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侵略者在大庆地区的罪行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开始对三肇地区人民实行了血腥的法西斯统治，给大庆及周边地区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强抓奴役劳工日本侵略者为达到侵略中国东北的目的，在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建立后，发布了一系列奴役我国人民的罪恶“法令”，1937年12月14日，伪满当局制定了《满洲劳工协会法》；1938年1月，在各县旗设立了满洲劳工协会。凡年龄在14-50岁的男性公民，皆属劳工对象，每年春季伪满县公署行政科把伪中央和伪省政府下派的劳工数额直接下派到各村公所，各街、村设立劳工股或动员股，专门负责劳     

日本甲级战犯梅津美治郎侵华罪行述略

梅津美治郎,这个曾任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关 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的特命全权大使、日军本部参 谋总长等要职的军国主义分子,他阴谋参与过分离华北 的“自治运动”,直接参与过各种侵略计划的制定和实 施,对日本的侵略战争负有重要责任。 一、梅津美治郎与分离华北的“自治运动” 　　梅津美治郎,1882年1月4日生于日本大分县,后 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1894年毕业后被授以步兵少 尉军衔。1913年他从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过驻外国使 馆武官、陆军省军事课长、参谋本部德国班班长、课长 兼陆军大…     

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朝野的救援

1923年9月1日1日本关东地区发生大地震,灾民受难深重.灾情传到中国后,处于窘境的北洋政府摄政内阁毅然伸出援手,会同在野政党及社会民众向日本政府和人民展开救援行动.中国朝野的仁义之举体现了泱泱中华的恢宏大度和超越民族与国度的人间大爱,也赢得了日本国民的真诚谢忱.     

日本关东大地震与中国红十字会的人道救援

1923年日本关东地震及其衍生的次生灾害给东京、横滨等地造成了重大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红十字会本着救灾恤邻的情怀,伸出援手,不仅多方筹措善款,而且派出救援队开赴日本,救治伤病灾民、遣送受灾华人归国.中国红十字会人道、理性的救援举动,赢得了尊重和赞誉.     

隐藏的罪恶:日本细菌战罪行与七三一部队

半个多世纪以来,围绕二战期间日本细菌战档案资料研究层出不穷,其中日美学者西山胜夫、莇昭三、奈须重雄、森正孝、谢尔顿·哈里斯、肯尼思·波特尤为突出.本文以日本历史学者田中利幸的著作《隐藏的恐惧》(Hidden Horrors)为切入点,结合心理学相关内容尝试分析二战期间隐藏在关东军第七三一部队成员暴行背后的心理因素.这一发现不仅是对日本侵华细菌战证据的有效补充,同时也丰富了这一领域的已有认知.     

抗战时期日本的军票侵略

为了保障军费支出 ,寻找物资供给以进一步扩大侵略战争 ,以及为了打击法币、削弱中国的抗战实力 ,抗战时期 ,日本帝国主义在华中、华南占领区 ,发行了军用手票 ,即军票。军票自始至终无任何准备金和无充分物质基金保障 ,其发行也对中国的抗战和广大群众的生活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论日本侵华时期的军票政策

当人类进入 2 1世纪时 ,2 0世纪发生的战争与悲剧的阴影并未抹去。人类在反省战争与悲剧之时 ,民族、国家、政治的情感 ,与正直、人道、真理的理念相互缠绕。去年 1月 2 3日 ,日本一些团体在大阪举办颇有声势的集会 ,其会议主题却是“南京大屠杀是 2 0世纪最大的谎言” ;今年 4月 3日 ,日本文部科学省通过日本右翼团体编撰的教科书 ;8月 1 3日 ,日本首相小泉公开参拜靖国神社。显然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在日本已突破了学术范畴而日益走向政治化。这一倾向 ,越来越引起中外学者对南京大屠杀与战后遗留问题的关注。为推动学术界对这一重要课题更加深入的研究和思考 ,本刊特刊发以下一组论文。     

试析日本掩盖战争罪行与推卸战争责任的原因及实质

８０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及少数政界要人公开掩盖侵略战争罪行,推卸战争责任。联系到冷战后日本为谋求政治大国而进行的的一系列举措,可以认为,日本的这些表现,其实质就是日本军国主义沉渣泛起,为历史翻案,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强国做思想和舆论准备,这一切应当引起世界尤其是亚洲人民的警觉。     

罪行法定原则的理论依据

罪行法定原则 ,乃是刑法的基本原则。用近代刑法之父费尔巴哈在其刑法教科书中的表述 ,即是“没有法律就没有犯罪 ,没有法律就没有刑罚”。[1] 其固有含义是 :对行为人的定罪与判刑必须以刑事法律的明文规定为限 ,如果刑事法律中对某种行为或不行为未加以规定 ,即便该行为或不行为对社会有严重的危害性 ,也不能对其定罪判刑。该原则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罗马法中“适用刑罚必须根据法律实体”的规定 ,但法学家们并未将其视为罪行法定原则。一般认为罪行法定的早期思想渊源应是 12 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大宪章》 ,该宪章第 39条规定 :“对于…     

从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海南岛所犯下的罪行看其侵略本性

本文揭露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在海南岛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并论述其侵略本性。     

净月漫旅:关东第一楼──“碧松净月”塔楼

“碧松净月”位于观潭山山顶，由钟楼和塔楼两部分组成。经过改造的钟楼和塔楼浑然一体，一大一小，一高一低，形成视觉的反差美。塔楼形似松柏，塔身垂直挺拔，错落的屋桅斜撑着，如同层层树冠，造型独具特色，是净月潭景观中的标志性建筑。塔楼共十一层，高五十二米，建筑面积一千二百平方米，框架结构，典雅峻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乘电梯直达第九层，再往上爬两层就到塔楼的顶楼──“观景窗”。极目远眺，碧水游船，茫茫林海尽收眼底，借助高倍望远镜回望长春一目了然。在塔楼的子午线上设有指向世界十大城市的方向坐标和距离标识，…     

朱熹在漳州地区的罪行

朱熹(公元1130—1200年)字元晦,在福建又有“朱考亭”、“朱紫阳”的别号。这个鼓吹“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的孑乙孟信徒,是南宋反动理学的集大成者。这个可恶的大儒,生于福建尤溪。他所处的时代,正是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烈的南宋。就在他出生的那一年,湖南洞庭爆发了钟相、杨么的农民起义,福建尤溪附近也爆发了范汝为的起义。起义农民提出了“等贵贱,均贫富”的革命纲领,把斗争矛头指向孔孟的“天命论”和董仲舒的“三纲五常”,指向日趋没落的封建制度。南宋小朝廷在农民起义的冲击下,陷入了更加严重的政治危机,摇摇欲坠。     

日本细菌部队官兵证言与侵华细菌战研究

战后原日本侵华细菌部队官兵证言的出现至少呈现三个层次,即1940年代末1950年代作为被审判者的第一批证言、1970年代中后期至1980年代来自“良心者”的第二批证言、1990年代“731热”催生的第三批证言。1990年代中期以来“证言潮”的出现,为日本侵华细菌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基础,日本侵华细菌战研究成为日本侵华史研究中不可缺失的领域。对于历史学者而言,原日本细菌部队官兵的“证言”并非对历史事实的简单忆述,还包括证言者对历史事实的价值立场,具有层累性和阶级性。     

南京大屠杀期间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吗?

"南京大屠杀期间究竟有无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这个问题,在网络上一度被炒得沸沸扬扬,成为一个争论的焦点.论者运用参加南京大屠杀日军部队的建制、近代韩国建国历史与战时征兵制等史料,对这一论题进行理性的、实事求是的史学分析,得出南京大屠杀期间肯定没有朝鲜人组成的日本军的结论.以廓清认知,还历史的真相.     

战时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的调查——以“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为中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开始与同盟国一起为战后惩处战犯而开展敌人罪证调查,并于1944年2月在国民政府行政院正式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制定了一系列有关敌人罪行调查的工作规程和办事细则,进一步推动了敌人罪行的调查工作。在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试图通过调整撤销"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重新明确敌人罪行调查工作的分工,以适应战后审判的需要。虽然调查委员会进行了十分认真艰辛的努力,也整理汇编了近三千件罪证材料,但由于各级政府对调查敌人罪行认识不足、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缺失权威以及特定战争条件等因素的制约,国民政府战时日军罪行的调查成效并不显著。     

满族对关东文化的历史贡献

满族作为东北少数民族中一个卓越的代表,以自己特有的民族贡献丰富了关东文化的内涵,推动了关东历史文化的发展。在满族文化与关东文化的互动交融中,满族文化的很多特点和风情已经内化为关东文化的内在品质和精神,关东文化深深地打上了满族文化的烙印。文章结合满族的历史贡献,从关东历史的发展,冰雪文化的形成,饮食文化的创造,民俗风情的展示等方面探究满族在关东文化形成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     

极端暴力人类学:亵渎神圣的罪行

本文旨在考察残忍的犯罪或者说亵渎神圣的罪行 ,是否为政治暴力的一种独特形式。前南斯拉夫种族清洗中幸存者的见证 (我一直致力于此 )激发了这一疑问。“残忍”的罪行似乎既不属于历史、也不属于政治的意义范畴。在和平时期它们不过是寻常“小”事的一部分 ,好像不具备任何历史意义。所以 ,我们必须考察 ,在各自特定的背景下 ,两种暴力行为 ,或说同一暴力行为的两种可能意义之间 ,是否存在人类学的差异。为此 ,浏览一下文学作品 ,对于研究渎神罪行、并有志于对反人类罪的法律界定进行补充的文化人类学者来说 ,是极其有用的。本文涉及了夏多布里昂 (Chateaubriand)的一些作品     

东京审判确认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的证据

东京审判确认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等罪行，根据国际法，具有法律效应。然而，日本有人称之为“胜者惩罚败者”。同时，国内对远东国际法庭的判决依据及诉方所掌握证据的研究尚属空白。本文根据美国国家档案馆保存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笔录（英文）等材料，从三方面较系统、简要地进行了阐述。并以此驳斥了日本少数右翼分子否定南京大屠杀、贬低东京审判的谬论     

战争罪行的新概念——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关于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原则的一些主要的变化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将近十二年了。国际的和各国国内的战犯审判也都先后结束了。毫无疑问,由于这些审制的结果,关于战争罪行的国际法原则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和发展,从而形成了一个新的、与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大不相同的战争罪行的概念。在这个时候,回顾和总结一下这些变化和发展,对学习和研究国际法或刑事法的人们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