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革命"视域下的新世纪革命叙事

武装斗争的革命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对革命的思考和叙述却不会终结.新世纪的革命叙事正有力地向我们展示着左翼文学传统在当代的复活,而这种"复活"又在历史、身体、时间等多个美学维度上产生了许多新变,呈现出"后革命"的特色.这些变化不仅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方式,更使得现代性的思考得以深化和拓展,鲜活地反映了"革命"观念在当代社会的微妙变化.     

论后革命时代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的创作类型

在后革命时代的历史语境中,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呈现出史诗、反思、传奇、谍战等不同叙事类型,创作呈现出注重人物心理性格的复杂性与丰富性、注重展现革命历史的复杂性偶然性、拓展革命历史叙事的多元化个性化。新世纪革命历史题材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着某些缺憾:文体上多了影视剧的色彩,少了小说的意味;情节上关注通俗化的表达,少了经典化的叙述;整体上注重日常化的表述,缺少精神境界的超越。     

革命转变标志问题初探

革命转变的标志问题,就是关于革命的性质、对象、任务、动力变化与否以及变化的基本条件是什么问题;在革命的转折关头,这是一个与制定党的战略策略紧密联系的直接实践问题;而在革命历史的研究中,它便是一个关系到如何正确评价这一时期党的方针政策的重要理论问题。 过去,我们党在处理革命转变(包括对转变标志的认识及战略策略的转变)问题上,尽管遇到过一些挫折,但总的说来,获得了伟大的成功,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总结和吸取这些历史经验,革命转变的标志问题,就有可能得到科学的解决。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从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     

"革命研究"面面观——西方"革命学"研究及主要理论流派

世界历史踏入近代门槛以来的500多年时间内,各种各样的革命运动骤然成为最为突出的历史现象之一,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革命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社会变迁的主旋律.然而,这一重要的历史现象,只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刺激下才开始进入西方社会科学家的视野,进而作为专门研究的对象逐渐地活跃起来.到了二战后,"革命研究"又在现实因素的作用下,蔚为大观,成为西方学者多角度、多层面地加以探讨的活跃领域之一.本文从主要流派和学术观点等方面对西方的"革命研究"进行了介绍.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

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推动了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由此提出了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做出科学回答。这个过程给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和发展空间。肯定现代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作用,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贯立场和基本原则;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为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文化基础;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与现代科学技术革命紧密结合,才能不断焕发生机与活力。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应拓展哲学研究的对象和领域;增强哲学研究的作用和功效;改变哲学研究的思维和方法。     

"效果历史"——理解之维的哥白尼革命

"效果历史"是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的核心概念,也是他的诠释学和客观主义诠释学间的分水岭所在。伽达默尔正视了理解作为"效果历史"之实相。不同读者对同一文本的不同理解,以及同一读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经典所作的不同诠释,佐证了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似的自我理解的历史性判断。伽达默尔关于理解是"效果历史"事件的深刻洞见,开启了一场诠释学领域的"哥白尼"革命。     

革命的艺术－列宁论时机、机会和历史机遇

关于时机、机会和历史机遇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内容.列宁关于时机、机会和历史机遇多有论述,在对俄国革命的宏观指导上,非常重视、分析和利用各种时机、机会和历史机遇.列宁这方面的主要思想有注意抓住时机,是革命自觉性的重要表现;估计总的形势以选择适当时机;把秘密工作与利用合法机会相结合;争取喘息时机,以最大的坚定性灵活地随机应变;阶级、阶层和个人,各有自己的历史机遇.而抓住历史机遇取得十月革命胜利,正是列宁革命艺术的体现.     

探寻经济理论与经济史的结合--"新经济史革命"评析

"新经济史革命"以探寻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为主线展开,经过了逻辑上相互联系的三个阶段;这场"革命"更新了经济史学研究方法,扩展了经济学的研究视野,促进了经济史与经济学的结合;这场"革命"的方法论成果是值得中国经济史学和经济学借鉴的.     

试析新时期革命一词的含义

党的十二大文件关于总任务的表述跟九大、十大、十一大比,有明显变化。这就是:不把“社会主义革命”同“社会主义建设”并列;没有再出现“继续革命”这类革命的提法的字样。十二大后,邓小平同志还指出:“七大把革命引向胜利,十二大将把建设引向胜利。”明白地把建设作为新时期的历史特征,与过去的革命时期相对称。这些提法是否意味着,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我们面临的任务就只有建设,而没有革命?如若不是这样,对这种提法上的变化又应如何理解呢?     

"后革命氛围"中的革命历史叙事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国告别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浪潮，但这并不意味着革命的彻底终结。革命仍以叙事等方式积极参与到当代生活之中，再生产，再播撒。在新的语境中，革命理念既强大有力。又似是而非，显示出适应时代变化的模棱两可的含混性。正是这种含混性，才把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革命历史叙事塑造成后革命行为和文化。这主要反映在受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下新历史小说创作以及受消费主义影响的革命叙事。前者以反本质主义的叙事解构了革命，后者则以游戏、大话的方式对革命进行消费性书写。     

关于两个革命转变问题的研究

关于两个革命转变问题的研究洪韵珊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全部过程中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转变的理论，似乎是一个早己实践证明和解决了的问题。然而当我们认真研究和思考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经验时，发现正是这个重大的革命转变问题尚值得进一步探索。为此，本文拟从马克...     

马克思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及其启示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关于马克思学说整体性研究中的一个关键性问题。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是在马克思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的过程中展现出来的,即:在超越哲学领域的哲学批判中构建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系统,同时在超越政治经济学领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丰富和发展初步完成的哲学革命的成果,最后在这两种互动的批判中基本完成经济学革命并使哲学革命的内容和形式趋于完善。马克思的哲学革命与经济学革命的内在逻辑联系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启示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其学说的整体性实际上包含着对后人研究和发展其哲学的一个最为根本的方法论要求——从其学说的整体性出发来研究和发展其哲学。为此,就必须形成由批判理念、问题理念和时代理念构筑而成的跨学科意识。     

大革命时期周恩来对革命军队建设的贡献

本文主要从周恩来在南开求学时期开始,到第一次国内革命失败这一历史时期,着重分析、研究周恩来早期军事思想的萌芽和发展。从其对革命武装建设的重要性的认识;创立新型革命军队思想政治工作建设;开展革命武装斗争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周恩来对革命军队建设所做出的历史贡献。     

撰写革命史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正> 开春,省党史研究会邀我作顾问,自觉情炽才浅,难以胜任。入夏,省社会科学院又发起笔谈,呼吁新老同志汇集革命史料,热情感人至深,本人口讷,又不善文笔,聊写数言,敬表一点心意。 毛主席一生注重中国革命的研究。四十多年前,他在总结革命历史经验的时候,曾经指出:中国革命的成败系于我们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规律的了解,系于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有完控     

民主与"革命"——"颜色革命"后的思考

近年后苏联国家受到具有所谓“民主”意义的“颜色革命”的袭击,文章对此的反思是:(1)2005年中亚经历的是与格鲁吉亚、乌克兰大不一样的“革命”。(2)革命是什么?革命是近代政治的产物,它意味着政治和社会的重大变革,从这点看,2005年中亚发生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革命。(3)最近30年来的“民主化”运动、“伊斯兰革命”和民族分离运动的互动,直接或间接地与西式“民主化”为背景的现代化“革命”相关。喧哗一时的民族分离运动似已退潮,“颜色革命”也受阻,恐怖主义和被认为“邪恶轴心”的伊朗却让美国头痛不已,其实,归根到底还是华盛顿搬起“民主化”的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科斯革命"与技术和制度关系研究述评

"科斯革命"力求将新古典理论中处于背景状态的制度因素成为新古典边际替代方法的研究对象本身,这种调和制度变量与以"技术选择"为核心的传统经济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论努力潜含着逻辑悖论.现代经济学中新增长理论的技术内生化,新制度主义研究领域的拓展和演化经济学的兴起,均可被认为是从不同侧面或运用不同方法,对"科斯革命"中技术与制度关系问题研究的深化.     

植根乡土的"革命叙事"--《红旗谱》与20世纪乡土中国的革命

<红旗谱>在17年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创作中具有独特性和重要性,它将表现重点放在了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传奇色彩的乡土中国的反抗者、边缘人物"朱老巩"、"朱老忠"、"李霜泗"一类人身上,深刻地揭示了乡土中国的革命与民间追求"公义"的文化传统的关联,形象地回答了乡村民众为什么向往革命,"革命"是如何改变了农民的命运的时代重大命题,在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的同时接通了乡土中国的"地气",这使得它具有了较为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     

论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思想

论邓小平关于改革是中国第二次革命的思想王兴嘉“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邓小平同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而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学习和研究这一思想，对于我们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试论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

五四运动发生于大转变的历史时代,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第一篇章。关于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史学界长期以来是有争论的。去年8月,朱务善先生发表了“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文章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必须有无产阶级的领导”,“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就不能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但“五四革命运动的产生是自发的”;不仅李大钊同志等在北大组织的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没有领导五四运动”,而且“五四时期,并没有中国无产阶级参加,到‘六三’才有上海工人起来罢工支援,然而那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还没有形成,更谈不到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在五四运动的领导”;“因为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领导”,所以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是“为中国民主主义发展开辟了新的阶段的前景”。这就是说,文章涉及一系列发人深思的问题:如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根本标志,五四运动产生的自发性,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和无产阶级(它的思想、它的战斗力量)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五四运动的革命性质及其历史地位等。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提出自己肤浅的看法,以求教于史学界前辈及诸同志。     

新时代革命基本问题的研究现状与展望

全面把握新时代革命必须深入解答何为新时代革命、新时代为何革命、新时代如何革命等基本问题。从其内涵来看,新时代的伟大社会革命主要指深化和扩大改革开放,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党的伟大自我革命主要指全面从严治党。新时代的“两大革命”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从其依据来看,新时代进行革命既是中国社会发展和党自身建设的需要,也是基于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而做出的科学判断,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就其方法来看,新时代进行革命既要准确把握“两大革命”各自的特点而有所侧重,又要准确把握两者的内在关系和协同规律而将两者整体推进。新时代革命基本问题的这些研究意义重大,并有望通过增强整体性研究、加大理论创新,增强个性化表达、加大话语创新,增强对策性研究、加大应用创新等措施得以拓展和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