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分配正义与权利

分配正义是社会政治哲学的重要课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需要有一系列正义原则以指导人们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和经济安排之间进行选择, 达成有关分配份额的公平契约。作者认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和财富分配结果的社会正义原则就是效率与公平内在结合的差别原则。分配正义要求有利阶层和不利阶层间在收入和财富分配上的差别应具有双向增递式关系; 而分配结果的正义性首先必须是一种程序正义的结果, 分配的程序正义原则就是要求平等地分配各种机会, 排除自然的和社会的偶然因素对人的影响;分配正义的权利问题主要地可以归结为对资质才能的权利问题, 个人和社会对个体的资质才能双重拥有权利是分配正义的权利基础。     

风险分配与气候正义

现代社会的分配逻辑正发生着从财富分配向风险分配的转型,正义分配实质是风险分配。气候正义是风险分配的关键议题,目的是实现认知和应对气候风险能力的公平分配。实现气候正义除了依靠罗尔斯的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外,还需要扩充到全球正义原则。全球化与民族化、共同性与个体性、环保与发展的冲突构成了气候正义的问题背景,实现气候正义离不开全球治理,但也遇到伦理、制度和行动的三重困境。     

从慈善到正义——西方分配正义中的弱势群体观探究

在亚里士多德时代,正义是个人美德品质,“正义是德性之首”,救济穷人是慈善而不是分配正义问题,亚里士多德的分配正义观是不平等的正义观,关注弱者不在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之中;康德在人人权利平等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正义问题,认为救济穷人是国家义务而不是个人义务,慈善是权利而不是恩惠;罗尔斯则提出了“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和“作为公平的正义”,强调了无条件的完全平等和有条件的不完全平等的统一,认为那种最大程度的增加社会弱者的利益和财富分配才是正义的,而且为了尽可能地达到公平正义,还应该对弱势群体进行适当的补偿.     

马克思的劳动分配正义研究

社会正义成为学术界的关注点,使人们对分配正义所涉及到的基本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在近代社会以前的正义主要是政治权利分配,而不是财富分配,我们现如今理解的分配正义是资本主义革命的产物.马克思的劳动分配正义是对资本主义分配关系的批判和超越,具有现实的意义.我们关注马克思的劳动分配正义,根本的目的在于把人的政治存在建立在生存的必要性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非功利性的德性概念之上.我们的着眼点是劳动者事实上如何生活,而不是劳动者应当如何生活.     

共同富裕的正义追寻及其公共守护

社会公平正义的核心内容是分配正义,财富分配的正义与非正义议题贯穿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近代德国先贤韦伯到当代美国学者罗尔斯,都在宏大正义理论的细节之处对分配正义作出了具体的、历史的、逻辑的回答,从理论上建构了市场初次分配、政府再次分配、社会三次分配的实践逻辑。在通往共同富裕美好生活的征程中,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能够有效实现分配正义的生产与再生产。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回答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正义之问”,为财富和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按劳分配”的正义观和“按需分配”的后正义观指引。这种分配正义通过由价值共同体、财产共同体和权益共同体所构成的社会共同体而确立统一的制度安排和良善秩序,能够最终实现“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可见,理解共同富裕分配正义的理论范式和实践逻辑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矿工权益保障的正义理念研究

在制度构建中理念的弘扬是必需的,在我国现阶段构建系统的矿工权益保障制度已刻不容缓,而在这一制度的构建中正义的理念应当是最为基础性的理念。矿工权益保障的正义应当是社会本位基础上的公平与正义,它要求在社会分配中实现社会公平,即实现"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结果公平",为保障社会公平所建立的国家调控下的社会分配制度也应当以实现正义为基本价值目标。     

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

人们批评罗尔斯(Rawls)的正义论,说它要求把诸如收入和财富这样的基本生活要素纳入分配过程,从而使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改善,就是说,它不管是否“每个人造出适合自己睡的床”。①正如德沃京(Dwokin)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理论,依据基本生活品的公平分配,才是“有同情心的企图而冷漠的馈赠”。本文认为,“幸运的平等主义者们”——正如安德森(ElizabethAnderson)猛烈攻击的那样——他们忽略了罗尔斯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在分配正义中根据“纯粹程序正义”所起的作用;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之间的区别。当人们考虑这些特征时,罗尔斯的理论比“幸运的平等主义”看起来更为合理。     

收入再分配的理论基础: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

经济学界有关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争论主要集中于劳动者收入是否与其贡献相称,但实际上应该关注含义更为广泛的分配正义问题。究其原因,市场主体因福利不平等和能力不平等而呈现出明显的异质性,无法在形式化的机会平等条件下进行公平竞争。在现实的市场中,初始收入分配的不正义性不仅表现为工资收入难以完全体现劳动贡献,而且还表现为贡献相称原则忽视了异质个体的能力不平等问题。因此,基于社会正义的原则,收入再分配的一个重要基本目标就在于,实现由自然不平等衍生出的纠正正义。事实上,众多的社会哲学家、政治哲学家和道德哲学家都把收入分配、分配正义以及社会正义结合起来探究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问题,致力于提高人类福利尤其是穷人福利的经济学更应该把分配正义当作核心研究议题。     

论慈善与正义

对于慈善与正义的关系,当今占据主流的学说认为其并无关联。但这种无关说,实际上并未指出慈善与何种正义无关,而当我们细致地去分析这一种观点时会发现,其实际上仅仅说明了慈善与交换正义无关,对于分配正义则并未涉及。我们发现现代的分配正义实际上强调了基于一种制度性的安排以保障分配结果的正义,而慈善不仅在结果上有利于促进其要求的公平,且当今各国早已通过税收等形式将慈善纳入国家的收入分配体系中,由此也就说明了慈善与分配正义存在密切联系。     

论新时期分配正义的实现——以河南为分析对象

分配正义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重要方面,分配正义的实现有利于协调社会关系,充分发挥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收入不平衡、分配差距扩大的现象越来越突出,社会矛盾相当严峻,特别是地区之间、城乡之间、行业之间以及不同社会群体和成员之间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已经越来越接近民众心理承受的最大限度和社会稳定的最低临界点。如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实现分配正义是急需认真研究的问题。建立分配正义的社会保障体系,构建市场与政府良性互动的分配正义实现机制,构建保障弱势群体基本权利的制度体系,继续加快经济发展提升经济发展水平,公平公正高效配置经济资源是实现分配正义的可行选择。     

“分配正义”三题

当代中国语境下分配正义的具体问题应从政治正义的维度,以弱势群体问题为切入进行思考,即:应当从制度变迁成本担当与收益享有的角度来认识当代中国弱势群体形成的特殊性,弱势群体应当享有与其成本担当相应的收益;社会二次分配能够从契约论得到合理解释,它是不同群体的互惠过程;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照,不应仅是基于道义的,更应是基于政治正义的补偿正义.     

财产权的观念基础

财产权作为人类的基本人权,其在人类社会存在的正当性具有深刻的观念基础。中西方社会法律文化的巨大差异,使人们对待私有财产权的态度迥异。这是因为中西社会权利概念具有很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以仁义作为逻辑起点,而西方社会以正义作为逻辑基础;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重义轻利的精神特质,而西方文化传统蕴涵着功利主义的内在因子;中国传统文化以群体为本位,从而以最高权威作为合法性依据,西方传统文化以个体为本位,以终极权威对抗实在法的合法性。观念的差别要求我们在法治建设中须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道精神,结合西方权利文化传统,培植我国财产权正当性的文化土壤。     

休谟论正义规则实施的三种动力

正义是社会秩序的基础,但正义作为一种规则在社会中又是极其脆弱的。正义的脆弱性决定了研究正义实施问题的重要性。休谟的政治哲学包含深刻的正义实施思想,他认为,个体在合作博弈中追求长远利益的动机,及正义之道德情感构成了正义规则自我实施的重要动力;而政府权威的"第三方强制"则构成了正义规则实施的外在因素。休谟的正义实施思想对于我们理解正义规则在社会中的实现及稳定有重要的启示。     

“边缘关怀”的思想逻辑与理论表达——拾掇索亚《寻求空间正义》文本中的一个思想碎片

在西方激进理论"空间转向"的脉络下,正义等概念显著地空间化了。正义的空间性既要注重作为表象的空间分配平等,也要关注生产不正义结果的空间化过程。追寻空间正义就是要培育一种空间敏感性,激发社会运动来消除植根于空间生产实践中的非正义现象,实质上指向的是一种反抗空间霸权的努力。在此语境下,索亚回归本体论的假设以实现空间正义的理论化,并通过城市权概念中介,构建形形色色的洛杉矶"劳工—社群—学院"正义行动联盟,从而超越解释学的宿命,迈向一种激进的空间实践。但索亚有关区域、地方以及"移民穷忙族"的话语,表达了他对边缘立场与微观地形的偏好。在确切的意义上,这是在商品和生产之外寻找革命的落脚点,是一种以激进为姿态的撤退与逃离。它喻示着整个西方左派从宏大革命叙事到社群行动主体的退守,边缘解放与微观政治最终替代了作为集体行动的阶级政治。     

论隋唐时期的司法集议

司法集议主要分为指定集议、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三种类型。就法定集议和申请集议而论,它们基本上都是三省制框架内尚书省系统政务运作的一个环节。指定集议实际上是一种辅助皇帝决策的制度安排,减少了皇帝权断权行使的刚性和不确定性,是一种缓冲性和补充性的司法机制。司法集议是一个开放性、临时性的介入程序,在集议的结果出来以后,司法机关可以对之进行驳议,门下省也可以行使其封驳程序,两者之间构成了一种专门意见对常识判断、少数专家对多数意见的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     

论正义的二元结构特征——兼与王海明先生商榷

人是差异性与同一性的统一,基于此,正义便可分为基于人的差异性的正义与基于人的同一性的正义,正义是二元结构的。按贡献进行分配主要体现正义的差异性原则,它不适于解释人权平等,因为人权平等是根据人的同一性原则而生成的。     

全球化时代正义问题的实质及其困境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展开,全球正义问题日渐凸现。全球正义问题的实质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穷人与富人要有平等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然而,由于缺乏全人类共同的价值标准和对正义的共识、市场经济个体价值本位与全球整体价值取向之间存在矛盾及全球范围内世界政府及其再分配制度的缺位,解决全球正义问题,正面临着解决国内正义问题所不存在的新课题。世界各国如何在兼顾经济利益和全球利益的前提下,建立平等对话机制,加强国际合作,建立公平正义的世界经济秩序,是全球化时代人类面临的重大而迫切的课题。     

全球化时代的正义诉求

我们正处在全球化时代,全球化是发生在人类社会后工业化进程中的一场再次脱域化的运动,它与近代早期资本主义世界化是完全不同的.在近代工业化进程中,人类建立起了民族国家,社会正义的全部思考也都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展开的.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框架提出了挑战,意味着民族国家框架的解体.所以,在全球化进程中,我们面临着社会正义重建的任务,需要建立起一种与全球化历史趋势相适应的全球正义.在现阶段,全球正义需要以民族国家既有正义原则中的那些一致性部分为基础去加以建构.同时,全球化所造成的社会异质化的事实也需要得到尊重,因而,承认与包容差异又是全球正义得以建立的基本途径.而且,承认和包容差异本身就构成了全球正义的基本内容.通过承认和包容差异,还能够实现文化融合的目标.全球化将为人类带来这样一种生活空间:那就是由文化多元化与文化融合两个维度构成的共同体生活框架.     

对等:正义的内在生成原则

正义作为“相同者同等对待”和“不同者差等对待”的统一,它的实现是以对等为中介的。从人的同一性出发,通过对等而实现同等对待,从人的差异性出发,通过对等而实现差等对待,对等是正义的内在生成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