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民国时期西藏寺院经济嬗变及对城市的影响

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是西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与历代中央政权扶持,西藏地方政权及贵族的支持有着密切的关系。清代民国时期西藏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是和西藏政教合一的政权体制相适应的,同时也是建立在西藏独特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之上的。清代民国时期,佛教在西藏城市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无论是在经济、城市空间布局上,还是在城市居民的思想精神上,都有着明显的宗教特征,留下了藏传佛教寺院和寺院经济的深刻烙印。     

试论西夏寺院经济的来源

西夏以佛教为国教,寺院林立、僧人众多,政府与僧团交往频繁、关系密切。在政府崇佛政策的支持下,为西夏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了保证。本文主要从不同阶层的施舍、寺院买卖兼并土地、高利贷经营、宗教活动、纳钱度僧和亡故僧尼的部分财产施入寺院等方面对西夏寺院经济来源作一简要论述。     

中甸松赞林寺寺院商业经济研究

中甸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 ,自唐朝以来就成为沟通滇、川、藏、印贸易的要塞。位于中甸的迪庆藏区最大的藏传佛教寺院———松赞林寺 ,在“政教合一”的制度下拥有强大的政治实力和经济实力 ,在近代滇藏商业贸易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本文通过对松赞林寺商业经济的历史研究 ,进一步阐明中甸在西部大开发中所处的战略地位     

天主教会与西欧中世纪经济的复兴

因罗马帝国后期的内乱、日耳曼人大迁徙带来的长期战乱,致使西欧进入中世纪出现了土地荒芜、技术落后、经济发展长期停滞的局面,是天主教会组织带头进行农业垦殖、传播生产技术、建设公共设施,促进了经济的复兴。     

中世纪西欧与犹太人的经济纠葛

中世纪 ,犹太人的客民身份 ,使其难以融入西欧社会 ,在封建经济形态下 ,犹太人无法获得土地 ,被迫在西欧封建经济的缝隙中寻求生存空间 ,从事在当时不受重视却又不能没有的商业贸易。后因西欧商业复兴 ,犹太人深受排挤 ,种种原因使他们转而从事金融信贷业 ,并一度十分兴盛。到中世纪晚期 ,西欧经济全面复兴 ,向近代转变 ,犹太人的经济空间日益缩小 ,他们只得辗转到较落后的东欧。     

文化圈边缘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兴与衰

塔尔寺和广惠寺分踞黄河支流湟水南北,其所处地域为青藏高原藏文化圈边缘文化带。二者先后建于明、清两朝,宗教地位略别,历史上的寺院经济发展各有侧重和优势。但在青海解放后、特别是宗教改革以来,二寺寺院经济走上迥异的发展道路,从中折射出藏传佛教在不同人文地理环境下相异的发展轨迹和历史命运,这可归结为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因素。     

明清时期庐山佛教寺院经济探析

明清时期,庐山众多佛教寺庙在山区广泛发展寺院经济.寺院经济的扩张往往导致地区土地兼并加剧,寺庙通过租佃关系剥削无地或少地的地方百姓,对其生计造成一定程度的挤迫,因而时常引发社会冲突.但当寺庙衰落时,其田产又往往遭到地方百姓的侵夺.因而,从某种程度上说,山区大量土地的开发经营常常是在寺庙与地方百姓的交替掌控中不断展开的.     

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形态探析

国内有关印度古代社会的研究撰述并不鲜见,但专注于古印度佛教寺院经济方面的却不多见。症结的关键在于研究资料的缺少。稽查佛教经典,故而成为相关研究中相对的比较可靠的途径。本文认为,寺院经济是佛教自身生存的需要,也是适应环境的需要。寺院经济的规模,与寺院或道场的规模、型制关系密切,不啻是研究寺院经济发展的另一种有效路径。文末,就寺院经济来源与内涵做了扼要的探讨。     

论中世纪银行业的家族经营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

中世纪银行业经营管理方面,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其中,家族经营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并表现在三个方面:家族控股、以家族的名字为公司命名以及在代理人雇佣方面家族成员的优先权等.家族经营对中世纪银行的经营管理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重要职位的世袭制或终身制的倾向以及血缘关系在雇员的提拔和薪酬管理等方面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中世纪银行的家族经营模式,与中世纪社会那种以家族为核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是一致的,本质上并不构成中世纪银行业发展的阻碍因素.在经济形势良好或稳定的前提之下,仍然具有较大优越性.     

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现代特征——基于青海省扎毛村的调查

剖析包括宗教在内的人类发展史需要借助马克思主义劳动社会观这个透视历史现象的“X光机”。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不可避免地要与社会的经济生活发生重要的联系。从根本上说,各种宗教的内容都深受现实劳动条件的制约。对扎毛村藏传佛教的辨证批判,必须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政教合一制式寺院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是以最大可能集中占有剩余价值为内在逻辑的。然而,历史总是循着否定之否定螺旋上升规律舒展开来。扎毛村三座寺院作为经济组织在政教分离后的社会主义黄南热贡大地上完成否定之否定,重获新生,走上了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发展新路。     

简议中世纪英国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

在中世纪英国城市中,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在城市的日常经济活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打击囤积垄断、确保商品质量、规范物价工资,保护了作为从业者和消费者的市民的切身利益,不仅城市的发展营造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市场环境,而且也大大促进了整个社会生产的进步。     

从两件敦煌文书残卷管窥节度使张议潮对寺院经济的管理——敦煌世俗政权对佛教教团经济管理研究之三

英藏敦煌文书S.1947V中简略记载到归义军首任节度使张议潮曾在其统治初期对敦煌寺院财产进行过调查算会。同时,俄藏和英藏的另外两件敦煌文书残卷中亦有张议潮对寺院财产进行算会管理的相关细节,这说明以张议潮为首的归义军政权非常注重对寺院经济的管理。     

中世纪英格兰城市的税收自治及其影响

中世纪英格兰的城市自治主要由税收自治发展而来,具体表现为城市自身承包了向国王交纳的各种捐税、在国王征收任意税和动产税时有协商谈判的权利以及有权在城市内部征收一些地方税等。税收自治不论对城市还是对王权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唐代寺院的规制与管理

佛教寺院是僧尼居住修行之所,南北朝时期,佛教在中土的广泛传播,更加推动了寺院的兴置,佛教寺院也开始纳入国家管制.在唐代佛教达到鼎盛,在寺院的管理制度上,国家设立官方寺院,就是给额的寺院,对寺院按京城和州县分别进行等级区分,寺院给额与国家的政治生活紧密联系;并对寺院的数额进行总量控制,对私立寺院进行限制并禁毁淫祠.这些措施对控制寺院规模和总数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终唐一朝,基本保持比较平稳.在控制寺院人数方面出现较大的波动和反复,在于管制体制自身问题,也和唐代后期整个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相关.     

从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看藏传佛教寺院经济与藏区社会发展

本文以涂尔干、韦伯、伊利亚德等经典作家所认为的宗教的本质是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为理论前提,避免以经济学理论研究寺院经济的化约论方法,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类型学的不足之处,提出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分类模式,以此模式分析了当前藏传佛教当中僧侣个人经济与寺院经济普遍存在的二元分化,揭示了宗教经济中寺院与僧侣的经济状况往往与其神圣与世俗的二元性相关联,愈神圣者愈富,愈富则愈神圣;愈世俗者愈贫,愈贫则愈世俗,以此为藏传佛教寺院经济的发展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视野,打开了一个新的发展思路,为今后藏传佛教寺院经济发展过程中神圣与世俗的平衡与双赢奠定了理论基础。     

《百丈清规》与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变迁

<百丈清规>是唐代佛教寺院经济发展史上重要的制度创新.<百丈清规>的创制,适应了唐代当时社会生活经济变迁的趋势,规整了佛教风气,为佛教寺院经济以崭新模式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而且,<百丈清规>的创制,也提高了禅宗寺院经济的生存能力和发展空间,对后世寺院管理方式产生了重大影响.     

从寺院经济活动看中心寺院体制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以青海东那寺和四川鱼托寺为例

本文以藏传佛教的格绒供奉为切入点,从两个方面讨论中心寺院与边缘社会间的关系.其一是作为文化符号的“格绒供奉表”的形成,其二是寺院对中心寺院体制结构的模仿.说明虽然藏传佛教寺院的经济支柱发生了巨大变化,但藏区传统的民众一寺院一活佛体制并未被动摇.     

对当代寺院管理的新思考

寺院管理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在当代社会,寺院的作用有新的表现形式,由传统的单向或者单调方式,向当代多向、多维的方式转变并不断加速,其自身的作用、显示的作用、实际的作用呈现出新特点,形成与社会之间的多重性互动影响。寺院管理牵涉到管理主体、管理方式、管理内容、管理目标等。管理的方式有自律与他律、行政管理与法律管理、国家管理和民间管理等。管理寺院应当认真汲取国内外的经验与教训。     

中西比较：古代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及其对政治文化的影响

中西传统政治文化存在较大差异,形成这些差异的根源主要在经济活动领域。本文通过比较古代中国和古代西方的经济活动方式的差异,探讨它们对中西传统政治文化的作用与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