视觉化则是公众史学的重要表现。公众史学和学院史学共享权威,然而在目标读者、写作原则和信息选择等方面各自存在不同的着力点。     

意大利殖民往昔的记忆

公共记忆及其缺陷 笔者不是殖民史专家,而是从记忆社会学(sociology of memory)的视角来写作本文的.本文主题之所以进入笔者的视野,是由于笔者正在写一本关于埃德加·赖茨的电影《故乡》(Heimat)及其在欧洲记忆建构史中作用的书.     

符号学的记忆科学探索

文化的涵义意味着一组组具有相对稳定性的信息处理和计算方法,尤其是约定俗成且根植于人大脑之中的涵义.文化符号学用到了符号的概念和符号的系统,并对此过程加以概念化,例如“记忆”被普遍认为是人类大脑的自然产物,但却没有被质问,文化符号为什么和怎么样以持久的姿态在影响着人类的行为.的确,在结构主义的影响下,文化符号学已经获得了共时性的描述.动态的模型是针对符号的动作属性(例如指号过程、对话主义、逻辑辩证)而被提出,同时也包含了这些属性所得出的文化转变和文化多元性.然而,这些模型一直以来都非常抽象,并与大脑的实际处理过程脱轨,尤其是这些模型假设了这个过程已经包含了文化的出现、维护和转型的现象.符号学术语为各种文化事物和进程提供了一个系统的表征,但是这些术语概念的哲学源头却限制了其与认知神经科学的界面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间,认知神经科学在记忆研究方面获得了显著的发展.符号学如果要发展,就必须从哲学和语言学的概念领域中脱离出来,而转向一个生物和进化的模型.     

有关成长的记忆痛史——评苏童《河岸》和陈家桥《少年王》

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公共性的集体生活便开始干预我们的个体记忆,而有关传统生活话语的记忆并未隐退,三者一直存在着一种复杂纠缠关系。《河岸》与《少年王》都是不久前文坛关于“文革”历史或者后“文革”历史书写的新作,两部作品都突破了先前文坛的“文革”叙事范式,更侧重于对历史掩映下的个体记忆、传统记忆以及集体记忆三者之间的关...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最初中国式解读:社会意识形式

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Ideologie)最初进入中文语境(1919年),是以"观念(形态)"的术语来指称的;而马克思的"意识形式"(Bewuβtseinformen)却被表述为中文"意识形态"。这一切皆源于马克思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日译本以及后者的中译本的最初术语使用。但有意思的是,虽然成仿吾于1927年率先将德语"Ideologie"与中文"意识形态"一词直接对应了起来,但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理论界,主要论者似乎已习惯于在"观念形态"的名义下来使用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而且仍然坚持将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理解为社会意识形式。     

毛泽东“三个世界”思想综述——作为一种战略和一种理论

第三世界明确提出是在20世纪50到60年代,其中第三世界一词最早提出,也是使用最广泛、延用最久的政治术语。沃尔夫·菲利普斯在《何谓"第三世界"》一文中提出,是法国人口统计学家艾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于1952年首次使用的。索维最初使用的含义是"第三等级",指的是一种"被忽略、待开发、具有革命潜力"的力量。     

文字、仪式与文化记忆

文化记忆论由德国学者阿斯曼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从文化传承方式的角度解释文明发展规律。以文字和仪式为主要媒体的文化记忆,对民族主体性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它以类似于集体灵魂的价值观念体系为核心,经过政治及文化精英的维护处置而外化为文本和仪式,二者在互动中共同塑造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气质。文化记忆的研究涉及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字学、宗教学、文学等多学科,代表着二十一世纪跨学科研究的新方向。     

文学记忆中的城市文化审思——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的昆明为例

城市的文学创作是城市精神文化的见证,又可构成城市文化建设的现实路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昆明,文人云集,他们想象、抒写、塑造着昆明,使昆明形成独特的审美形象:既有爱国的阳刚之气,又有彩云之南的温柔风貌。昆明的文学记忆在当代文化研究中正被识读出来,它为昆明城市文化建设提供了历史资源和现实启示。     

以胜利者的名义：新的抗战记忆与抗战影视剧的书写策略

作为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重大事件,抗日战争深刻地改变着中国的国家形态和中华民族的品格。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抗日战争是反抗日本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战争;那么,20世纪80年代抗日战争则变成“落后就要挨打”的悲情动员;而新世纪以来,在中国经济崛起的大背景下,抗日战争又被书写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组成部分。与此相应,20世纪80年代以来影视剧中的抗战叙述也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     

记忆的局限

记忆及其批判 记忆研究的兴旺发达是件再平常不过的事。记忆这一术语曾一直处于社会、文化和政治研究最边缘的地带,20多年前,记忆却不可避免地成为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对此表示欢迎。哲学家和心理学家早就意识到记忆对于每个个体的重要性一,而近年来,人们日益深切地意识到,记忆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也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文化理论在西方的死亡

自上帝死后,或者说自上帝这个观念被尼采杀死之后,理论界没有什么守恒的观念了。观念被发明,观念被质疑,观念被终结——这就是20世纪理论界的经典叙事。在一个频繁发生观念革命的时代,任何观念很难维持清晰的意义纬度和权威的界定。海德格尔、本雅明、福柯、巴特、德里达等人依次终结了形而上学、(人的)主体性、(文本)意义、同一性、历史连续性、现代性……,这次,轮到理论本身要被终结了。2004年初,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AfterTheory)一书敲响了理论的丧钟。在该书里,作者追忆了文化理论的黄金时期(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德法国思…     

20世纪中国文学界之佛教文学研究

"佛教文学"是现代学者将各种零散偶然的并不一定有内在联系的文本整合而成的一种文学形态。这种考古式发掘、阐释与对话同20世纪中国文学的语境密切相关,在此语境中纵观"佛教文学"研究,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19世纪末到20世纪40年代的"佛典译介文学"研究;(2)20世纪初到50年代的"敦煌文学"和敦煌"俗文学"研究;(3)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的"印度文学"研究;(4)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佛教文学"研究。     

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三次农民浪潮

在20世纪前20年,农民这个庞大的群体似乎处于被社会改革遗忘的角落。中国共产党走上政治舞台并担当起领导革命的责任之后,中国农民大致经历了作为主力军的革命浪潮(30-40年代)、作为落后生产者的被改造浪潮(50 年代)和作为“二元经济”束缚者的解困浪潮(80年代至今)。这三次农民浪潮给了我们诸多启示,中国农民分享现代化成果的权益逐步得到了尊重与维护。     

从创伤到共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中的大萧条记忆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给英国带来了严重冲击，对大萧条的社会记忆也深刻影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英国社会。在英国从萧条走向战争及至战后重建的历史过程中，大萧条记忆的内涵与特质也因应不同的社会形势而变化。在大萧条刚进入历史之际，失业、贫困和社会撕裂场景成为大萧条公共记忆的核心特质。经由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政治话语的涤荡，大萧条记忆具有了追求团结的意识形态内涵。战后，大萧条记忆为英国各界体察社会现实提供了历史参照，其本身也超越了历史创伤，发展为英国社会上下改革与合作方面的共识。大萧条记忆内涵从集体创伤到社会共识的演变历程，反映了社会记忆与政治权力、群体认知、个体情感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其在传达特定价值意涵的同时，也从时间和结构的维度呈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英国社会转型的历史图景。     

20世纪以来汉语的“体”系统研究述评

迄今为止,汉语学界对"体"(aspect)展开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颇丰,但仍有一些问题值得注意。首先,由于体是源自西方的概念,汉语研究者对相关术语的理解、表述和运用并不统一,常有冲突;其次,关于现代汉语方言及古代汉语的体的研究还不充分;再次,学界对汉语"体"与"时"(tense)的关系的看法分歧较大。以上问题直接影响到汉语体系统的构建。本文着重介绍20世纪以来汉语学界在体系统构建方面的成果与不足,同时辨析相关概念术语,梳理汉语的时体关系,为汉语时体的进一步研究提供参考。     

屈辱的记忆:以"廿一条"国耻纪念为讨论中心

日本强迫袁氏政府接受廿一条,不仅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权益,也极大地伤害了中华民族的尊严.此后,中国民间在每年的"五七"或"五九",围绕着廿一条国耻举行纪念活动,逐渐演变为民间社会的一种惯常性行为,成为民族公共记忆的一个重要部分.勿忘国耻,是纪念活动的本位诉求,誓雪国耻,则是其终极目的.在极具悲情氛围的公共时空里,廿一条国耻纪念不仅强化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也进一步提升了国民观念与国民责任感,在一定意义上造成了20世纪20年代反目运动与民主运动的思想基础,体现了历史记忆的价值选择.     

记忆的认知哲学探究*--基于巴特莱特“图式”的分析

"记忆"作为人类获得经验和知识的基本条件,古希腊时期的哲学家便对"记忆"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假说,近代科学的发展则把定量分析和实验法引入对记忆的研究之中。作为对这种思潮的批判和反思,巴特莱特认为应该运用人类真实生活环境的语言材料,把记忆作为一个整体性的功能加以研究。他把"图式"这一哲学术语引入心理学,用以表达经验在记忆过程中的主动组织作用,从而把抽象的记忆过程具体化,加深了我们对记忆等高级心理过程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