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政府在非正式制度变迁中的作用

非正式制度对经济交易行为有重要影响,当其与正式制度相容时,能有效促进正式制度的实施、执行,两者共同决定经济绩效。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及我国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我国面临大量的制度变迁,导致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相一致,但政府可以有意识地采取行动,促进非正式制度的变迁,达到制度相容,提高经济绩效。     

制度变迁与转变政府经济职能

对政府经济职能的研究应当置于制度变迁之中,诱致性变迁和强制性变迁以及合辙和闭锁分别是指制度变迁的不同类型和不同轨迹。制度变迁的类型和轨迹虽然有很大差异,但是它们都要面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约束。约束和制度变迁是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前沿问题,其结论对我国经济体...     

从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温州民间金融改革

中国的民间金融经历了典型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到强制性制度变迁的过程,早期的民间金融和民营经济协调发展,民间金融响应获利机会实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变迁存在内部规则难以外部化、制度供应不足和制度滞后等问题,制度供需矛盾要求政府推动强制性制度变迁。民间金融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受到政府的政治稳定偏好、变革动力不足、多个要素市场扭曲、充分的诱致性变迁、利益集团施压等因素的影响。温州作为金融改革试点,也可以理解为渐进式的强制性制度变迁。     

强制性制度变迁及其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影响

根据制度变迁理论,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即国家或政府主导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产物,它使证券市场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克服的缺陷。中国证券市场制度变迁的路径应向诱致性制度变迁发展,而摆脱利益倾向和健全法制是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保障。     

信用问题的制度基础分析

信用制度是指信用规范与规则的制度化,它是由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国家规定的正式约束和实施机制所构成的。尽管从各国的信用制度实践情况来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似乎各有轨迹,但总体上,信用制度都遵循共同的变迁轨迹,只不过由于各国历史和经济基础的不同,在每个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发展状况也就有所侧重。信用制度也有其供给和需求,并且在社会领域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其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极其必要,在我国实践领域也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的证券市场

制度变迁分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诱致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内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动力是外生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容易导致诺思路径依赖Ⅱ.中国证券市场的制度变迁属于强制性制度变迁,并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我们应该打破这种状态,使其回到正确的制度变迁轨迹上来.     

强制性制度变迁到诱致性制度变迁——“普惠制”新农保可持续发展的变迁路径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我国老农保制度产生与发展的主要动力,诱致性变迁乏力导致了老农保制度供给不足并锁定在无效率状态。而普惠制新农保的创建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制度创新关注的主要是效率目标,其决定因素不是外在压力和财政能力,而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动机。普惠式基础养老金保障了新农保的社会性和强制性,有利于缩小城乡社会养老保障差距,但不能明显提高农村内部养老保障的公平度,且没有从根本上调动农民的参保积极性。要保障新农保制度的可持续性,必须实现强制型制度变迁向诱致型制度变迁的转变,采取措施提升农民的制度需求,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创新能力。     

西藏非正式制度对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的影响

西藏和平解放后,经济发展呈现出独特的非典型的二元结构,其主要原因在于藏传佛教传统观念、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诱致性制度变迁缺乏初级行动主体,信众财富积累异化。要实现西藏经济的腾飞,必须对藏传佛教进行适应性改革,并且加大教育投资力度,弥补人才匮乏。     

中国占有制度的变迁: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因素

制度总会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这一过程被称为"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有两种模型——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对于作为中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占有制度而言,亦会存在不断创立、修正、改革和创新的变迁过程,影响变迁的动因中既有社会动因、经济动因,亦有技术动因和观念动因,这些动因有诱致性的也有强制性的,本文试图从制度变迁理论中汲取养分分析占有制度变迁的动因,找出其中的强制性动因和诱致性动因,对占有制度的变迁做历史解释的同时,亦为当代的占有制度的完善提供历史的注解和历时的支撑。     

文化产业的制度变迁及其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经历了萌芽、起步、发展和深化四个主要阶段,具有明显的政府主导性特征。由于固有利益机制、文化产业产权制度以及成本收益的影响,我国文化产业制度变迁仍然存在路径依赖问题,以致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有效制度供给不足。为此,应做到坚持强制性制度变迁与诱致性制度变迁相结合、正式制度创新与非正式制度创新相结合、核心制度创新与配套制度创新相结合。     

出版企业制度变迁模式分析

出版单位的制度变迁方向是企业化。出版企业有特殊的社会责任,其制度变迁主要是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式,该模式适合我国当前的改革背景,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在宏观制度变迁保持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同时,应该允许出版企业等微观主体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发挥主导作用,并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制度变迁的积极性。     

转型期我国行业协会制度变迁的理论思考 --温州自律中介组织发展的一种分析

本文通过比较不同地区行业协会发展概况 ,分析温州自律中介组织出现的外部因素 ,说明这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现实条件 ,从而阐明我国自律中介组织存在各种问题的根本原因 ,并进一步思考其制度变迁路径及政府在其中的作用。     

加入WTO对我国资本帐户开放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效应分析

一般而言,资本帐户开放过程是一个诱致性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加入WTO以后,在其规则约束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冲击下,我国资本帐户开放将在一定程度上中断其诱致性变迁历程,而发生强制性制度变迁.这一异变使我国先前制定的资本帐户开放的若干战略部署面临调整,资本帐户开放(含人民币资本项下可自由兑换)可能在条件并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被迫提前进行.为了应付制度变迁过程异变带来的风险(或成本),我国在现阶段必须围绕如何降低转制成本这一问题,在不违背WTO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来进行资本项目管理制度的创新.本文分析了这种制度创新的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转制期我国资本项目管理制度改革的若干具体建议.     

以契约行政为路径推动中国行政法的改革

行政法的变革其实就是制度创新的过程。诺斯指出,制度变迁过程既可以由政府通过法律、政策和命令强制推行,也可以由个人或社会团体自发倡导、组织和实行,前者被称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后者则被称为诱致性制度变迁。强制性制度变迁是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具有激进性质的制度变革。诱致性制度变迁是以微观行为主体为主体、自下而上进行     

政府职能转变与制度变迁依存关系分析

当前经济改革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由强制性的制度变迁向诱致性制度变迁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 ,要注重培育制度变迁的主体 ,增强政府的有效制度供给 ,转变政府的职能 ,使之适应制度变迁方式的变化。     

制度变迁视角下的粤港区域合作演进分析

粤港两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化相容,两地相互影响深远。改革开放后,两地区域合作成效显著。文章认为,区域合作的过程本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过程。粤港两地区域合作经历了诱致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两个阶段。在诱致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由企业主导的"前店后厂"区域经济合作模式,促成了香港经济的转型与广东经济的崛起;在强制性制度变迁阶段,粤港形成了政府主导的合作模式,区域合作向多领域拓展。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粤港区域合作不同阶段也面临着不少掣肘,因此,笔者提出需求诱导型制度变迁、完善配套制度和加强制度认同等策略。     

俄罗斯经济转轨的制度变迁逻辑分析

俄罗斯经济转轨是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其制度变迁有其内在和外在逻辑。由于实行典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全面以移植的自由市场机制取代政府的作用,政府退出经济交易,使得俄罗斯移植的正式制度与持续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出现了严重的不相容,这是造成俄罗斯经济危机和衰退的根源。     

从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看中国节能制度演进的逻辑

中国推行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是节能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纵观中国能源制度的变革历程,运用制度变迁理论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节能制度演进的逻辑。第一,节能制度变革应顺应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因时而动、顺势而为;第二,节能制度变革应循序渐进,注重策略与效率,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第三,强制性变迁与诱致性变迁的结合是节能制度变迁的有效路径,以强制性方式推动变迁,以诱致性方式促使变迁深入。     

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经济学分析

现行的农村金融制度已成为西部农村经济发展的制度性障碍。目前,正式金融制度供给不足、供给趋同以及非正式金融制度的兴起已成为推动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动力因素;同时,区位禀赋约束、国家和地方对金融的控制以及西部农业的弱质性则构成了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制约因素。作者据此提出了以回归和强化正式金融机构的 功能、赋予非正式金融组织合法地位作为西部农村金融制度变迁的路径安排。     

农地制度变迁路径回顾及“十二五”展望——基于效率视角

作为一种生产要素,追求效率是农地内在的经济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地制度以改进效率为目的围绕产权经历了四次变迁。四次制度变迁给我们的启示是：诱致性制度变迁能使产权更明晰,其效率往往是正;反之,强制性制度变迁使产权模糊,效果往往是负。同时,任何一种制度都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展望＂十二五＂时期农地制度的改革,应从进一步明晰农地产权、促进适度集中经营、推进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三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