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外非洲文学研究中的刻板非洲看中国视角的意义——以21世纪津巴布韦英语文学研究现状为中心

21世纪的津巴布韦英语文学不乏“黑”“白”文学交融、书写主题多元、叙事技巧精湛的作品，但国外研究大多“黑”“白”分明地聚焦民众的苦难体验，并凸显非洲文学的政治性，既强化了非洲“灾难”大陆的单一印象，也固化了非洲文学政治性有余、艺术性不足的刻板认知。这与津巴布韦两极化的政治有关，与非洲文学创作、研究中的社会政治关怀传统有关，但不足以呈现非洲的丰富多元，也未能展现非洲文学的整体成就、认知功能、美学特征和艺术水准。中国视角可以对非洲文学做出更全面的考察，对非洲形象形成更多维的透视。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迄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文学从属政治,到坚持文学疏离政治,直至主张文学与政治互渗的演变过程。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三：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的变化;文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经验体现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呼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吸取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契合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偏狭之见主要表现为二：将文学从属于政治;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破除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思维,刷新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可克服上述偏见。     

政治家与文学家的冲突和纠葛——建国后郭沫若的身份困惑

建国后,担负政治要职的郭沫若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越窄,他的功利化、工具化的艺术主张也越来越趋向极端,这种在文学创作中高度体现政治第一、政治正确的政治性要求,导致了一种歌颂光明、拒绝灰色、反对悲剧的“欢乐颂”式的文学观。然而,郭沫若文学家的精神气质,又使得他内心渴求“本真”,厌恶“虚伪”,于是在私人世界里,郭沫若显得焦躁、懊恼和痛苦不堪。郭沫若的公众形象与私下形象的巨大反差正是政治家与文学家两种不同身份冲突的表现,而建国后的他正身陷在这政治与文学的漩涡中无法自救。     

《高兴》：“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

文学与时代的关系一直是文学研究的重大主题，《高兴》再一次提出了这一严峻的问题。在“左翼”式的“底层文学”标准参照下，《高兴》独特的典型形象、思想资源以及人物关系值得研究界重视。就此而言，贾平凹提供了“底层文学”一种新的方式，即在“美学”与“道德”之间，在不伤害“文学”的“可能性”的基础上，探索对大时代的讲述。     

论周作人对文学与宗教关系的思考

五四时期,周作人曾专门研究过文学与宗教的关系,他认为文学与宗教关系密切,而且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但是由于宗教本质上是以神为中心的文化,因此,它与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文学是根本对立的。20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又对中国文学的“准宗教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现代中国的新文学应该说自己的话,“不替政治或宗教办差”。从宗教与文学关系的角度探讨新文学的现代性转型问题,使周作人的思考与当代中国文学研究具有极强的对话性。     

霍桑的小说创作与罗曼司体裁观念

霍桑与“罗曼司”体裁观念的研究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 ,霍桑罗曼司与其文学再现模式、与美国 19世纪中叶的国家政治策略、与美国 19世纪中叶的通俗文学市场的关系问题 ,其次 ,霍桑的文学再现模式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文学市场的深层次关系问题。     

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

该文在讨论伊格尔顿的几部主要著作及其批评思想的主要构成的基础上,提出伊格尔顿的思想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在第一阶段,他的批评视角基本上是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理论,从社会物质关系诠释文学和文化,并注重文化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第二阶段,受路易·阿尔图塞反人文主义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影响,试图建立一门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文本科学”;第三阶段,仿佛回到“文化与社会”的问题框架,但是更强调文学的政治性,基本形成了他自己的“文化政治批判”理论,伊格尔顿的思想历程也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乃至整个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思考和探索。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前言)

“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正以不可遏止之势,冲击着“中国现代文学”和“中国当代文学”,并企图以文学本身的“事实”,淡化文学之于政治的关系。尽管,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几乎贯穿了20世纪的始末,但是,对于任何一个研究者来说,回避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新民主主义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学”的质的规定性,使这两个时段的文学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它们各自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无论是“人的现代化”主题,还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乃至从20世纪90年代进入社会“大转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意识形态与现实改革,都不可能从根本上抹掉20世纪以来文学之于上层建筑的关系,漠视这种存在的研究是不够稳妥的。     

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历史形态论(1949—1958)

从1943年起,赵树理逐渐走出自己的文学“路子”:以介入生活的文学动机和大众化的艺术方法构成的“通天彻地”的现实主义文学。1949年后,其现实主义“路子”因为缺乏浪漫而被质疑,1958年前后尤甚。赵树理对他“不浪漫”的批评的回应,一方面改革,一方面坚持,其文学之路经历了从文学事功的理想到进退失据的尴尬,但他总是从“产量不就范”的角度来限制“浪漫”,最终在1959年陷入“中央错了还是你错了”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危机。近年来,山西学者以赵树理和“晋军后”视角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成就颇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赵树理文学与政治的三个历史形态,即现实主义文学观、文学事功的理想和进退失据的现实,研究三者的历史关系,对深入认识赵树理及其时代的主流价值关系,进而反思新时代文学对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作用都是有益的。     

论无产阶級文学真实性和政治性的一致

无产阶级文学的真实性和政治性的相互关系问题,是文艺理论中一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也是被“四人帮”一伙搞得十分混乱的问题。粉碎“四人帮”以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得到了贯彻,民主讨论的空气大大发扬,文艺的真实性和政治性问题也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并进行了初步的、有益的讨论。但是,究竟什么是文艺的真实性,什么是文艺的政治性,它们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文艺界的看法并不一致。本文想针对当前文艺理论和文艺创作中的具体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指正。     

政治消费视域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以建国30年的文学现象为例

政治消费是人诸多消费中的一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在政治优先性的前提下,文学的生产、消费与政治消费都产生了紧密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中,政治消费主要体现在作者如何对政治进行诠释、演绎,文学是对政治的直接表达还是将政治隐蔽在文学的书写中;在文学批评中,政治消费主要体现在受众对文学中政治因素的挖掘与分享,对文学中政治因素的牵强附会解释还是通过情理的描述来展示政治之于人的意义。政治消费是探讨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出发点,消费的政治为何,决定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发展方向。从马克思关于美的相关定义可以得出,文学中的政治应是人的本质力量感性显现形式,而不是权力的竞技场。     

罗宗强《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写作得失之检视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从整体上深刻揭示了魏晋南北朝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复归的实质,同时在局部上也注意到了个别阶段文学思想发展的特殊性,如南朝时期三种不同文学观念并存的多元化情形.缺憾之处则在于,对文学观念的理解过于狭隘,忽略了文学自身应有的开放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在处理文学与政教的关系上过分强调了政教对文学的功利化;其次,相对南朝文学来说,对北朝文学思想没有给予同等的观照.     

我看"红色经典"

“红色经典”是“17年文学”特定的“历史情境”的必然产物 ,其“史诗”性的创作追求一方面成就了“经典”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其缺失 ;自“红色经典”诞生起 ,其随政治波涛起伏荣辱的历史命运更是当代文学史上的代表性现象。文章认为对经典的批评要以一定的文学理想境界作为每一位批评家的“果核”和“底子” ,从而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分析其文学意蕴 ,确立其文学史意义 ;轻易作出武断结论的批评态度是不可取的。同时文章也提出 ,当代文学要在新世纪开拓出一片新的天空 ,如何正确对待文学维度与政治维度关系仍是一个必须跨过的堤岸。     

“实用说”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与意识形态关系研究

以长期被忽视的“实用说”为讨论场域,分析了这一范式下的文学接受、文学形式、意识形态三者之间的关系构成：在文学形式方面,作为总体形式观念的“表述形式”,其性质是一种“权力性关系话语”,体现为修辞形式、类型形式、中心形式三个认识层次;在意识形态方面,王权政治、新教伦理、自然人性为政治、宗教、哲学方面的特征;在文学接受方面,趣味阅读与理性旨向是阅读理解方面的特征。本文对“实用说”文学范式具有认识价值,对文学内部与文学外部关系的范式研究具有开创意义。     

文化研究的得失与文学理论的知识重建

文化研究将文学视为书写与阅读能力,重视对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的研究并将文学理论看作文化理论,企图对传媒时代文学的形态变异怍出理论上的回答。但由于其本身包含了无法克服的矛昏,所以在其后继者那里渐渐演变成大而化之的"对文化的研究" 文学理论需要正视文化研究的现实并采取恰当的应对策略。     

超越偏见:“想象”的文学与政治关系论

突破从属论、独立论和多元论的二元对立思维,文学与政治之关系理应是一种相互缘起的想象关系,它们因想象一种好的生活而有所关联。这种想象具有否定性、不可能性和超越性。落实到具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创作时,两者也应以一种想象的关系而存在,一方面政治须从文学文本中汲取制度策划的资源,同时文学作品中的情感表达对政治的实际运作也有所影响。另一方面文学也须对现实政治的种种存在可能性进行积极的想象,将之作为自己不可缺失的资源之一。以想象为纽带的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将为当下的民主文化建设提供有益的启示。     

近百年明代文学与政治研究述评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古代文学研究的重要话题 ,明代文学与政治也受到学术界关注。本文对近百年来有关明代文学与政治的研究进行了清理 ,重点评介了明初文学与明初政治、明代党争与明代文学、明代阶级斗争与明代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 ,提出了作者对这一研究课题的一些思考     

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

历史总是有足够耐性和时间让人们去反省,王实味被杀害已经半个多世纪,平反也近二十年了,然而,有关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学术界没有人进行过认真的研究,今天能够看到的文章多是对历史事实的追忆叙述,而缺乏学理性的分析。将王实味放在1937-1947年延安文艺运动中进行考察,深入剖析王实味与延安文艺的复杂关系,挖掘在延安文艺建构过程中知识分子意识与追求同政党意识的博弈及知识分子最终对政治的服膺之因,就可以多向度、多层面证明王实味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和革命的追随者,只因他年轻气盛、天真理想、性格执拗、率性而为的行为在批判揭露文学新潮中引人注目,成为政治强力介入干涉文艺的一个借口和突破口,成为政治家和文艺家建构延安文艺过程中互相博弈的牺牲品。在延安文艺建构中,中共大力宣传阐释鲁迅,实质上是出于功利目的对鲁迅精神进行了功利性的置换,而丁玲、艾青、王实味真正继承延续了鲁迅精神,只是丁玲艾青迫于政治的压力,让自己的个性消失在时代政治的大潮中,个人的小我服从了时代的大我。只有王实味坚守文学的尊严、坚守文学的使命、坚守文人的个性、承继鲁迅的精神到底。这是真正的文人秉性、真正的文人骨气,但以生命做代价太沉重。     

美学与文论会通，感悟与学理双融——姚文放教授文艺学美学思想初探

姚文放教授的学术研究以美学为根基,会通文论,辐射审美文化研究,在文艺与社会关系、中国戏剧美学的逻辑发展、文学传统的当代重建、泰州学派美学思想史、晚近文学理论转向深层机理、文化政治、审美文化批判以及审美文化学建构等领域建树不凡,铸就了鲜明的学术品格：讲求美学与文论研究的交互会通、具有关注现实与立足当下的强烈冲动、凸显出始终立于学术研究前沿的志趣和追求、学术研究中处处体现鲜明的方法论色彩、将人生感悟融于学术研究的内在精神之中。     

从变形的“绳圈”到“政治单面人”的形成——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政治因素三议

从现当代文学史的宏观政治倾向、鲁迅的文学思想转变以及具体的当代创作文本解读,考察和剖析了文学和政治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冲突现象以及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图对此不和谐现象作出富于理论意义的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