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泽传略

吴泽教授,笔名哲夫、胡哲夫和宋鱼,江苏省武进县人。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上海市华侨历史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名誉主任、中国史学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古代史和史学史双博导师、一级教授。自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先生一直致力于中国历史的研究,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倡历史为现实服务的“经世”学风,并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中国通史和中国史学史等学术领域,进行了辛勤的探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路径与研究趋向

从要籍解题式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到历史、时代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史研究,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经历了颇为艰辛的发展过程。20世纪20年代才初步确立的中国史学史学科,承载的是中国史学自身两千余年历史的厚重内容,要籍解题式的研究特征在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最初阶段有其必然性。60年代以后,中国史学史研究更注重从时代的特点把握史学发展走向,从历史发展过程中审视中国史学自身的发展过程。在这样的研究路径中,中国史学史研究得以极大地拓展和深入,相应地,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发掘、对近现代中国史学的重视以及多部中国史学通史的完成出版等,使中国史学史研究从多方面呈现出了向纵深发展的态势。在此基础上,从学术史的角度拓展中国史学史研究、加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重视中外史学比较研究,加强史学理论诸层面的研究,应该是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几个努力方向。其中,对史学理论的研究是否充分,已经成为影响今后史学史研究能否深入的关键问题。     

当代中国史学研究基本问题探析

对当代中国史学进行研究,首先要对一些基本问题进行廓清.目前来看,在当代中国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当代中国史、中国现代史、中国当代史等诸多概念,造成当代史学研究中概念的模糊与混乱,有必要予以辨析和明确.史学研究,不仅仅是对历史史料的简单发掘和再现,还应当通过对历史史料的研究找出历史发展的逻辑轨迹,为现实发展提供必要的借鉴和启示.后者既是当代中国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当前中国史学承载的时代任务.     

学术价值与时代功能相契合的结晶:《近代重庆城市史》

由著名历史学家隗瀛涛教授担任主编的《近代重庆城市史》 (四川大学出版社 1991年 8月 ) ,体现了国内外史学发展的新趋势 ,是史学界为寻求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 ,探索如何发挥史学研究的学术价值和时代功能的成果。该课题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科研项目。课题组成员经过 3年的努力 ,先后完成了阶段性成果《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 (资料译编 )、《重庆城市研究》 (专题论集 )、《重庆 :一个内陆城市的崛起》 (专著 )等。 1999年 ,该书荣获首届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优秀成果三等奖。该书以巨大的篇幅 ,从地域结构、城市经济、城市社会、…     

广东历史学会关于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内容与分期问题的讨论

最近在广州举行的广东历史学会一九六二年年会期間,中国古代史組討論了中国史学史的范围、內容与分期等問題。与会者一致认为史学史的范围、內容应該包括历史哲学、历史編篡学、考据学、史料学、目录学等发展的历史,但是在史学史中,历史哲学与历史編纂学的关系与地位的看法上則存在着不同的意见。刘节教授认为,史学史应以历史編纂学为主,历史哲学为輔。史学史的任务在于把历史编纂学的发展史写出来;把历史学家的历史哲学介紹出来;把历史学在发展途中和其他科学的关系写出来。但是,史学史主要是闡述历史学的发展过程,如果以历史哲学为主,必然会拋弃很多应該讲的东西,并且容易与哲学史混淆不清。关系很密切,不能彼此割裂。如果有主次之分的話,那只能是就史观与史料学、目录学、考据学而言。陈千鈞教授认为,史学史的內容和研究对象,就是清理古代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史学部分,从紛繁复杂的现象中,找出一条史学发展的系统的綫索——规律来。史学史必须阐明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为什么必然产生某一类型的史学著作和史学家;史学家所写出的史学著作必然脫离不开当时的政治以及史学本身发展的特点。史学史     

"后学"留痕: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实践及影响

后现代史学在国内的传播具有阶段性。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现代史学在国内水土不服。1999年“怀柔远人”论争标志后现代史学正式进入国内史学界。21世纪以来,国内学界对后现代史学进行深刻的学理探讨。受后现代史学影响,国内学者提倡多线叙事、回到历史现场和研究对象多元化,促进了思想史和妇女史等领域的发展。语言学转向带来的文本化历史,促使国内学者开展史料批判和拓宽史料范围,促进了阅读史、历史记忆和概念史等领域的研究。应当理性认识后现代史学对历史学的冲击,推动历史学深入发展。     

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发展历程

在史学史的视野中,马克思“批判的历史科学”具有自身发展的历史.从中学拉丁论文开始,马克思就进入到了史学研究的领域,随后也间或接触到一些经济史方面的书籍,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结合黑格尔历史辩证法与《克罗兹纳赫笔记》摘录的政治史、经济史知识,给出了自己对分析人类历史发展的方法论原则.此后,马克思进入到“原本”的研究之中,其间也发表了一些专业的史学论述,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鸦片贸易史》等著述.晚年马克思逐渐淡出了论辩领域转而再次进入了史学领域,并摘录了欧美史家大量的著述.     

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国际视野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思考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深化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构想

乔治忠认为,中国史学史学科体系的建设具有不同的构成层次,界定其学术任务和研究内容,展现学科性质的板块式逻辑结构,明晰学术研究的切入点,是独立学科地位能够成立的基础;探研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主导线索,划分中国史学的发展阶段,是在深入研究条件下的整体性把握。罗炳良认为,中国史学史的学科体系渐臻成熟,中国史学史研究也应当拓宽学术领域,促进史学史的内涵和体系不断深入和完善;要实现这个目标,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史学思潮和史学批评范畴两个领域的研究。钱茂伟认为,需要用新的视角来研究史学史,一是用史学范型观照传统史学的发展历程,二是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视角观照史学的发展历程;特别要重视研究民间史学,注重小历史的书写研究。朱政惠认为,中国史学史研究要放到国际中国史学史、东西方史学研究和交流的大环境中考察,从历史的纵向考察和横向的比较中探寻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新方向。     

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发展与存在的问题

中国史学史学科自20年代梁启超倡立,至今已有80余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以1949年为界分为旧、新两个阶段。旧阶段的史学史学科,以西方资产阶级史学理论为指导,以"史官、史家、史学的发展及当前史学的趋势"为学科框架。新阶段的史学史学科,在唯物史观指导下,以历史观、史学思想、历史编纂学及史家活动等为研究内容,理论认识提高了一个层次。20世纪60年代的史学史热潮是新阶段史学史学科的起步时期,其发展势头被"文革"人为打断,70年代末恢复的史学史研究,是60年代发展进程的接续。60年代和70年代末以来的史学史研究实属同一发展阶段,即与1949年以前相对而言的"新阶段"。当前的史学史研究呈现了繁盛局面,但也存在着基本理论尚不明确、重要问题研究不够、研究内容低层次重复、学风浮躁和管理者重视不够等问题,须引起重视。     

"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及其批判

历史解释模式与社会历史理论、史学范式、史学理论等概念意义相近又不完全相同;既紧密联系又有细微差别.所谓"历史解释模式"是指最一般的对历史的理解范式和解释框架,主要包括历史观和方法论.从哲学视角看,历史解释模式总体上可分为"宏观历史解释模式"、"微观历史解释模式"和文化哲学的历史解释模式.所谓宏观历史解释模式是指从社会历史宏观领域着眼,注重历史的"大结构、大过程、大比较",从人类活动的宏观领域去把握和解释历史,一般围绕历史的性质、有无规律、决定因素-动力系统、进步路线图等领域展开.     

对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精神与方法的新解读——兼论陈寅恪的“通识”思想

陈寅恪史学"真了解"的精神和方法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以"通识"求得对各种史料价值的"真了解";二是参证各类史料求得对史实的"真了解";三是主张以"通识"求得对社会历史的"真了解"。陈氏能很好做到史学"真了解",在于主张历史研究必须具备"通识",即,从文化和民族的高度来研究中国历史,要坚守中国文化的精髓"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为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开辟了新道路。     

略论晚清纪事本末体史书

历史编撰学是史学史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领域,是一门处于草创阶段亟待加强研究的分支学科。前辈学者对历史编撰学的研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但他们的研究主要偏重个案研究。纪事本末体史书是历史编纂学中后起的具有代表性的史书体裁,它在晚清迅速发展,其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需要用“通识”的眼光,才能宏观地分析其演变、发展的轨迹,总结它在史体方面继承和创新的特点及发展趋势,目的是为深入研究历史编撰学做初步的尝试。     

哲学史研究中的分析史观与语境史观

哲学史编纂和研究的重心究竟在其哲学特性还是历史特性,是哲学界深为关注、也争议颇多的重要问题。罗蒂对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的区分凸显了对待哲学的历史的两种态度和编纂哲学史的两种范式,其背后则是理解哲学的两种原则:理性主义原则和历史主义原则。在方法论意义上,将罗蒂提出的理性重构和历史重构二分法转换为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两种理想形态,二者均面临如何澄清自身的思想语境和哲学观的问题,而这种反思会成为二者对话与沟通的契机。应保持分析史观和语境史观必要的平衡,既充分肯定哲学的历史性,又不能将哲学史编纂仅限于钩沉文本,阐明事实,推究因果,还要分析概念,重构论证,彰显意义。     

城市空间架构的文化维度

人类面对来自自身和环境的双重压力和挑战,无法回避城市化进程中的历史悖论,从城市空间架构的文化维度来审视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城市文化空间由城市传统文化的历史空间、城市现实文化的多元化格局以及城市未来文化的伸展空间等方面构成,城市文化空间架构应注意城市空间的文化的绵延性、空间展开的多样性及其超时空性。     

价值判断背景的口头传统与文学史学结合

口头文学作为口头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传承与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口头文学进入文学史叙述经历了持久的讨论．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各种文学史学彼此之间存在分歧。20世纪文学史学在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少数民族文学史学理论体系。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关系是复杂的,也是不可分割的,口头传统研究虽然挑战了文学史观、文学史上的既定结论以及文学史叙述方法,但是口头文学与文学史学的结合仍然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文学史学应在价值判断、真实性、艺术性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变革,真正揭示口头文学作为历史存在物的价值、意义和特征。     

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研究刍议

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哲学研究是今天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关键问题在于把握好我们的研究对象。中国传统社会政治及其思想文化所构成的复杂的有机整体是我们进行哲学分析的对象,我们的研究目的是为了今天的现实社会政治建构,我们的研究途径是通过对现实矛盾冲突对立的现实问题后面所呈现的历史诠释进行反思和再诠释,我们的研究方法则是奠基于相对多元的文化价值观下,对自我以及其他种种现实存在的文化观念进行相对多元的历史呈现和文化诠释,通过相对性的自我反省,通过历史溯源的诠释,进行综合创新,展开现实的建构。     

马克思主义史学对传统史学方法的继承与创新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治史方法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这种方法既坚持与唯物史观基本原则相联系的方法论原则,同时也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其中也包括20世纪以来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治学方法。这两者的结合,一方面增强了史学研究的效能,另一方面也充实、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史学方法本身。     

东正教会对俄国史学发展的促进作用

俄国东正教会与史学发展密切相关。拜占庭基督教(1054年后称为东正教)传入罗斯,促进了罗斯史学的出现和发展。俄国中世纪时期史学处于东正教会的操控之下:修道院是修史中心、体例以编年史为主、史观也以基督教史观为主。其原因在于修道院是当时的文化中心,僧侣的文化程度高,垄断文化。修道院修史的目的是证明上帝存在的合理性。修道院与王权的亲密关系,使其修史权进一步巩固。俄国东正教会编写如《往年纪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尼康编年史》等一系列编年史巨著。基督教的传入促进了俄国史学的兴起。修道院编史有利于史料和史书的保存,但也造成了史书内容以教会和王公为主体、史学体裁以编年史为主、形式过于单一等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