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为“让步政策”恢复名誉

“让步政策论”的命运可谓悲矣！ “四人帮”横行时,它被扣上了“诬蔑农民革命,美化帝王将相”的大帽子,成为“必须批倒批臭”的反动观点;“四人帮”垮台后,有些同志又说:“四人帮”鼓吹的“开辟道路”论是“让步政策”论的翻版,所以还时常把它揪出来“再批判”。“让步政策”论真是这么反动,这样善变,必须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我始终认为不见得。现在,科学的春天已经来到,是到了正确评论“让步政策”论的时候了。     

析“让步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究竟有没有封建统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这个问题的讨论由来已久。主张有“让步政策”的同志,都把封建统治阶级在某些时候实行的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统统称之为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并且认为,这是农民革命斗争推动历史发展的折射反映,因而这种理论是完全符合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些意见因为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一系列的重大问题,所以重新展开讨论很有必要。本文试就“让步政策”理论是否具有科学性;历史上所谓“轻徭薄赋”、“休养生息”政策所产生的客观条件和“让步政策”是否符合于历史的真实,以及“让步政策”的阶级函义四个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批判“让步政策论”

封建社会中,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但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由于“让步政策论”的影响,关于农民起义的伟大历史作用,一直未能在历史教学中得到正确的阐明。按照“让步政策论”的框框,人们只能从统治阶级的政策里,去发现农民起义的作用,离开统治阶级的政策,便无从寻找农民起义的作用了。“让步政策论”,一面根本否定农民起义的历史作用,一面无限夸大统治阶级政策的     

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

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这是我在这篇文章里,要阐述的核心问题。 众所周知,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实行了一系列“让步政策”。这些“让步政策”主要有:继续推行北魏以来的均田制;减轻税役,灾荒之年加以赈济;释放宫女,解放奴婢;任用廉吏,注意考核优劣;修订刑律,减轻刑罚;抑制豪强;去奢省费,使民衣食有余等等。 为什么说唐初的“让步政策”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呢?因为历史上享有盛名的唐王朝,是在隋朝灭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唐初封建统治者实施“让步政策”,是和隋朝的灭亡和隋末农民革命战争密不可分的。隋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统一寰宇,甲兵强锐,三十余年,风行万里,威动殊俗“(《贞观政要》卷1)的封建强     

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的根本对立

当广大工农兵群众按照古为今用的原则,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儒法斗争和整个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适当肯定历史上的法家和法家路线的进步作用时,有人却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不是有矛盾?法家进步论与“让步政策论”,是不是一回事?换言之,在某些人看来,二者是一回事;因此,在他们看来,过去批判“让步政策论”和今天肯定法家,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提出了这样的质问,就需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分清是非,作出回答。因为,“真理是在同谬误作斗争中间发展起来的。”     

对“让步”政策问题的几点看法

解放后,学术界围绕着“让步”政策问题,曾经展开过热烈的讨论。而当人们正在心平气和地磋商中,却被几个恶棍突然杀将进来。他们为了陷害我们的某些同志,竟凭借着他们的权势,蛮横无理地咬定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地主阶级对于农民阶级不论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候,都“只能反攻倒算,血腥镇压,决不会有什么‘让步’”。并且宣判说,“让步”政策论是极端反动的,不许人们稍加申辩。但是未经几时,这些     

就汉初政策论“让步政策”与“反攻倒算”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某些农民大起义后建立的封建王朝采取一些与前朝不同的减轻剥削、缓和矛盾的政治经济措施,有的人称之为“让步政策”;有的人则叫做“反攻倒算”。这个在史学研究中既关系到对农民起义历史作用的评价,又涉及到对封建统治者的政策和历史人物的估量的重大问题,史学界断断续续地争论了十几年,至今未取得一致的意见,下面就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肤浅理解谈几点看法。     

列宁论车尔尼雪夫斯基

今年.是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1828—1889)诞生一百五十周年。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俄国十九世纪中叶的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旗帜。他由于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宣传农民革命的思想而建树了不朽的历史功绩,他在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卓有成效的活动也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在生前,车尔尼雪夫斯基就曾经受到反动分子和自由派的恶毒攻击、诽谤和残酷迫害。他的成年时期大部分是在沙皇的监狱和流放地渡过的。他们诬蔑他是“疯狂的匪徒”、“捣乱分子”,说在他的理论中“除了结论荒谬之外,什么也没有”。但是,与反动营垒的态度相对立,     

从我国历史上的“三治”看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

我国西汉初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和明初的“洪武之治”普遍出现封建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景象,被历史家称道为“盛世”.这种“盛世”的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统治阶级接受了前朝复灭的教训,从而对农民采取了某些让步措施,创造了安定的社会局面;安定和平的社会环境又促进了生产的发展.本文仅就社会安定与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关系问题,谈一些肤浅的看法.     

不能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封建統治阶級的“讓步政策”

自《光明日报》发表孙达人同志《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一文后,在史学界曾引起热烈讨论。最近,又陆续看到覃延欢、钱宗范的《封建统治阶级的两面手法》和蜀群同志的《“让步政策”的阶级实质》两篇文章,对孙达人同志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虽然,蜀群同志好象和孙达人不同,他承认有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作为革命副产品而存在的事实,但是对”让步政策”持简单否定的态度,精神实貭和孙达人是一致的。固然,孙达人等同志针对近年来史学界出现的不良倾向,如对某些美化和歌颂封建统治阶级“让步政策”的著作提出批评,这是正确的,但是他们似乎又产生另一偏向:不是根本否认有“让步政策”这个东西,就是把“让步政策”作了简单的否定。我认为这样亦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问题。下面准备就覃延欢、钱宗范和蜀群同志的文章中的某些论点,提出个人一些粗浅看法,以就教于史学界的同志。     

应当全面地历史地评价改良、让步和改良、让步政策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研究人类社会的过程中,历来重视社会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各种形式,以及对抗阶级双方的斗争策略问题,对于社会革命、社会进化、改良或让步,对于不同阶级在不同时期所执行的革命政策、改良或让步政策,以及革命的或反革命的两面政策,都作了许多精辟的论述,为我们进一步具体研究中外历史上的这类问题指明了方向。在我国史学界,关于“让步政策”曾经有过广泛而激烈的争论,从许多方面探讨了上述问题,取得了一些成果。应该承认,六十年代中期以前,在涉及“让步政策”的许多著述中,的确存在一些缺点或错误。例如,强调农民战争对历史的推动作用要通过地主阶级的“让步政策”体现出来,忽视了农民战争在经济、政治等多方面为历史发展直接开辟道路的作用;将生产的发展直接归因于“让步致策”和阶级矛盾的缓和,不注意阐明“让步政策”     

拨开历史的迷雾——斥“四人帮”鼓吹“让步政策”的谬论

“四人帮”是“让步政策”的鼓吹者。他们胡说“农民战争往往客观上为法家路线的继续推行或法家思想的继续传播扫清了障碍,开辟了道路。”(梁效《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农民战争给旧的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猛烈冲击……是形成和贯彻他们的法家路线的重要条件。”(柏青《坚持古为今用,研究儒法斗争》)“法家”的     

略论“贞观之治”

唐初的“贞观之治”是我们中华民族历史上光辉的一页,是“繁荣盛世”.正确评价“贞观之治”的历史成就,对于培养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操、提高民族自信心、继承历史文化遗产,古为今用,都有着重要的意义。本文拟就“贞观之治”与隋末农民战争的关系、如何评价“贞观之治”的政策和成就、把“贞观之治”的政策概括为“让步政策”是否妥当等问题,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就教     

略述中国共产党“六大”的历史功绩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的,但是,过去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党“六大”的功绩讲的很少,这是不妥的,本文试图略述“六大”的历史功绩。1 “六大”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强调无产阶级在长期革命中的领导权,另一方面,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并且指出当时党内最主要的危险倾向是脱离群众的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六大”对大革命的失败作了全面的分析,指出大革命失败的客观原因,是中国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力量强大,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反动派有在数量上占很大优势的武装。但是,“六大”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是促使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因此,“六大”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放弃革命领导权的错误。指出:当革命危急     

必须全面地理解“让步政策”

对中国封建社会里,有没有所谓统治阶级的“让步政策”问题的探讨,十多年来,形成森严的禁区,如果谁对“让步政策”稍表承认,诸如“否定阶级斗争”、“为封建统治叫好”、“曲解农民起义”、“颂扬帝王将相”等等帽子遮天盖地而来。于是对“让步政策”这一问题的争鸣也就消声匿迹了。其实,“让步政策”是客观历史事实,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我们应当怎样看待它,怎样运用阶级分析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去说明它的现象和实质,并对它作出正确估价的问题。下面以西汉初年与唐初的社会情况为例,就有关的几个方面,谈谈对“让步政策的看法。     

(一) 论让步与“让步政策”

关于“让步政策”问题,是个影响所及远远超过史学范围的问题。也是个大家尚关心着的悬而未决的问题。过去,林彪、“四人帮”的极右路线影响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他们的极右的法西斯作风也破坏了这个问题的解决。今天,这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被粉碎了,他们在史学领域里的流毒和影响正被肃清,就为这个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条件。     

斥“偏”论

高等学校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攻击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同时,更锋芒集中地向教育大革命进行猖狂的进攻。他们认为教育大革命出了不能容忍的“偏差”,要算账的话,至多也不过是“倒四六”。所以一听歌颂一九五八年教育革命的“调子”,他们就有些头痛。在他们看来,对于一九五八年的教育大革命,不是歌颂的问题,而是问罪的问题。而且他们还感慨地说:“本来去年就看出教育革命是一种‘偏向’,只是当时怕引火烧     

驳“民主革命经验过时”论

“民主革命经验过时”论,是“四人帮”反革命政治纲领的理论依据之一。长期以来,“四人帮”把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老干部视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巨大障碍,始终把斗争的主要锋芒指向这些革命老干部,处心积虑地要把他们打倒,置于死地。为此,他们接过反对走资派的革命口号,篡改毛主席关于党内走资派问题的完整论述,根本颠倒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敌我关系,抛出了“老干部是‘民主派’,‘民主派’就是     

试论唐代“贞观之治”(上)

唐代“贞观之治”与汉代“文景之治”经常受到历史学家的赞扬。我国“汉、唐盛世”在世界历史上独放异彩,“文景之治”与“贞观之治”实际是奠定了基础。这是中华民族的光辉,也是人类进步的骄傲。我们若不“数典忘祖”的话,应当继承这份遗产,应当总结有关经验,为谱写可歌可泣的前人光荣的经历而感到自豪。     

湖南省史学会召开会议讨论“让步政策”问题

一九七九年二月,湖南省史学会在长沙举行年会,集中讨论了“让步政策”问题。 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封建社会有让步政策,理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多次论述过让步问题,让步是缓和阶级冲突的一种手段。两汉前期的“与民休息”,就是这样一种手段。这种让步的表现形式,跟秦王朝比较,主要是“轻赋少事”,“约法省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