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归物”看王维山水诗歌

“归物”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的自然化,人类要以观照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这就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物”。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共在,达到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就必须保持一种使自然“自然化”的距离。王维笔下的山水是超越功利,摆脱主体情感的纯任自然的山水,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无欲之我”观物,方能达“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观物,王维笔下的自然是以物观物的自然。是自然化而非人化的自然,是“天机清妙者”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臻于优美之至境。     

理解何以可能——由濠梁之辩引发的思考

濠梁之辩显示了庄子对理解问题的哲学思考,在理解问题上庄子关注的是理解何以可能。庄子认为境域差异和成心引发的是非之辩,是阻碍相互间理解的两大因素。境域偏狭者拘于一方,难以理解大道;自师成心者相互攻讦,理解却被是非之争所取代。针对这两大理解之蔽,庄子以"道通为一"的理论,肯定了差异与相通的并存不悖,警醒人们不能自我封闭,应用"以道观之"的视角俯视差异,应对是非,以不断生成和更新的状态容纳他者、理解他者,这构成了庄子对理解何以可能的一种哲学思考。     

从《齐物论》论“至知”看以佛解庄之合理性

《齐物论》以"未始有物"为"古之人"之"知",对于这"未始有物"的具体内涵,当代的庄学研究者分别从宇宙论、本体论、认识论和境界论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解读。考虑到今人的解读应当与庄子本人在文本(《庄子》内篇)中表达的思想保持协调,同时,庄子本人的逻辑应当在文本中前后一致,宇宙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式的解读有理由被淘汰;而在境界论解读模式中,章太炎先生的以佛解庄模式不仅与《庄子》的文本和逻辑不相抵牾,而且照顾到了庄佛之间内在的相契,又最具合理性。以此个案观之,历史上以佛解庄模式的盛行恐非偶然,而是由其确能契合《庄子》的文本和逻辑所致。     

以人观之、以道观之与以类观之——以先秦为中心看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

在中国文化中,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评价彼此交错,从道、礼和语言的层面观察,认知都展现出以人观之的向度,其过程不仅限定于狭义的对事实的把握,也同时指向价值的评价。从认知方式的角度看,这种认知取向既表现为以道观之,又呈现为以类观之。前者关注对象本身的关联性、整体性、过程性,内含辩证思维的趋向;后者从类的层面把握对象,并以类同为推论的出发点,体现了不同于演绎推理的思维特点。能知层面的以人观之与所知层面的以道观之、以类观之,同时指向知行过程的有效性、正当性、适宜性,并在中国文化中具体表现为明其宜的认知取向,而论证与特定情境的适合,既涉及理,又关乎事,在实践过程中融合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认知特点。     

海德格尔的"濠梁之辩"

海德格尔曾经通过庄子与惠施的濠梁之辩来帮助人们理解他的"论真理的本质"这篇讲演的内容.这场著名的论辩是一个关于他人之心是否可知的争论.有论者认为在这场对话中庄子采用了诡辩的方法来回应惠施的诘难,最终陷入一种感觉主义和相对主义.更有论者以此为依据来判定"濠梁之辩"并非庄子思想的表达,而是庄子门徒对其思想的一种发挥或者说误解,不能体现道家思想的真精神.但是如果我们深入到庄子文本本身中去,我们会发现这段著名的对话即使不是庄子所著,至少也延续了庄子哲学的精神,其中的深意需要经过进一步的辨析才能显现.庄子通过将惠施逼入理解的真空状态,使得理解的可能性自发地显现出来,对以个体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代表那些独断论和述诸自明性的立场来说是致命的一击,而作为这种独断论主张之基础的表象性思维正是海德格尔关于真理之本质问题的讨论所要向我们揭示的.     

浅议王国维的文学“物我观”

王国维的“物我观”,始终坚持“物”“我”对举,“物”只有在与“我”发生联系才具有存在的依据与意义,而“我”在“物”的经验感召下唤醒“我”关于“物”的普遍意识从而抵达“物我”合一,并将此思想运用于文学,提出景引发情情寓于景的“情景说”,在“有我之境”以“我”之自由意志观“物”和“无我之境”以“我”之物化心理观“物”中突出了在“我”的把握下达到的物我相契。     

谈庄子言说的隐喻特色

本文以西方语言哲学转向为参照,论述了庄子言说的隐喻特色,提出了庄子面临的言说悖论的问题实质是言与道的问题.道家以物观道的方法奠定了庄子无执的言说方式--卮言的思维基础,从而使卮言作为一种体道式的隐喻描述出现.它的使命是作为主体悟道的以态,传达大音天籁.它的品性就是超越彼此与是非,追求无执的解构性言说.     

简论庄子哲学话题

作为老子学说的推进者,庄子的哲学思考也围绕着道这个核心范畴展开,涵盖宇宙、人生、社会三个论域。庄子哲学的第一个话题是宇宙,强调道与万物同在。第二个话题是人生,主张做人以道为归依,批评以我观物的世俗之见。第三个话题则是社会,把老子以道救世的政治哲学思路,改变为以道应世的人生哲学诉求。     

《庄子》的物性观及其现代意义

《庄子》的物性观是在“用心若镜”境界中的实现，以“无”的心境去化解一切认知、 功利之心对物的偏解，并寻求在“与物有宜”、“与物为春”的境界里物性的回归。《庄子》“乘物以游 心”的物性观包括了对作为自然的物、作为工具的物等物性的讨论，“游”作为心的艺术性的创造， 是物性回归中重要的一环。在“游心于物之不得遁”、“游刃必有余地”的命题下，努力摆脱主客分离 之心体下理性与功利对物的统治，使物性在道心的艺术性、创造性的运作中得以充分的呵护。这种 物性观经现代阐释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从《人间世》看庄子的处世哲学

庄子作为战国时代伟大的哲学家,面对险恶的社会现实为疾苦的百姓提供了明哲保身的救世之道——庄子的处世哲学。《人间世》就是集中探讨人如何在社会中相处和生活的哲学论文。本文通过解读《人间世》来分析和探究庄子“心斋”、“顺物无己”和“无用之大用”的处世之道。庄子的处世之道,在我们处理人际关系时仍然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和借鉴意义,所以我们需要认真思考和汲取。     

《道德经》中“无为”概念的哲学意义

老子《道德经》中的“无为”概念,学界一般认为其有三个主要内涵：不妄为;顺应自然而为;不为己之为。这三种内涵相互联系,紧密相连。“无为”概念具有重要意义：为“道”的基本属性“自然”提供了社会政治领域的治理标准;“无为”观念体现了老子的现实关怀和悲天悯人的情怀,他希望用“无为”让百姓得到拯救;老子用“无为”观念劝诚世人,要以“无为”达到“为”。     

庄子三言新论

庄子三言历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在把握庄子大道流行论前提下,紧扣"籍外论之",论述庄子寓言是以体道者和非道化者两类主角的道文,而重言仅是以体道者一类主角的道文,"籍内论之"的卮言是庄子本人体道醉言,但"应"是"论评和"反"非"论评的卮言性质,决定了它不为十九寓言(含十七重言)余下的比例所止限.正基于三言性质的重新解释,庄子三言的道俗两评亦畅然可解.     

新时期小说研究的“他者”视角

当今世界 ,全球经济的一体化和信息交流的网络化导致了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 ,形成世界文学的新格局。在这一格局中生成、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时期小说 ,需要一个跨文化研究的“他者”视角 ,采用这一外在视角能够发现从新时期小说研究的内在视角难以发现的东西 ,从而深化对新时期小说的认识     

论道家哲学的“无”——从老子到王弼的哲学史考察

在古代道家哲学中,“无”在不同时期的哲学家中都备受关注,但他们说“无”的侧重点不同.《老子》从追问万物的源头入手,提出了“有生于无”生成论构想;庄子否认了普通的知识及认识方式,提出了“不知之知”的最高认知层次;黄老在改造老子无为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建立刑名为前提的无为而治;王弼站在本体论的高度将黄老无为和名教有为进行了整合,提出了“以无为本”的哲学思想.“无”经过老子、庄子、黄老学派和王弼的发展演变,已从一个普通的哲学语词上升为万物之本体;“无”主要涉及生成论、认识论、治国论、本体论等方面,这些哲学思想因为“无”而更为深刻、更有意义.     

读《庄子·徐无鬼》札记

《庄子》一书宏大博精,立论多奇异浩荡,傲睨万物而不随流俗。可是,其书的有些篇章常被视为“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甚至被蔑视为“杂纂”而不可观。但若细致考察其思想端绪,则往往可以发现其精蕴之义。其“杂篇”的《徐无鬼》可为其中之一典型。是篇实为庄子学派较早的作品,如发挥庄子关于“道通为一”,“以心复心”,“无意则止于分”以及赤子之德和彼此是非等思想,皆颇有精义。《齐物论》历来被认为是庄子自的典型篇章,其“道枢”的理论,在《徐无鬼》篇中有很重要的发挥。     

社会-文化视野下的辛亥革命与"革命话语"——关于拓展辛亥革命研究的几点思考

在社会史和文化史日渐兴盛的今天,或许向社会—文化视野的转换,也不失为拓展和深化辛亥革命研究的选择之一。有几个方面可以拓展:即超越事件史与运动史的革命话语研究;由革命的历史转向历史上的革命研究:关于革命类型和革命普泛化问题研究;以辛亥革命为基点,在总结20世纪一系列革命或非革命现象基础上,形成关于革命的学理性研究成果。     

行人辞令与五凉文化积淀和流布

五凉政权,偏居西北,与中原政权"东西隔塞,逾历年载",且周邻强敌,和战不时,因此,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尤显重要。五凉政权的外交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与西晋、东晋的外交联系,即所谓"遥尊晋室";二是与强邻的周旋,审时度势,待机而动;三是五凉嬗替,时而共存,五凉之间的外交活动。五凉时期,行人肩负国之荣辱兴亡的外交使命,五凉政权重视对外交人才的选拔和任用,重视外交手段的运用。五凉行人辞令显示出行人高超的外交才能,深厚的文化素养和高尚的人格精神。     

性别视角与上海都市文化研究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与新文化史研究的兴起相伴随,女性主义、性别研究等以往处于边缘位置的方法/理论日益作为知识生产的重要部分,介入到对包括上海研究在内的历史文化的解说中去。性别视角的分析凸显了作为现实力量和象征关系的性别在现代上海形成中的作用,尤其是在大众文化和炫耀性消费等都市文化生产中的意义,以及与国族想象的纠葛。在中国前所未有的变局中,不仅女性很大程度成了人们追寻现代性的途径或试金石,社会的变革和现代化也不能不牵涉影响到男性形象的革命及其他。将性别纳入到上海都市文化的研究中来,能够更多地把握到它的历史构成和相关特点,或演变的"关键",提供人们新的"看现代中国"的方法或路径。     

明吴门画派园林庭院山水画的人文生态艺术美——对中国大美术观的哲学思考

明吴门画派画家以园林庭院山水画建构理想心斋,守护理想人格心性的人文生态艺术美,剖析吴门画派文人画家追求守护的人格美、艺术美与创生人文艺术美理想境界的生态美,对中国大美术观深入哲学式思考。     

玄德与圣人体道——论《老子》圣人观的哲学意蕴

圣人是《老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具有与道为一的玄德。《老子》经过对当时无道君主的批判和考察、分析“古之善为道者”的基本特征,提出玄德的内在规定性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圣人之所以能与道为一(其标志是拥有玄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圣人可以自觉地认同道所显现的境界;其次,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工夫,他能洞察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此外,圣人遵循自然无为原则来教化百姓,使其得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存。正因为圣人既可以通过“为道日损”的方式体认人与天地万物为一的最高境界,也能用自己的“德”来范导众人最终达到自然无为的理想生存状态,所以他才会具有玄德。今天,我们通过从哲学的层面来解读《老子》圣人观,最终会发现它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指归,并凭借绝圣弃智的方式来实现人之本真存在的前形而上学哲学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