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权威传递——一个基于控制权视角的理论模型

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其企业权威传递有三种模式:家族化、泛家族化、非家族化。无论采用何种模式,均有一定的成本,如学习成本、搜索成本等。通过模型分析学习成本与搜索成本对于家族企业的控制权配置模式的影响,可以发现:搜索成本降低了家族企业的边际收益,是代际传承家族化的原因之一;学习成本的存在,提高了家族企业控制的收益临界点,使得经理人控制在理论上成为一种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我国转型时期,由于学习成本与搜索成本的并存,家族企业代际传承模式的理性模式为泛家族化模式。     

委托-代理危机与控制权竞争——基于国美电器控制权争夺的案例分析

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借鉴公司控制权理论关于控制权的可竞争性的研究思路,以民营上市公司国美电器为研究对象,揭示出民营上市公司在进行控制权转移过程中的障碍和解决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是创始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一场动态的合作与非合作并存的博弈争夺;起因源自创始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危机所导致的公司治理机制的缺失;因此,构建创始人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信任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由于控制权转移所带来的风险。     

后金融危机时期我国家族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研究——基于控制权视角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贸易萎缩,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骤增。以2011—2014年中国A股市场民营企业为样本,通过实证研究探讨国际化程度对家族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这一时期国际化程度对家族企业绩效有负向影响;从控制权程度角度进一步分析表明,家族的控制权程度与企业国际化经营绩效呈显著负相关,控制权程度比例越高,越不利于国际化经营对企业绩效的提升。这与我国家族企业目前尚处于国际化的早期阶段,治理模式、产权结构和管理经验不足有关,同时也是后金融危机时期恶劣的国际市场环境因素叠加的结果。     

股权控制权市场公司治理研究述评——微观结构视角

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的公司治理理论作为对传统企业理论研究的深化,借助信息经济学和博弈论工具对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行了拓展,针对公司控制权市场交易、配置和调整的过程细节,准确描述了股份公司中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形下股东内部控制、要约收购、接管竞标等不同控制和治理机制的实际运作,对信息不完全和存在交易成本条件下的控制权市场交易展开分析,从控制权市场微观结构视角阐明了股东对管理者实施有效控制的机制、策略和条件。股权控制权市场的行为金融问题、股权控制权市场与环境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问题和股权控制权市场中的法律保护与管制政策设计问题将是未来该领域理论研究关注的焦点。     

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控制权配置问题初探

公司治理结构一直是企业经济学关心的核心问题。近来研究的重点已经转向企业控制权的配置与争夺。然而在实践中 ,控制权配置的标准并不是惟一的 ,有很多因素诸如技术、市场等都会影响控制权的配置。本文在分析企业本质、从剩余索取权到控制权的转变等问题的基础上 ,提出成员的相对重要性是理解企业治理结构中控制权配置的关键。而“相对重要性”又有不同的表现 ,从而增加了控制权配置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进一步地 ,本文还对“相对重要性”的决定因素作了初步的分析。     

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一个国际比较视角的思考

美英两国在保留家族企业最终控制权的同时,有选择地将现代公司制度的优势融入家族企业,形成了比较成熟、规范的企业治理模式;家族色彩浓厚的日、德两国家族企业,以保障相关者利益的思想与人本主义的融合为基础,是一种内部监控型模式;深受儒家家族传统观念影响的韩国、台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或地区,则建立了以家族为代表的控股股东主权模式。比较分析三种模式的异同点,可以得出一些对我国家族企业的治理和发展有益的启示。     

投资者关注家族企业控制权风险吗?——基于我国中小板市场IPO抑价的考察

以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507家家族企业为研究对象,从IPO抑价的视角考察投资者对家族控制权风险的反应,结果表明:投资者上市首日给予控制权集中度高的公司以更高的价格,家族控制权越高,IPO抑价率越高;当家族通过聘任更多的家族成员担任高管以加强控制权时,投资者在上市首日对公司的估价更高;而对于家族成员涉入高管层较低的公司,投资者并不关注家族控制权风险。可见,当实际控制人家族涉入高管层较深时,我国投资者更倾向于将家族企业控制权视为价值发现的机遇而赋予公司更高的估值。因此,应进一步完善IPO制度,完善相应的公司治理和外部监督机制,以有效控制所有权集中的风险。     

"无效市场"条件下的股东控制权分析--公司治理理论的行为金融学视角

美、英等国的公司治理模式对代理人的监控机制建立在高度发达的股票市场基础上 ,其理论基础是有效市场理论与投资者的理性预期能力。行为金融学认为 ,在股票市场定价无效率的基础上 ,资本市场的竞争无法对代理人形成有效的约束 ;无表决权优势的股东个体在面对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时 ,缺乏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机制。公司制度中股权资本直接退出机制的有无及其效率的高低 ,是市场主导型公司治理模式有效与否的关键     

后危机时代中国民营企业治理的法律规制问题——以国美控制权之争为例

国美之争看似大股东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控制权之争,实质上是传统家族式治理与现代企业公司治理两种制度之间的博弈。所以,在民营企业中,那些看似规范的、科学的、合理的公司治理制度,很大程度上形似而神不至,根本不能体现公司的全部权力关系,故后危机时代的中国民营企业在提升自身实力、活力、竞争力时,面临公司治理上的严峻挑战。公司治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实际上是各利益主体在公司内部为了各自的利益进行的博弈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遵守一定的法律规则,同时还需要相关法律规则的不断修改与完善,以满足发展和变化着的公司实践的需求。     

论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及其规范

家族式企业自诞生以来始终在世界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家族式企业不仅在中小企业,而且在一些大型跨国公司中也居主导地位。然而在我国,家族式企业往往被视为一种低级的企业组织形态。本文通过对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特征的分析后认为,一方面,与一般的企业相比,家族式企业在公司治理方面具有一些特殊的效率,家族式企业因而并非是低效率的企业模式;另一方面,家族式企业的公司治理也存在着不同于一般公司的不规范之处,我们为此提出了相应制度规范的途径。     

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及其矫正

企业改制面临三大约束 :政府怕增加改革成本、经理怕失去企业控制权、职工怕失去工作岗位。满足这三个约束条件的企业改制方案必然带来改制后企业公司治理的严重缺陷 ,从而影响企业改制后的健康发展 ,最终还得由政府承担相应责任。因此 ,应通过规范政府行为 ,提高政府支付改革成本的能力 ,从而改变约束条件 ,进而改变企业改制方式 ,以尽可能避免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缺陷。还应该规范企业与政府、职工、银行之间的关系 ,发挥职工和银行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 ,完善改制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     

中国近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治理结构——以天津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近代性嬗变,中国的企业制度也发生了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在近代中国经济转型大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企业资本的几种基本组织形式,是近代企业家在借鉴西方先进公司制度的基础上,融入中国特色创办企业的必然选择。公司制是现代企业制度的一种有效组织形式,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公司制的核心。近代中国股份有限公司的实践证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经历了一个从简单模仿到逐步完善的过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是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有效制度安排。     

论公司类型与公司治理模式的选择——以中国民营企业发展为视角

关于公司类型与公司治理模式的研究,目前存在着几种不同观点.比较分析各种公司类型及其治理模式的利弊得失,对于提高公司治理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国《公司法》关于公司治理模式的规定,存在着公司类型过于简单,不能满足投资者需求;强调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区别,而在法律制度尤其在治理模式设计上进行反向操作等问题,因此不能满足民营企业投资者的预期,很难适应公司发展的长远需求.为了满足不同投资者的理性需求,在公司类型及公司治理模式设计上,应该借鉴日本等国的经验,积极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为民营企业提供更多可供选择的发展机会.     

党的建设在非公企业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与途径

非公有制经济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力量,中国共产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要发挥企业发展中的政治引领作用和企业员工中的政治核心作用,关键在于把党的建设合理融入到企业经济活动中,使党的政治资源、组织资源等转化为促进企业发展的资本。分析不同类型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特点,探索党建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位置与工作方式,是切实发挥党在非公有制企业中两个作用的理论前提。     

司法理性及其生成——以公众司法参与为视角

公众参与是司法理性生成的基本要素,它是在司法具体运作过程及结果选择中,允许公众广泛参与并形成公众主流意见,司法机关予以积极回应,共同促成司法理性的生成。司法理性的生成需要通过在司法运作体制内注入公众参与这一“外行酸”的方式,将社会公众认知的价值理念引入到司法个案审判,并最终引入到整个司法运作过程之中,从而使司法机关与公众在联动进程中形成的司法认知、互动、说理、参照机制成为司法理性生成的重要机制。现阶段我国应建立透明的司法运作机制,引导体制外的公众司法参与,构建司法回应机制,以促进司法理性的生成。     

嵌入性治理：公众利益诉求理性表达的路径探析——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为视角

社会协同是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核心内容,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过程是多重张力催生的结果。通过民间组织嵌入基层征地拆迁纠纷,将促进基层政府和公众之间的良性互动,以此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当前,由单纯的政府管理转向社会治理的发展态势下,民间组织的嵌入性治理可以有效发挥其整合分散公众利益诉求、实现公众与基层政府信息的双向传递及合理分担基层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职能的功能价值,通过政府—公众间的良性互动,最终实现公众利益诉求的理性表达与和谐社会构建的双重目标。     

公司治理视角下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制度化探索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兴起,使企业社会责任成为公司治理中的重要议题。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企业更需要将社会责任纳入公司治理中,以促进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中负责社会责任事务的组织机构,可统一命名为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它是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司治理活动在利益相关者纽带作用下相互融合的实践产物,由企业高层设立并领导,触及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且具有外部治理职能。通过对《财富》世界500强企业的研究,发现利益相关者参与公司治理程度越高,相应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在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层级越高;相较于经理层领导的委员会,董事会介入的委员会制度设计更为成熟。针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制度化的研究与实践脱节的现象,应从企业社会责任委员会的驱动力、制度设计以及影响后果等方面开展研究,为企业实践提供理论支撑。     

代理成本的经济分析及其对完善公司治理法律框架的启发——以经理为视角的思考

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发展壮大,必然产生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同时因为股东和经理各自价值目标的不一致性,就产生了代理成本。本文试图针对“控制、减少代理成本”的对策问题在比较其他各种方法的基础上,独辟法律之蹊径,从经理的视角提出关于我国《公司法》中公司治理结构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