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与《荀子》

司马迁与荀子之间虽然不存在所谓的师承渊源 ,但由于《荀子》是儒家的重镇 ,所以司马迁必然要研读《荀子》 ,从文字上就可以看出《史记》与《荀子》之间有着紧密的学术联系。《史记·礼书》与《荀子·礼论》互有异同 ,《史记·乐书》则与《荀子·乐论》观点相通 ,《史记》在法后王、自然人性论、富民重民等观点上对《荀子》有所吸取     

《史记》标点研究史简论

文章简要论述了自汉朝以来,历代学者对《史记》标点的研究状况。对于《史记》中出现及使用的标点符号进行依照时段的研究阶段划分,并对古今的标点研究史作出较为详细的阐释和论述。     

《史记》与神话传说——《史记与文学》研究之一

本文从史料来源的角度,论述了史学与文学巨著《史记》与古代神话传说的密不可分的关系。作者指出司马迂的蒐集、整理、加工和改造,使古代神话传说不仅成为《史记》上古史的主要材料来源之一,同时也赋予了《史记》的文学色彩。文中具体地分析了故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特点等诸方面文学因素,对读者颇有启发性。     

论《史记》的情感魅力

本文着重分析讨论了《史记》中所蕴涵的情感魅力的具体表现及其生成原因,认为在《史记》一书中,无论是司马迁直接的议论抒情,还是他所使用的多种艺术表现手法,都鲜明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情感色彩。而《史记》这种强烈的情感色彩,既与司马迁对史学创作中情感作用的理性认识有关,也与他确立的著史目的有关。     

《史记》与《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黄老道家著作，它对《史记》的影响主 要在思想方面。《淮南子》在构建天人古今知识体系、对待先秦诸子的思想方法、倡导法与 时变、礼与俗化、主张审微、重时等一系列问题上，给《史记》以深刻启示。《淮南子·天 文训》与《史记·天官书》之间也存在着学术联系。     

《周易》与《史记》的人生观

司马迁与《易》学有较深远的渊源关系，司马迁笔下人物的人生观深受《周易》思想的熏陶。禀承《周易》的人生观，司马迁对待人生，提出“不令已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人们应当“自强不息”，能够“见几而作”。同时个人必须具有谦逊、礼让的品质。再者，司马迁接受了《周易》物盛则衰思想的影响，提出个人应当“进退盈缩、与时变化”，处在人生的巅峰，必须及时引退。人生不应太沉迷于权禄，应视之如浮云。     

浩浩其志通千古——《史记·屈原列传》“悲其志”探微

本文由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中所说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入手 ,对屈原和司马迁作了某些方面的对比性研究 ,从而阐明了司马迁在写作《史记·屈原列传》中的一些独特用心。     

试论《史记》强烈的抒情性

作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鲁迅语)的《史记》,不仅因其以独创的“纪传体”记载悠悠千载的中华历史而傲立史林,后世无与争锋,也因其以“史诗性底笔峰,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底旋律”,表现出浪漫的激情、激烈的壮怀和满纸的幽愤震憾,打动着无数读者的心弦。     

试论司马迁《史记》对女性人物的记载

《史记》有不少地方描述、评写了历史上的女性人物。笔者认为 ,司马迁笔下的女性人物对全面了解 ,研究这一时期的社会和历史或全面认识、评价司马迁和《史记》,均是不容忽略的重要内容。     

论《史记》的心态描写

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性质决定了统治阶级心态深刻地影响到历史的发展 ,而司马迁个人特殊的个性气质也促使他深入到历史人物心灵深处与之交流 ,这两个因素使司马迁特别关注历史人物的心态。文章运用心态史学方法 ,讨论了司马迁对民族文化心理、帝王心态、社会群体心态的描写。     

论《皇极经世书》对夏、商、周三代之建年代的推定

邵雍的《皇极经世书》一向被认为是"推步之书",它对中国历史的一些精到见解因此而被淹没。但是,仔细梳理分析《皇极经世书》对中国历史的记述可以发现,它把中国有纪年可考的历史定位在公元前2327年唐尧甲辰,推断夏朝之建在公元前2166年,这不仅比"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夏朝之建(前2070)提前了近百年,而且其推断都有权威翔实的文献依据,表现出尊重史实和文献的精神。     

夏商周与山东

夏商周断代工程集中解决的是年代学问题 ,因此 ,当时讨论的考古文化只涉及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和北京等地区 ,山东不在其列。但从历史学角度看 ,山东古文化实与夏商周王朝关系密切。在夏王朝时期 ,其主要的附属方国穷、寒浞等均在山东。商王朝时期 ,商王南庚、阳甲曾都于奄 ,据考证 ,当时的奄就在山东兖州、滕州一带。据甲骨文记载 ,商末帝辛时曾“征夷方” ,结合青铜器铭文可知其具体路线为兖州———新泰———青州———潍坊。西周时期 ,山东有许多重要封国 ,齐国、鲁国之外 ,还有纪国、莱国、滕国等等。到了春秋时期 ,各地诸侯与周王室的关系开始疏远 ,但山东地区的诸侯国则仍与王室保持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虞、夏、商、周的孝悌文化初探

孟子说:"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表明孝悌之道是尧舜以来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历考古代文献,我们不难发现:尧舜时期已有孝悌萌芽,夏代有忠德流行,商代则是悌道大盛,周人比较全面地形成了孝悌风俗,这些都是孔子系统孝悌思想形成的历史资源.孟子说孔子乃"集大成"者,其于孝悌思想亦然.     

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新收获

在进入新世纪的短短五六年间,海岱地区夏商周考古取得了显著发展。学科发展的标志,一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古发现的取得,二是一批具有前沿性学术研究成果的问世。这些学术成果,有的充实、丰富或修正了前人的研究结论,有的则为未来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新的资料,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     

中国三代艺术光辉成就略述

夏商周三代时期的艺术,以其多方面的辉煌成就,形成中华艺术发展史上第一个古典高峰,为后来艺术的发展确立了基调,奠定了基础.其中,诗乐舞三位一体的"乐舞"艺术和青铜器艺术所取得的成就最为突出.<诗经><楚辞>作为三代语言艺术最重要的收获,成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不朽经典和范本.建筑、书法、绘画等艺术门类虽然尚未迎来它们各自的最为辉煌的时代,但它们在三代所取得的成就仍十分重要,为其以后走向成熟与高度发展奠定了最初的基石.三代除了上述一些主要艺术门类之外,还存在着其他一些工艺艺术门类,这些工艺门类,大多在原始社会已经存在,在三代时期,又有新的发展.在艺术思想方面,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诸子百家的艺术思想是中国古代艺术思想史上最为灿烂的篇章之一.由孔子开创、由孟子、荀子从不同方面予以充实、发展的儒家艺术思想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艺术思想,成为中国古代艺术思想的两个根本支柱.     

商周时期正坐的起源及仪规

商周时期的正坐姿势,实源于三代祖先祭祀仪式中的“尸祭”。尸祭之坐法称为“尸坐”,由尸坐演化而为“坐如尸”,显示出受祭之尸坐到“君子”之坐的空间变化,意为君子之坐应当效仿“尸坐”严肃、安定之姿势。在考古实物中,那些躬身扶膝的坐式人像可能都是坐而受祭的祖先神灵象征,而非大而化之的巫师像。到周代时,神灵受祭之正坐逐渐从神坛走下来,延伸而为贵族的生活仪式。正坐遂成为贵族社会圈子内的体面性正式坐姿,用于会客、宴饮仪式当中。“正坐”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礼仪姿势,在虚坐、食坐、坐向、坐席、几杖之设等诸多方面都有极为严格的约束。     

夏、商文化与"雅乐"制度的滥觞

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雅乐的起源并不在周代.同礼的起源、发展始终和原始宗教有着内在联系一样,乐与上古时期古巫"事神之事"关系更为直接.原始祭祀乐舞是古礼的存在形态,也是雅乐的最初原型.在雅乐产生、发展的漫长历史进程中, 夏、商甚至更远时代远古先民大量图腾乐舞和祭祀用乐的实践,是雅乐理念的重要历史依据和理论原型.周初六代乐舞从<云门>到<大武>的顺序,实已折射出雅乐发源于史前信仰而形成于西周的整个过程.雅乐是周代礼乐制度的产物,雅乐地位的确立标志着礼乐制度的成熟.     

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来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     

唐虞夏商天象考

文章根据古代文献记载的尧舜禹、夏商之际和商周之际的五星会聚、日食和历日等天象,利用现代天文学的方法采推算这些天象的年代,从而可以对尧舜禹和夏商的年代进行一定的限制.     

商周文学流程的文化观照

商代出现过高度成熟的文学作品吗?今存<商颂>、<商书>是否商代诗文?为什么<诗经·大雅·文王>会要商族遗民"无念尔祖,聿修厥德"?强迫他们放弃的仅仅是对祖先的怀念吗?是否还必须放弃一大批与自己的家族文化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相关联的文献、礼仪和传承文学呢?延续了五六个世纪之久的西周诗统何以会被战国散文所取代?庄文屈赋檀美当时并辉耀千古的特殊原因还有哪些未曾发现?假设文化是文学的母体,我们能从文化母体中窥见文学之子的某些体貌与性格吗?此法固非处处适用,但也并非处处相反,好处在于当我们看厌了文学的孤峰独树之时,偶尔放眼展望文化的群山林莽,或许会有另外一种心情和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