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

当前我国正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协调社会上各种不同的利益,尤其是实现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是一种对立统一的关系.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需要立法、行政、司法保障,即立法者对此做出概括性规定,并通过宪法解释明确公共利益的内涵,在具体立法中严格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行政机关依据正当程序对此进行具体的判断;在出现纠纷时启动司法程序.由法院针对个案中的具体事实,进行最后的确认.     

谈谈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主义道德的存在是分层次的,关键是如何处理“公私”关系,即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应该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入手,通过正确认识和处理,达到高层次的道德。     

群体事件诱因之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衡量失衡——以我国土地征收征用为视角

群体性事件是各种社会矛盾综合反映的表现形式,但在土地征收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对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衡量失衡是该方面群体事件的诱因之一.文章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标准入手,分析了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衡量失衡的原因,并寻求解决方式.     

公共利益与公共悖论

本文通过对公共利益概念的历史考察 ,以及对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集体利益的对比分析 ,将公共利益界定为 :一个特定社会群体存在和发展所必需的、该社会群体中不确定的个人都可以享有的社会价值。从公共利益的特征可以推断出现实中存在的三个“公共悖论” ,即 ,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的冲突 ;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政府特殊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范畴研究

无论是在规范性文件还是在法学理论中,“公共利益”都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之一。公共利益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概念,表现为利益主体的不确定性和内容的极端广泛性。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国家利益既有一致性,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     

公共利益内涵的法哲学界定

公共利益的泛化和滥用是公共利益的政治法律实践中最具危险性的现象.理论界和实务界在公共利益内涵界定上的抽象、宏观、含糊,是助长公共利益的泛化和滥用的重要原因.因此,如何对公共利益做出一种更为具体、微观、清晰的界定,成为近年来理论界持续不断研究的课题.本文试图从法哲学角度描述式地把公共利益内涵界定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公共利益主体的不特定性和多数性、个人利益的还原性、利益享有的公用性,从而为公共利益的讨论开放出一种可能的路径.     

论公共利益冲突化解的司法路径选择

公共利益的产生既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也是现代社会宪政理念的现实内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意识受到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价值多元、利益多元日益成为当前妨碍公共利益实现的强大阻力,表现出一系列的利益冲突,考验着司法机关的司法能力和司法素养.实现和保障公共利益是国家司法机关的重要权能,司法权运行在协调公共利益冲突过程中的作用是司法机关面临的必然课题.     

矛盾的对立与统一新探

矛盾的同一性与对立性既是相对的,又是绝对的,是绝对中有相对,相对中有绝对,同一性与对立性在矛盾运行中的地位是会变化的,在矛盾的前期阶段,同一性占主导地位,在矛盾的后期阶段,对立性占主导地位,按矛盾所处的发展阶段分类,矛盾可分为同一性为主的矛盾和对立性为主的矛盾.     

法理视野中公共利益之边界

公共利益作为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由于没有明确的立法界定及其界定程序,在现实中引发了一系列带有普遍说明性的社会矛盾乃至冲突。对于公共利益的界定,应该从受益主体和利益内容两方面人手进行分析,公共利益具有整体性、非营利性、发展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与国家利益、集体利益、社会利益以及共同利益有一定的区别。     

公共利益:基于概念厘定的立法导向与制度优化

在社会转型期,存在公共利益泛化和弱化两种错误倾向.以公共利益为视角,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多年的立法大致经历了公共利益统合一元立法、利益多元化立法、公共利益独立化立法三个阶段,立法本位实现了从国家利益到个人利益再到公共利益的转变.科学公共利益观应当是一种和谐包容利益观,要求客观看待社会利益多元化,科学处理各种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既要充分肯定个人利益之合理诉求,也不能无限夸大个人利益而损害公共利益.保护公共利益是我国未来立法的重要导向之一,为此要厘清公共利益内涵外延、规范公共利益立法表述,创新公共利益立法模式,尤其是要通过类型化立法方法和民主程序科学界定公共利益范围,明确行政实现公共利益的比例原则,进一步完善公益诉讼制度.     

论公共权力与利益的关系

公共权力与利益之间具有非常紧密的关系。权力都与利益相伴随,但是并非所有利益都有权力之争,而权力之争必然是为了利益。利益是行使权力的目标;权力是创造利益、获取利益的有效的手段。公共权力的本质是为社会大众谋取公共利益,但是,许多时候并非如此,这就导致公共权力异化——腐败的发生。正确处理权力与利益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的重大课题。     

论哲学与逻辑学的辩证关系

《辩证逻辑应是逻辑而不是哲学》的发表,提出一个大问题:何谓“辩证逻辑”?十多年前,就有逻辑学家提出这个问题,也有人提出中国古来就没有哲学!现在,马佩教授在评析金顺福研究员主编的《辩证逻辑》时,从另一个角度提出辩证逻辑不是哲学。由此,有必要对辩证逻辑与哲学的辩证关系,以及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辩证关系加以说明。金顺福研究员主编的《辩证逻辑》与马佩教授的新作有所同,也有所异,两者互补,差异统一,相得益彰,对于普及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逻辑学,都作出了可喜的贡献。     

论公益诉讼之诉的利益

公益问题的诉讼保护形式体现为涉及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公益诉讼.但由于司法政策的原因,特别是由于公益诉讼与传统的民事诉讼理论的冲突,导致中国司法实践对公益诉讼采取回避态度.因而建议扩大公益诉讼的范围,根据诉的利益来判断当事人的请求是否可以请求司法保护,在利益的判断标准上应当强调公共利益保护优于国家利益.     

论公共管理与宪政关系的历史演进

公共管理与宪政的关系是不断演进的。在近代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是“无宪法即无行政”,随着威尔逊范式逐渐占据主流,公共行政慢慢游离于法律。随之“行政国家”出现,宪政模式也由此发生了由古典向现代的变迁。“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是一种管理主义的复兴,由于逐渐脱离了宪政的规制和导引,引发了公共管理宪政基础论的重构。考察公共管理与宪政之关系的历史演进,不难总结出脱离宪政的公共管理,不利于其合法性、合理性和有效性的实现。     

论物权法上的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虽然难以界定,但物权法上公共利益之诠释仍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虽然以程序决定公共利益几乎已成为学界共识,但怎样诠释仍纷争不断.<物权法>之不诠释公共利益,无法发挥规范公权力行使的目的,很可能导致不可意想的结果.面对公益征收过程中严重的混乱局面,对公共利益之具体诠释应当采取较为严格的程序要求,在<物权法>配套法律法规上概括规定公共利益的基本条件并确立相应的程序性规定,不失为在现阶段完善公益征收制度的最佳选择.     

论新经济政策与十月革命的辩证关系——献给十月革命90周年

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率先夺取政权并不违背历史辩证法;但是,由于过渡的起点发生了改变,因此,落后国家就不能简单照搬马克思的直接过渡理论,而必须寻找一条新的过渡道路.列宁所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政策,即利用资本主义的政策,实质上是承认落后国家不具备向社会主义直接过渡的条件;但新经济政策不是对十月革命的否定."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率先夺取政权与迂回过渡实际上是辩证统一的关系,统一的基础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性质"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与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辩证关系

通过阐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对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效果的推动作用，以及对其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知识素质、信息素质、能力素质和创新素质的促进作用，提出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必须明晰自己的历史使命和责任，不断加强自身网络信息素质修养，为全面推进高校素质教育做出应有的努力和贡献。     

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辩证关系研究

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是我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两次重大的创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和途径;构建和谐社会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力量源泉和最终落脚点。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都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内在价值取向,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的公益诉讼制度优化研究

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建立在信息的公共性基础之上,能有效改善信息个人的弱势处境,缓解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内在张力。公益诉讼制度介入到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保护中,其法律依据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第70条。当前,在适用上还存在着适用条件不具体、起诉主体顺位难确定、举证责任未合理分配以及不同公益诉讼关系未厘清等问题,需要细化具体适用条件、明晰起诉主体顺位、公平分配证明责任以及整体把握不同公益诉讼的衔接与配合,从而保障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公益诉讼制度在实践中有效落实,实现平衡信息主体间的利益,维护信息公共安全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