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德-私德的二维伦理——行政管理和个人修养的道德基础

密尔提出"不伤害原则"作为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界限,并以此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干预的界限.在边沁和密尔的启发下,梁启超提出"私德"和"公德"的概念,以此纠正中国传统上重私德而轻公德的伦理体系.本文提出"契约论方法"以使公德-私德的区分更为精确,并进一步引出"公德问题"和"私德问题"的区分:基于契约论方法可解的问题是公德问题,无解的问题是私德问题.对公德问题需要采用舆论或法律的硬性方法来解决,但对私德问题只能采用劝告或说服的软性方法来解决.在公德范围内赏罚分明,在私德范围内宽容自由,这是改善行政管理和提高个人修养进而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所在.     

儒家“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与陈来先生商榷公私德之辨

梁启超等中国近代启蒙学者从公私德的区分出发,批评儒家道德长于私德,缺少公德,而后者对于现代文明社会的建构乃是不可或缺的。陈来通过澄清相关概念,对此批评进行了纠偏,并提出近现代以来道德建设的问题在于过度强调公德,压抑私德,因此需要通过提升私德来达到公德与私德间的平衡。私德固然重要,但是陈来没有看到,公私德之辨切中了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这一困境并不能简单地通过提升私德来加以解决。在现代文明的社会中,儒家道德建设的第一要义就是要区分私领域和公领域,明确家与国的界限,如此才可能在保护公领域的同时,成全私领域。     

梁启超公德论的实践困境及现代应对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的公德理论大体分为两个阶段。在《论公德》篇中,他强调公德私德的独立分殊性,大力倡导输入一种新道德(公德)。在《论私德》篇中,他则突出公德私德的共通性,积极强调私德,并视其为公德养成的重要物质原点。这一理论转向乃是为了实现其公德理想而做出的主动调整。但却由于缺乏必要的现实条件,以及理论内部的自我矛盾性,这两个阶段的理论构想均面临着实践困境。     

清末民初的“公德私德”之辩及其当代启示——从“美德统一性”的视域看

梁启超开启了以"公德""私德"讨论中国社会问题与儒家伦理的先河,其后马君武、章太炎、刘师培、蔡元培等思想家对此问题都有所讨论或回应,尽管他们的立场各不相同,解决方案言人人殊,但他们都相信个人的道德品格具有某种统一性,都强调个人品格意义上的私德是一切公私道德的根本和源泉。梁启超后期更为强调"道德本原"与"节目事变"的区分,旨在说明道德本原与儒家道德的普遍性(超时代性)。当代中国公民道德的建设,应该走出梁启超前期《论公德》中所谓"儒家重私德轻公德"的误区,接续其后期的思考,以儒学为公民道德建设的主要思想资源。     

从中国传统社会特质看公德私德问题

从文化比较的角度说,公德私德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现代性的和西方的问题。作为"亚细亚现象"的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野,也就无所谓"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界,从而没有公德私德赖以附丽其上的基础。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有一条相当清晰的因果链条:商品经济→市民社会→资本主义。在此基础上孕育出来的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修辞,意味着人的个体与类的分离和对立。与此不同,中国传统社会不存在这种发生学基础,而是表征为"家""国"同构,由此决定着由"内圣"而"外王"的展开及其连续性。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固然也有公私之别,而且也是在道德的意义上成立,但它仅仅关乎道德与非道德的甄别,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公德私德问题不可同日而语。今天所谓的公德私德,只是意味着道德的类型或归属领域之不同。因此,以公德私德及其关系去"格义"中国原有概念,就难免走向把中国传统社会所特有的现象"现代化"和"西方化"的陷阱之虞。     

美德伦理学、儒家传统与现代社会的普遍困境——以陈来“儒学美德论”为中心的讨论

儒家伦理思想是一种美德伦理学,尽管在很多方面不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美德伦理学,而现代以来对公德与私德的区分必然导致公德压倒乃至摧毁私德的局面,这正是现代社会在美德问题上面临的普遍困境所在。公德与私德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古今之争在伦理学上的直接反映。顺着陈来的思路,对现代社会公德压倒私德的批判还有进一步推进的不小余地,既然公德概念的提出和提倡是为现代社会张目,那么,公德与私德的关系就不可能只是一个失衡的问题,质言之,公德根本上来说会摧毁私德,被划入私德的传统美德在这个被理性化地认知与构想的现代社会中其实毫无容身之地。现代共和主义在美德问题上存在着一个巨大的悖论,恰恰表现于公民美德的教育困境:现代社会结构使美德传统失去了其存在和生长的土壤,从而也断绝了公民美德的真正来源。这或许正是现代政治越来越激进、从美德的关切来看每况愈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20世纪公德问题探讨中的几个误区

20世纪的公德探讨开始于梁启超,他在中西横向比较的背景下形成对道德的二重分划,又以公德之"公"与"新"作为道德发展的方向。本来,道德既无所谓公私,也无所谓新旧,但由于梁启超的划分带有明显的价值评价意味,所以衍生了此后"古今"、"公私"长期对立的格局,并且也衍生了"文化大革命"与"文化热"中的极左思潮。新世纪以来,随着经济的腾飞与社会的发展,人们又将对私德的讨伐和对"基督之爱"的仰慕作为公德建设的动力,其实这都是在"公私"、"新旧"对立的基础上继续走入误区的表现。实际上,真正的公德必须以私德为精神基础,而以公民社会性地位的自觉及其权利与义务的对等为实现条件。     

现代中国应并重公共道德和个体美德——对陈来、蔡祥元两位先生的回应

在古代中国或者传统道德中,主要强调公德与私德的联系而不是区别,这是由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社会基础、儒家合内外之道的思维方法以及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尚未区隔所决定的。对公德与私德进行区隔并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强调国家团体意识的公德内涵,这种思想最早是由梁启超《新民说》提出,之后一百多年来对这个问题仍有持续的讨论与实践。陈来先生认为要强化社会公德之"公共伦理"建设和个人品德修养,不仅在学术认知上是准确科学的,而且也有重要的实践意义。蔡祥元先生认为建立在家国同构基础上的"家天下"思维在现代遇到了困境,因此,现代道德建设要着力于规则而不是依靠私德或者个人的良知,这也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但又不尽然,儒家强调修身、内圣或者私德为道德基础的道德主体精神,在复杂化、世俗化、普世化的当代社会仍然有其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私德和公德各守其位--解决道德危机的新思路

我国当今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人的良心变坏,问题出在道德模式的错位运用,即由于公德缺位从而不得不用传统的私德伦理来解决现代工业社会的公共生活伦理问题。公德与私德虽然各自对应着不同的社会文明,但在当代社会里又各有其不可忽缺的功能。让私德与公德在各自的领域里共同发展才是我国21世纪道德建设的合理选择。     

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

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是一个需要辨析的问题。循内部解释脉络,公私德行的关联与偏重需要一个平衡摆;以外部解释的理路,公私德行的功能与效用需要确定兼综性。如何平衡与兼综,需要一个社会坐标。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明确无误。在现代处境中,不存在从私德直接贯通到公德的可能性。古代儒家以私人德性理解德行"公共性"的进路,需要转进到公私德行分流的现代结构,但私德的社会伦理效用与公德的政治伦理功能必须分别确认。这不是一个在中西差异角度审度的问题,而是一个在古今变局的角度才能够深切理解的问题;公私德行分流,是一个人类的普遍处境,而不是一个地域的特殊遭遇。     

道德与理性的悖论

理性是西方哲学的一个核心理念,既与神性相对立,又超出人的自然本能。人的理性本质在于以理性为道德立法。道德与理性的悖论则在于道德的"理性化"过程,即误把工具理性运用在道德价值理性领域,导致了道德的非道德化。道德与理性悖论的解决需要以理性的力量与方式,强化人们对道德的尊重,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始终保持向善的指向。     

梁启超、胡适的初晤与"研究系"的思想转向

<梁启超年谱长编>和<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两种重要年谱都认为梁启超和胡适的初次见面是在1918年11月23日,这一说法被许多论著沿用.其实,此说有误.1918年底梁启超因参与北京政府出席巴黎和会的讨论,同时筹备私人赴欧考察事宜,致使未能与胡适在11月23日如期会面,直到梁启超从欧洲回来以后,1920年3月21日两人才在林长民的家中第一次正式见面.这两位知识界领袖的初晤颇具象征意义,透露了后五@四时期社会思潮及新知识分子群体演变的某些迹象.     

自由与道德辨略

表面看来,道德与自由是约束与反约束、规范与反规范的对立关系。但一旦深入探究二者的内在联系时,就不难发现:自由既是道德的叛离,又是道德的前提;道德既是自由的束缚,又是自由的保护;二者统一于人类的价值活动中,并共存互补,相得益彰。     

“境界”与“趣味”:王国维、梁启超人生美学旨趣比较

"境界"和"趣味"作为王国维梁启超美学思想的核心范畴,开启了中国现代美学理论诉求与人生诉求相谐的致思路径,发扬了中国美学融审美艺术人生为一体的精神传统。从生命之欲到静观到无我,王国维的"境界"最终回到了生命之欲不可消、人生之苦不可解、艺术与审美终不能拯救人生的审美救世之悖论中;而从生命之力到迸合到化我,梁启超的"趣味"则将人生审美推向了春意蕴溢的超拔之境,既是诗意的也是乌托邦的。两种人生美学旨趣呈现了民族美学和谐蕴藉的人生情致在中国现代的演化与分化、深入与拓展,是中国现代人生美学精神自觉的重要始源。特别是梁启超之后,经朱光潜、宗白华等的丰富发扬,远功利而入世的趣味化诗性精神蔚成中国现代美学精神之主脉,聚焦为人生艺术化等命题。这种追求现实生存与人生超越相统一的诗性张力品格,跳出了王国维式的纠结,在今天这个实利化、技术化的时代有着独特而重要的价值。     

Morality and politics: Comparing alternate theories

Debates about the American “culture wars” have led scholars to develop several theories relating morality to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However, researchers have not adequately compared these theories, nor have they examined the overall contribution of morality to explaining political variation. This study uses nationally representative data to compare the utility of 19 moral constructs from four research traditions – associated with the work of Hunter, Lakoff, Haidt, and Schwartz – for predicting political orientation (liberalism/conservatism). Results indicate that morality explains a third of the variation in political orientation – more than basic demographic and religious predictors – but that no one theory provides a fully adequate explanation of this phenomenon. Instead, political orientation is best predicted by selected moral constructs that are unique to each of the four traditions, and by two moral constructs that crosscut them. Future work should investigate how these moral constructs can be synthesized to create a more comprehensive theory of morality and politics.     

论梁启超科学观的文化价值

人文学者的特质和禀赋决定了梁启超对科学的阐扬毫无例外走的是文化路径,其意义广泛而深远。弘扬科学的＂形而上学＂,促进了近代西方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为近代中国社会和文化的发展植入了科学理性。坚持科学的实践理性,为近代中国文化成功转型提供了现实理性思考：崇尚科学但坚决反对科学主义,倡导西学但坚决反对西化,弘扬科学价值但又把它限定在一定范围之内,站在文化发展的战略高度反思科学理性,为科学文化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视域。     

道德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统一

道德评价主要是通过社会舆论和内心信念来实现的。由于道德的自我评价和社会评价的主体不同,因而道德评价的标准和结果也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发展到极致,常常会对社会产生严重的危害。因此我们必须强调道德的自我评价与社会评价的统一。要实现这两种评价方式的统一,应加强正确的社会舆论对社会成员思想道德的引导,努力提高社会成员的思想道德水平。     

梁启超的《诗经》研究

作为中国近代文学、美学史上开风气之先的人物,梁启超在多个学科和领域都有开拓,《诗经》研究也不例外,这具体表现在：第一,提出《诗经》的读法问题,对《诗经》作文学、历史、应用的多重解读;第二,以《诗经》为范例,探讨中国古代诗歌情感表现方法;第三,从时代、心理、审美趣味的变迁出发,探讨《诗经》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另外,梁启超的《诗经》考证,由于注重材料搜集和归纳方法的运用,也取得一些值得重视的成果。     

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德智关系论

德智关系在不同历史阶段所表现出的形式不同。这种不同形式具体表现为由“德智不分”到“德智分立”、由“以德统智”到“以智帅德”、由“以智利德”到“以智和德”的过程。这一过程表明：首先,人类未来的道德走向应是理智的;其次,科学与知识积极作用于道德的前提,是独立于道德之外的;第三,科学与知识对道德的作用始终是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