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于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检验

本文从有效就业的视角对我国经济增长与失业之间的关系进行的研究认为,我国企业储备了大量的无效就业人员,有效就业率低,是奥肯定律失效的微观原因。对有效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协整检验表明: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和有效就业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表现出协同变化的一致性。     

后危机时代中国城镇长短期就业风险的度量与预测

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转型对应的自然失业率攀升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引致的周期性失业波动加大将持续并存,与之对应的长短期就业风险度量与预测因此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基于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构建状态空间模型,并利用Kalman滤波进行参数估计,由此分离出1980～2010年中国城镇时变自然失业率和时变周期性失业率,用以对长短期就业风险分级。文章进一步分析了就业风险影响因素,并运用排序Logit、Probit模型进行城镇长短期就业风险估计与预测。结果显示,2012年和2013年中国城镇自然失业率处于4.28%～4.94%、周期性失业率处于1.27%～2.51%的概率最大。     

东北经济增长与人口就业相关性的判定及对策研究

奥肯定律认为经济增长与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而统计数据分析显示东北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存在明显的非一致性。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东北正处于国有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时期,面临人口压力且城乡二元结构显著。东北要实现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需要在注重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同时,把增加就业岗位放在更加优先的位置去考虑。在大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建立和完善劳动力市场的同时,通过加强职业技术培训等手段来实现东北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流动、剥夺、排斥与融合:社会融合与保障权获得

农民市民化是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城市化和市民化现实表现为"流动、定居、融合"的社会过程。但中国当前却出现了进城农民"流动但不定居、定居但不融合"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进城农民"内在市民化"滞后于"外在市民化"。"内在市民化"现实表现为自我角色的定位与认同,文章通过对自我角色认同这一表征的多元回归分析发现,造成进城农民"内在市民化"滞后的原因在于进城农民文化水平、年龄、婚姻等因素的差异,而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农民无法稳定获得与市民平等、无差异的包括基本社会保障权在内的基本公民权利,存在"权利剥夺"。在分析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进城农民社会保障权利获得等建议,以期加快市民化进程。     

农村未婚生育现象的原因探析——以湖南X村的个案研究为例

当前,部分农村地区出现了先生育再结婚的现象。这是对我国传统及现代婚姻-生育秩序的颠覆。这种现象已成为主流文化批判的对象,同时也是现行政策应予以控制的社会问题。本文将其视作一种社会事实,通过对湖南X村的实地调查,采取定性研究的方法,简要探讨了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笔者认为,在农村,未婚生育现象之所以出现,是制度、文化等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的衍变

日本少子化倾向日趋显著,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日本年轻人晚婚、不婚,晚育、不育是导致少子化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少子化不只是日本特有的现象,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少子化进程也较为显著。而且,这些国家少子化的背后有着与日本相似的原因和社会背景。本文旨在对日本少子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的衍变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与参考。     

日本的少子化原因分析及其对策的衍变

日本少子化倾向日趋显著,成为日本政府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日本年轻人晚婚、不婚,晚育、不育是导致少子化的直接原因。然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存在着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原因。少子化不只是日本特有的现象,韩国、新加坡、中国等国家的少子化进程也较为显著。而且,这些国家少子化的背后有着与日本相似的原因和社会背景。本文旨在对日本少子化产生的原因及其对策的衍变进行比较分析和研究,以期为中国提供借鉴与参考。     

走出国有企业的人员过密化逻辑

企业的人员过密化，或者说隐性失业的存在，按照奥肯定律的解释，是由于厂商在雇佣成本方面的考虑，在产量减少时保留一定富余人员的成本可能低于在产量扩大时再重新雇佣和培训新工人所需的成本；科尔内虽然考虑到非经济因素的影响，但基本上也是认为囤积劳动是针对劳动短缺的选择。本文提出，在赋予国有企业就业和生活保障功能的情况下，企业就具有了利润最大化和职工福利最大化的双重目标，人员过密化是其逻辑结果。由于福利的刚性特征，要改变这种逻辑并保持社会稳定，必须建立更有效率并能提供同样保障水平的替代机制。     

人口逆淘汰:一个没有事实根据的假说

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众多学者对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展开讨论,其中最令学者担忧的是人口逆淘汰现象的出现。“逆淘汰”的赞成者认为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的城镇少生、农村多生的格局会造成中国人口素质下降,产生“逆淘汰”现象。然而20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口的素质非但没有出现下降,反而日益得以改善和提高。文章从事实出发,将20多年来城乡教育素质、健康素质加以比较,辅之城市化进程加快和总和生育率下降的数据,论证中国人口素质没有降低的原因,最终证实“人口逆淘汰”并不存在。     

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的寻租行为

中国自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农村人口增长得到了较好控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某些计划生育工作曾经搞得较好的农村，近若干年来却出现了计划生育工作力度减弱、人口增长呈现一定程度失控的现象，特别是在某些不发达地区的乡村中多胎率现象增加。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拥有１２亿多人口的大国来讲是一个值得忧虑的问题。为此，笔者就此问题作了调查。调查发现，个别地区农村人口增长之所以又发生失控现象，除了众所周知的文化、观念、经济等原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即：腐败对农村计划生育工作领域的渗入和破坏。腐败的渗入直…     

城乡劳动力流动与迁移回报率

本文从微观主体人力资本投资的角度来理解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现象。提出应该将迁移作为一种投资方式单独进行考察。通过讨论迁移的预期成本和收益,发现与教育投资相比,迁移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率,迁移回报率是吸引农村劳动力选择迁移流动到城市的重要因素。由此得出结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是一种理性选择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式。要改变中国二十年来农村劳动力以低教育水平、低收入水平为特征的循环流动。必须尽快改善农村的人力资本投资环境。特别是教育环境．     

基于国际人力资本流动视角的中印技术创新模式比较研究

文章通过构建企业创新生产函数并引入国际人力资本流动因素,对中印两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因素进行计量分析,并重点考察了国际人力资本流动的作用。实证结果表明,中国的技术创新主要来自高研发投入和以FDI技术溢出为代表的国际技术扩散,而印度则更多地依赖国际人力资本流动引致的技术创新、内需及制度方面的政府支持,以FDI为代表的国际技术扩散对其技术创新作用甚微。印度在国际人力资本流动推动技术创新方面比中国更具优势,中国技术创新模式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与印度依靠人才国际化推动创新的模式相比潜力相对不足。     

制约西部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瓶颈”及对策

国民收入的某些重要增长是由于增加了教育投资这种人力资本而造成的,经济增长主要来源于人力资本储量的增长。在阐述了人力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后,以数据分析了西部资本结构与人力资本问题,最后给出了加速西部人力资本积累,促进西部经济增长的对策。     

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一项对建筑工群体的考察

农民工的城市融合问题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中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亦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已有对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研究大多从个体层次出发,探讨社会资本因素和人力资本因素对农民工融合的影响。但却忽略了这个群体的制度身份对他们融人城市的限制,且未能从群体的层次将他们的现实处境与融合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的探讨。本文以建筑业农民工群体为例,从融合的社会经济维度探讨该群体城市融合的现状与困境,并提出以制度身份为基础的该群体社会地位的边缘化,才是阻碍农民工城市融合的症结所在。     

试论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与崛起

人力资本投资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投资的不够充分和智力流失是“中部塌陷”的重要成因。本文就实施制度创新战略,改进中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以促进中部崛起展开了相关阐述。     

基于教育视角浅析我国人力资本现状

本文在区分人力资本存量与人力资本投资两个概念的基础上，试图从教育视角实证分析两者分别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从理论和现实角度均得出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具有巨大推动作用的结论，进而对我国人力资本的开发、投资与管理提出一些看法与建议。     

中国乡村劳动力转移、资本存量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格兰杰因果关系的研究

本文通过对中国乡村劳动力转移和资本存量、乡村劳动力转移和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协整关系、因果关系进行检验,检验结果表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资本存量和乡村劳动力转移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乡村劳动力转移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原因。由于资本存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间接作用,因此根据索罗余值法,将资本存量完全独立于全要素生产率,可能低估资本存量对经济持续增长的作用。     

中国区域间人口红利差异分解及解释——基于数据包络分析模型

劳动力资源作为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其配置效率差异加剧了中国区域间经济发展的失衡。文章从人均经济产出公式出发,构建了一个涵盖人力资本积累和物质资本积累影响因素的人口红利实现模型,并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法对2006～2010年中国各地区人口红利实现的相对效率进行测度与分解,利用Tobit模型对其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进行解释。结果发现,中国东部地区人口红利实现效率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从人口红利实现的技术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劳动参与水平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0102和0.0149;从人口红利实现的规模效率来看,主要受教育水平及聚集效应、资本积累的产业环境、物质资本形成效应的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1549、0.1234和0.0371。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