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哲学的“是非之境”

本文认为"是非"问题是理解庄子哲学的关键。"百家争鸣"是庄子反思"是非"的思想背景;"是非无定"的逻辑困局以及"成心"是产生"是非之争"的直接原因。在庄子看来,"是非之争"有三个弊端:异化个体的心灵,扰乱社会价值,也是"道之所以亏"的最大诱因。由此,庄子提出了"以明"、"以道"的方法,分别从心灵和天道两个方面观照外物,以消解"是非之争"对人、世、道的三重伤害,从而超越"是非之争",而进入"理境"与"境界"相交融的"是非之境"。     

王道通三——董仲舒的王道观与政治理想

三才之道形成很早,天地人为一体,人在天地之中有着特殊的地位、作用和价值,并集中体现在圣人身上。董仲舒继承传统三才之道,构建了王道通三的王道观,并发挥《春秋》微言大义,为君主建立起超越现实的为政理念和价值观,以重建其政治理想,对其后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治理和政治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为今天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从“归物”看王维山水诗歌

“归物”不是自然的人化而是自然的自然化,人类要以观照而不是改造的态度去面对自然,这就是自然的“自然化”,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归物”。人类要与自然协调共在,达到一种审美化的人生,就必须保持一种使自然“自然化”的距离。王维笔下的山水是超越功利,摆脱主体情感的纯任自然的山水,是达到“无我之境”的最高审美境界。以“无欲之我”观物,方能达“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是以万物之理观物,王维笔下的自然是以物观物的自然。是自然化而非人化的自然,是“天机清妙者”的无我之境,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臻于优美之至境。     

以人观之、以道观之与以类观之——以先秦为中心看中国文化的认知取向

在中国文化中,事实的认知与价值的评价彼此交错,从道、礼和语言的层面观察,认知都展现出以人观之的向度,其过程不仅限定于狭义的对事实的把握,也同时指向价值的评价。从认知方式的角度看,这种认知取向既表现为以道观之,又呈现为以类观之。前者关注对象本身的关联性、整体性、过程性,内含辩证思维的趋向;后者从类的层面把握对象,并以类同为推论的出发点,体现了不同于演绎推理的思维特点。能知层面的以人观之与所知层面的以道观之、以类观之,同时指向知行过程的有效性、正当性、适宜性,并在中国文化中具体表现为明其宜的认知取向,而论证与特定情境的适合,既涉及理,又关乎事,在实践过程中融合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认知特点。     

论庄子的齐物和逍遥

庄子主张从道的观点 (即天地整体的观点 )看事物 ,认为由此可以得到一种理解 :一切事物是无差别的 ,即万物齐一。齐物理论的重要性也较多地表现在它对人的生活的影响这种实践性上。在庄子看来 ,与道合一、齐物、与天地合一 ,三者是一回事。与天地合一即逍遥游 ,逍遥游是在一种特殊的精神状态中对天地整体的冥想 ,对作为天地本性的道的冥想。     

简论庄子哲学话题

作为老子学说的推进者,庄子的哲学思考也围绕着道这个核心范畴展开,涵盖宇宙、人生、社会三个论域。庄子哲学的第一个话题是宇宙,强调道与万物同在。第二个话题是人生,主张做人以道为归依,批评以我观物的世俗之见。第三个话题则是社会,把老子以道救世的政治哲学思路,改变为以道应世的人生哲学诉求。     

谈庄子言说的隐喻特色

本文以西方语言哲学转向为参照,论述了庄子言说的隐喻特色,提出了庄子面临的言说悖论的问题实质是言与道的问题.道家以物观道的方法奠定了庄子无执的言说方式--卮言的思维基础,从而使卮言作为一种体道式的隐喻描述出现.它的使命是作为主体悟道的以态,传达大音天籁.它的品性就是超越彼此与是非,追求无执的解构性言说.     

论中国古代小说人物形体描写的"物喻"特征

中国古代小说长于运用比喻来描写人物形体的某些部位,这种符号化的描写久历流变仍保持着相对稳定性."物喻"意象的选择既具有包囊宇宙天象地貌的开放性,又有暗示某种力征或美质的定向性.其中,男性躯体描写的动物化倾向与女性仪容描写的植物化以及食物化倾向,是"英雄壮貌"与"美女柔形"等传统文化渗透的必然结果.归根结底,中国古代小说这种人体描写的"物喻"特征来自原始性的"隐喻"思维.这种隐喻思维化育成后世的"观物取象"意识,对"物喻"式写人传统的形成具有决定作用.     

“知道、成道、行道”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

本文借用中国哲学知道、成道、行道的表述,试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知马克思主义之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理论前提;成马克思主义之道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的实践过程;行马克思主义之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目标归宿。     

玄德与圣人体道——论《老子》圣人观的哲学意蕴

圣人是《老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具有与道为一的玄德。《老子》经过对当时无道君主的批判和考察、分析“古之善为道者”的基本特征,提出玄德的内在规定性是自然无为。《老子》认为,圣人之所以能与道为一(其标志是拥有玄德)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圣人可以自觉地认同道所显现的境界;其次,通过“致虚极,守静笃”的工夫,他能洞察人与天地万物的本性;此外,圣人遵循自然无为原则来教化百姓,使其得以按照自己的本性生存。正因为圣人既可以通过“为道日损”的方式体认人与天地万物为一的最高境界,也能用自己的“德”来范导众人最终达到自然无为的理想生存状态,所以他才会具有玄德。今天,我们通过从哲学的层面来解读《老子》圣人观,最终会发现它向我们展现了一种以天人合一为指归,并凭借绝圣弃智的方式来实现人之本真存在的前形而上学哲学形态。     

“五至”、“三无”说

上博简《民之父母》的发表,为解决《孔子家语》伪书公案问题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研究孔子思想充实了新的材料。其中"五至"的具体内容与《家语.论礼》和《礼记.孔子闲居》所记有异,直接关系对各自原始性的判定以及思想内涵的阐发。比勘三者原文,从文字训诂角度重作分析,《民之父母》之"五至"较传世本更为合理原始。而文中"三无"之内容,则是具体实在的,与道家所提倡的"无"不同。     

论刘禹锡的中道观及其对文艺思想的影响

关于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以往讨论得比较多的,是以《天论》为代表的“天人交相胜”的观念。但是,从刘禹锡哲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关系角度考虑,更值得注意的,应当是他的中道观。通过具体考察可以发现刘禹锡的中道观跟儒家、佛教思想有比较密切的关系,并深刻地影响着刘禹锡文艺思想特点的形成。首先,中道观念有助于刘禹锡以辩证的思维方式论述文艺理论问题,立论周备圆通;其次,讲求“时中”与“权变”相结合的中道思想,促成了刘禹锡崇尚通变的文艺思想的形成;第三,刘禹锡注重文艺社会功用的观念,跟强调“用中于民”的中道思想也有非常密切之关系。     

慎到学派归属问题再辨

由于慎到思想中道法兼容,学术界对他的学派定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虽说《史记》早就明言“慎到本于黄老”,但在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黄帝四经》之前,人们对“黄老”的认识非常模糊,从而误把“黄老之学”等同于道家学说。随着对黄老家研究的日渐深入,慎到的真面目逐渐被人们所认识。本文试图把学术界曾存在的争论观点做一总结,笔者认为,慎到的思想形成不存在由道入法的转变过程,其原本就是道法兼容的黄老家,慎到的学说特点体现为:吸收道家思想对法家理论进行本原化论证。     

原道论与道教生命哲学的维度

在道教哲学中,道是一个本原性的形而上概念,它是人生命存在和超越的最根本的依据。道教的神仙思想、精气神论、心性论以及善恶报应说等生命哲学的几个方面无一不是围绕着道这个理论核心建构起来的。     

体道与成人——《庄子》视域中的真人与真知

《庄子》区分了体道之知与极物之知:后者限于经验领域,前者则指向形上的智慧;通过二者之分,《庄子》彰显了道的智慧对人之“在”的意义。体道之知与人的存在之间的关系,具体地展开为“真知”与“真人”之辩;真知在融入于意识与精神世界的过程中化为人的具体存在,人的存在境域又在不同的层面上构成了面向对象、敞开世界的本体论前提。以如何得道为指向,《庄子》一方面提出了坐忘与心斋之说,由此强调了解构、消除、净化既成精神世界对于把握道的意义;另一方面又突出了“以神遇”的直觉方式。对《庄子》而言,以道为内容的“真知”不同于经验层面的知识:经验之知所指向的是外部对象,“真知”则旨在提升人自身的存在形态(广义的成人),后者蕴含着认识与涵养、认识方式与存在方式的交融。     

论曹锟与吴佩孚之关系

关于曹锟与吴佩孚的关系,并非如史界所公认的＂始终信任弗渝＂：从与曹相识到＂崭露头角＂吴佩孚未被曹锟所器重;关于第一次直奉战争曹吴观点相左;王宠惠组阁是曹吴矛盾的集中体现;曹当总统心切赞成先选总统后立法,而吴恰好与其观点相异;镇压工运方面曹吴意见亦有所分歧。     

论《老子》“道”与“一”的关系

“道”是老子书中的核心观念,但《老子》既论“道”,也论“一”,两者关系微妙难解。通过分析,笔者认为,《老子》一书经历两阶段的发展,早先依循古老精气论的路线,以“一”为最高根源,然后才走出具有自己特质的路,以“道”为首出者。     

吴蜀辞赋观念述论

辞赋创作历经两汉之盛后,在三国时期仍未显颓势。同时,辞赋观念在继承两汉的基础上也有了新的变化。但目前学界对此期辞赋观念的研究重视在曹魏,而忽略了吴蜀。虽然吴蜀在辞赋观念上的整体成就不及曹魏,但它们推崇汉赋、重视辞赋的文采之美和政教功用,以及追求新奇的创作观等观念,均不应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