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年人口居住安排与居住意愿研究

文章基于2011年中国社会状况调查数据,分析城乡老年人口居住安排现状及居住意愿。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人口家庭规模日益缩小,老年空巢家庭数量不仅在城市大幅提高,农村的独居老人家庭比例也在持续上升。在老年人理想居住方式方面,能否自理对老年人的养老意愿产生很大影响。在生活可以自理时,老年人以居家养老为主,希望独居的比例较高;在生活不能自理时,城市老人希望到机构养老和与子女同住的比例提高。此外,婚姻状况、教育程度、居住地类型、生活费来源等对养老的居住安排有显著影响。     

广东老年家庭户增长、构成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本文使用全国人口普查家庭户数据,考察1990-2010年特别是2000-2010年广东老年家庭户增长、构成与居住安排变化的主要特征.广东老年家庭户平稳增长,两个老人户比例持续上升;老年人与成年亲属同住户比例下降,独居户、老年夫妇户比例上升,家庭空巢化趋势持续.这些特征在全省21个地级市之间,珠三角、粤东、粤西、粤北四大区域之间以及城市、镇、乡村之间存在不同程度差异.     

老年人与子女同住 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分析

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持续加深和疾病谱的转变,当前社会存在大量老年照料需求,尽管国家和社会在积极构建养老服务体系,但短期内与子女同住的家庭养老模式仍将发挥重要作用。与子女同住会对老年健康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对于不同健康程度的老年人也存在差异。本文基于南加州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中心提供的Harmonized CHARLS 2013-2015年追踪数据,选取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为研究对象,以虚弱指数表征健康结果,采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探讨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对老年健康的影响及这一影响对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是否匀质,通过滞后模型设计和倾向值匹配法控制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研究发现居住模式与虚弱指数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表明居住模式会影响老年健康水平;与子女同住对老年人健康存在负面效应,而在父母附近分而不离的居住模式相较于与子女同住而言对老年人的健康更为有利;与子女同住对老年健康的这种负向影响对于不同虚弱程度的老年人而言是非线性、非匀质的,大致呈先增后降的倒U形分布,表明不同健康状况的老年人对子女的照料需求是不同的,这种影响在不同性别、城乡和年龄段的老年群体间各有差异。这就为与子女同住的居住模式提供了一些警示,与子女同住不能改变老年健康衰减的趋势,应尽量减少或规避可能增加老年人晚年健康负担的风险性因素,让"家"真正成为老年人安享晚年的港湾。     

中国老年人的居住安排与变化:2000～2006

基于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2000年、2006年两次全国性的调查数据,对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的特征与变化趋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虽然三代同住目前仍是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安排形式,但该比例正在下降,同时只与配偶同住的比例上升。考察不同特征老年人的居住安排特点以及老年人的居住意愿,以期为家庭养老、社区照料服务等方面的研究以及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支持。     

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一项12城市的调查分析

本文考察了我国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分布及其与非独生子女的差别。结果表明,青年婚后小家单独居住的比例高达2/3,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婚后居住方式的主流。在与父母同住的青年中,独生子女与双方父母同住的比例相当;而非独生子女则基本上都是与男方父母同住。此外,双独家庭与老年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小;单独家庭与老年父母、特别是与女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双非家庭与男方父母同住的比例最大。单独家庭中青年夫妇婚后居住方式明显受到性别因素的影响。论文探讨了这种居住方式的变化对家庭养老以及家庭观念等方面所具有的意义。     

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状况分析--基于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文章使用2012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 CFPS2012）,分别从空间维度、人口学维度和社会学维度对我国老年人居住安排状况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只与配偶同住”是我国老年人最主要的居住方式;未与子女同住老年人与其子女的空间距离存在城乡差异;与年龄增长相对应的丧偶概率的提高是影响老年人居住安排的重要因素;与儿子同住的老年人比例远高于与女儿同住的比例;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与居住安排存在相关性。     

老年人的家庭禀赋对其居住安排的影响及其机制分析

连续性理论解释了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迁机制，认为囿于家庭禀赋的老年人会调整自身的居住安排，但是这种居住安排的变迁受到老年人行为与观念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基于2014—2018年三期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运用潜在类别模型和二元逻辑斯蒂固定效应模型检验家庭禀赋对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影响机制。研究结论支持老年人依据家庭禀赋理性选择居住安排的观点，家庭禀赋减弱会显著促进老年人与子女同住，并且这一结论在改变家庭禀赋临界值后仍然稳健。同时，这种影响的城乡异质性不大，时期效应显示城市空巢化趋势明显，而农村出现一定反弹。研究还验证了行为与观念对居住安排的禀赋限制的异质性影响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在异质性影响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紧密型和依赖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与子女同住概率较高；另一方面，在中介作用下，行为与观念表现为独立型和工具型的老年人，其家庭禀赋减弱后会通过调整家庭社会网络类型，改变居住安排。综上所述，研究认为政府应正视居住安排的空巢化变迁，重点关注观念等软指标对居住安排的影响。     

城市老年人口与已婚子女同住的观念与现实

和许多亚洲国家一样,中国老年人与已婚子女高水平的同住现象,通常被理解为传统的家庭观念在这个地区持续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中国城市,尽管受不同的传统与非传统观念的影响,家长仍与子女同住。文章用中国九大城市60岁以上老年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来分析老年人的居住喜好及实际的居住方式。结果表明,很大比例的老年人没有按照他们认为最好的居住方式居住,而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居住方式。甚至他们的居住喜好也取决于实际情况,包括住房面积、是否需要帮助、家庭的规模和对家庭关系的感觉。     

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照料者健康的影响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1991²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2009年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工具变量估计模型分析从事家庭老年照料对女性健康的影响。研究发现:从事照料活动使女性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提高5.51%¹7.04%,自评健康状况"一般"和"差"的概率分别提高0.24%和0.10%。照料活动对于女性健康的影响存在城乡、家庭结构和居住模式上的差异。城镇地区女性从事照料活动对健康的影响明显高于农村地区;家庭中兄弟姐妹数量少于3人的女性因照料老年人导致过去四周患病率显著增加7.63%;对于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提供照料使她们过去四周患病率上升6.66%;提供照料帮助还对不与父母(公婆)同住的女性有显著影响,使其自评健康水平下降7.41%。此外,高强度照料活动对健康的负面影响更大。     

中国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

文章应用中国1982、1990和2000年的普查微观抽样数据分析了家庭与老年人居住安排的变化。2000年三代家庭户的比例比1982和1990年有所增加,两代核心家庭户的比例比1990年下降了17％。但这些变化并不能说明中国家庭正在向传统回归,因为这很大程度上是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生育率下降的滞后效应造成的。尽管大部分的老年父母仍旧与一个已婚子女同住(这一比例也在下降),但生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之后的年轻人的兄弟姐妹数大大减少,因此当他们结婚成家时,离开父母成立自己的核心家庭的几率也相应减少。实际上,中国家庭正在向现代型转换。     

广州人口老龄化与养老机构发展分析

1982—2010年,广州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人口老龄化程度较轻。老龄化程度和老年人口的地区分布差异悬殊,据此将广州划分为三个老龄化类型区。广州养老机构数量、规模和结构已有较大发展．未来应继续提高收养服务能力,调节机构养老资源区域配置的不平衡。     

大城市流动人口居住形态与居住空间变动机理——以上海闵行区为例

流动人口的居住空间与居住形态是体现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标志。本文着重分析了闵行区流动人口居住的基本特征与空间分布,构建了流动人口在城市居住的滞留模式,全面剖析了不同尺度下流动人口的流动机理,揭示了流动人口空间转换的状态与时空特征,提出实现居住分布空间优化的基本对策。     

迁移与滞留：广东省人口老化的区域特征研究

论文描述了广东省人口老化的基本过程,分别从经济区、大城市、农村、外来人口聚集区与人口大规模外流区等多个层面上分析了人口老龄化的区域特征。指出了区域发展不平衡导致的青年人的流动和老年人口滞留在经济相对滞后的区域是影响人口老化区域差异的重要因素。     

上海市人户分离状况的空间特征分析——基于“六普”数据

＂六普＂数据显示,近几年上海市人户分离状况呈现出新的空间特征,主要表现在：人户分离人口的规模和迁移率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严重的不均衡;大部分区县人户分离人口的来源地及迁居目的地集中化程度高,具有＂近邻优先＂的特点;逐步形成由中心城区县流向近郊区区县和中心城区县之间相互流动的两大迁移圈;中心城核心区、边缘区、近郊区、远郊区等四大区域之间的人户分离人口流动呈现出三大迁居主流。本文在总结这些空间特征的同时,就如何解决上海市人户分离问题提出了几点建议,以期上海市内户籍人口的迁移能科学健康有序进行。     

家庭随迁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上海市为例

本研究在对上海各区县流动人口进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家庭随迁流动人口的住房性质、居住社区类型和居住区位等多方面的基本特征,综合探讨了个人及家庭因素、社会及制度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流动人口住房选择的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上海流动人口家庭随迁特征明显;流动人口仍以租赁住房为主,主要聚居在远郊、近郊的农村社区和城中村;家庭随迁流动人口在住房拥有率方面凸显优势;由流动人口自身素质所形成的社会分层对住房选择影响显著;制度性因素和社会融合因素对住房选择也具有显著性影响。针对分析结论,本文在政府、社会以及个人等多方面提出解决流动人口住房问题的对策建议。     

Old age and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Summary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mpact of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upon the potential supply of, and demand for, family support for the aged in Australia. Using census and survey information on population cohorts entering old age, comparisons are drawn concerning their surviving issue, household composition and family membership. Long-term changes in fertility are shown to have had only a small impact upon the supply of potential carers among relatives and, although the demographic transition has led to a more universal inclusion of old people in family networks, there have not been major changes through time in the proportions living in extended family households. Short-term changes, however, such as low fertility during the 1930s, have caused disordered cohort flow, with the result that current generations of the elderly are members of deprived cohorts in terms of their access to family support.     

户籍制度改革与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

本文基于一项在福建省沿海地区所做的问卷调查 ,探讨了在当前户籍制度改革中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居留意愿及其制约机制这一重要问题。结果表明 ,即使没有户籍制度这一障碍 ,流动人口中的大部分还没有把在流入地定居作为其最终目标。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与其在流入地的生存能力和家庭策略、市场需求波动和企业用工策略等一系列非户籍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认为 ,在积极推动户籍制度改革的同时 ,要在户籍制度改革之外的更广泛领域考察与流动人口有关的政策问题。     

农村50岁以上独生子女父母家庭经济状况分析——基于2010年对全国5县的调查

根据2010年对全国5县(区)的抽样调查,大多数50岁以上农村独生子女父母在经济生活方面并未真正实现少生快富,他们在晚年经济保障上存在很大问题。目前在养老的经济支撑上是以个人为主、子女和社会为辅的格局。多数家庭自身养老经济支撑能力薄弱,收入偏低,超过一半家庭经济收入低于贫困线,接近80%的父母不同程度感觉经济生活窘困。这些曾为我国人口控制做出突出贡献的老人养老的经济状况值得关注。     

不同生活工作条件下女性流动人口生囊健康状况的调查和思考——上海浦东新区四街道调查

本文通过对上海浦东新区1070名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的调查研究,指出不同生活工作环境下女性流动人口的生殖健康知识、行为及其对社区服务机构认同感的差异,并提出了提高女性流动人口生殖健康水平的对策建议.     

Equalizing population denominators for australian metropolitan areas

Most population data are collected and tabulated in an aggregate form by censuses around the world in which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nsiderations determine the geographic unit of the aggregation. Large spatial variation in population size among, units can limit comparative analysis among different subregions. Census population counts are often used as the denominator in rate calculations.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design of new districts for Australian metropolitan areas that will decrease the absolute range in population among districts. The transport algorithm is used for aggregation of Collection Districts in order to achieve this goal. The transport algorithm proved efficient in assigning CDs to a more equitable alignment of population in the selected Statistical Divisions. This method affords the spatial comparison of city settlement and socio-economic variables as well as deriving a stable denominator for these comparison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e advantages of equalized population denominators over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current statistical distric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