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及其动力机制实证分析

经20余年努力,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跨入由要素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的关键时期。实证分析显示：计划经济时期属于要素驱动经济增长方式;改革开放以后进入要素-技术驱动并向技术驱动持续转变,＂十一五＂时期已取得阶段性突破。其动力机制分解说明,对外开放、科技投入、基础设施改善、劳动力转移、工业化和教育水平的提高,都有力地支撑了我国经济增长动力结构的调整和增长方式的转型。但转型的基础仍不牢固,应采取措施,保持经济转型的持续动力,巩固经济转型的成果,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论我国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区域经济增长机制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包括动力机制、传递机制和协调机制。区域经济增长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源泉,是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重要基础。要实现区域经济高速增长,必须建立运行良好、系统完整的区域经济增长机制。     

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分析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改革与转型就不断冲击着世人的视野.自1978年至200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一直保持着高速增长状态.中外学术界进而对中国经济增长事实及其动力持不同看法.基于此,在对转型期(1978-2002年)中国经济增长的事实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对经济增长的动力进行剖析,并将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创新性地分为四个层次:1.最直接作用层(资本K和劳动力L);2.二元经济结构变迁层;3.经济制度变迁层;4.社会文化底蕴层.并在1978-1991年和1992-2002年两个阶段分别对前三层进行回归分析,寻找在转型期真正推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     

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的动力来源、约束条件与路径依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管理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和突破.这些进展与突破,源于激励机制的变化所催生的改革动力.然而,作为一场深刻的制度变迁过程,文化管理体制改革既有动力,也有阻力,最大的阻力是高昂的改革成本,它构成了改革的主要约束条件.而新、旧体制的并存,则历史性地形成了改革的路径依赖.     

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分析

在众多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的态势.为分析出口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本文以开放经济为背景,通过构建计量经济模型,采用协整分析方法和1999-2007年的实际数据,分析了出口和投资(外来直接投资、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出口和国内固定资产投资.以科学发展观为理论视角,本文提出扩大国内消费、优化出口商品结构、充分利用内资和有选择引进外资,进而推动我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建议.     

消费需求变动与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河北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将由投资主导转向投资与消费双主导。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弱化了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大力发展服务业成为适应消费结构升级、推动消费热点转化为经济增长点的重要途径。     

中国长期增长的经济逻辑——经济机制探索的经验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在长达70年的发展历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40余年,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这是党的领导下全体劳动人民不断探索经济运行机制的结果。这一过程伴随着经济体制调整的不断尝试,伴随着对经济制度、经济机制与经济体制相互关系的逐步认识,并最终找到了适合经济发展的经济机制。中国经济运行的机制不同于任何一种传统或当代的西方经济范式,是我们从无数成功或失败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淬取而来的、与时俱进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经济运行原理。它的成功之处在于,自始至终都在社会主义实现人民美好生活愿望的大目标下,遵循着需求第一性的原则,并在进入市场化阶段后充分发挥了这一优势,从而超越了传统理论范式的局限性,在实践中摸索出一套科学的市场管理模式与方法,讲出一个大国如何从落后发展成为世界重要经济体的中国故事,也讲出了为什么西方发达国家不能而新中国能实现长期稳定繁荣的经济机制。     

强化青海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探析

青海经济增长属国家投资拉动型 ,在经济增长中存在着对国家投资依赖较大、经济增长质量不高、持续发展能力弱等问题。强化经济内生增长机制是保证青海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途径。     

海洋经济系统:概念、特征与动力机制研究

海洋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海洋经济系统与陆域经济系统作为两个子系统,共同构成国民经济系统。从系统论的角度深化研究海洋经济,可以发现海洋经济系统本身具备独立性、开放性、资本技术密集性、发散性和自我演化等特征。海洋经济系统本身是由产业经济系统、生态经济系统、社会经济系统和文化经济系统四个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海洋经济系统又存在着不同的构成要素,不同层次系统内不同要素共同作用决定了海洋经济系统的动力演进机制。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演进轨迹

1978年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变和经济市场化的深入,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自身也有了重要的发展。一方面我国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历史地实现了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另一方面初步形成了关于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的相对独特的研究内容与风格。这一理论的发展脉络可以简要概括为:速度理论→优先增长理论→增长方式理论→周期与波动理论,它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理论逐渐由零散向系统化发展、由浅层次向深层次发展、由本土化向国际规范化发展的演变趋势。     

对产权制度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辩证思考

经济增长是产权制度、分工与专业化、交易、技术进步以及劳动者素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产权只是制约经济增长的众多因素之一。只有在经济当事人无法签订完备的经济契约时 ,产权的不同归属才会产生不同的效率结果。因而在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时要采取辩证的态度 ,既不能忽视产权改革在近年来经济增长中的积极作用 ,也不能过高估计产权制度变革的作用 ,甚至得出产权私有化将是国有企业改革最终归宿的片面结论。     

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的计量分析--以云南省为例

作者采用劳动简化法和相关系数法以云南省为例对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量化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约在40%左右,人均教育事业费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关性为0 98。这些数据说明了教育在地方经济建设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试论舒尔茨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兼与靳文志商榷

舒尔茨乐观的经济增长理论是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产物.其理论支柱是土地在增长中的作用下降;人的时间价值的增长.舒尔茨克服了李嘉图和马尔萨斯忽视科学技术的缺陷,准确地揭示了后工业社会经济增长的源泉.舒尔茨政策主张的主要内容是人力资本投资和重视科学研究,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有跳跃式发展的可能性.     

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需求约束及再启动

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将由供给推动及约束转变为需求启动及约束成为学术界一种共识。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表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增长需求启动的一般规律是,消费需求启动增长力度由强变弱再变强,投资需求启动力度由弱变强再变弱,净出口需求是国内需求的有益补充。不同需求启动增长条件不具备或时机选择不当及需求结构失衡均会使经济增长受到明显的需求约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政策较好地利用了经济增长的需求启动规律,获得了较好的增长绩效。现实条件下,对于即将进入工业化后期的中国而言,摆脱经济增长需求约束的关键是通过需求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行经济增长的需求再启动,以实现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     

FDI与区域经济增长:苏州赶超大连的例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苏州与大连这两个沿海都市经济之间经历了有趣的赶超,苏州赶超了大连。本文从FDI与经济增长视野切入,由表及里地考察与分析了这种赶超现象及其后面的因素。关联数据比较显示,两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都得益于FDI,经济赶超与两市引进FDI规模变化的时间序列大体吻合。关键变量的尝试性分析显示,两市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高于劳动,但FDI相对于国内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不同,其中大连明显优于苏州。考虑到FDI本身就是投资的一部分,它对两市经济赶超的影响就不能忽视。至于FDI之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可从两个地区FDI分布行业差异和国内投资实施的制度差异予以解释。     

中国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时变关系研究

通过构建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的部门离散系数,作为经济结构变迁系数,描绘中国经济结构变迁过程,并建立线性非时变参数方程,定量研究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相关特征,结果显示:二者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但具有时变特征。进一步建立时变参数的状态空间方程,考察经济增长与结构变迁的时变关系特征,结果发现,1979—1997年二者相关关系处于低弹性、高波动的成长期;1998—2016年二者相关关系处于高弹性、平稳化的成熟期。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政府应努力恢复经济增长乐观态势,为结构调整提供宽松的弹性空间,实施更加有为的结构调整政策,加快产业结构高级演化。     

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描述性模型

通过简要回顾1992～1993年和2003年下半年以来有关经济是否过热的讨论,认为现有的宏观经济研究范式对于认识中国这样的复杂经济体存在问题,提出认识中国宏观经济增长的一个新的视角在于考察中国宏观经济内在的发展规律,也就是投资、消费、制度变迁、政府支出等各方面对于整体经济的影响程度、产生影响的原因、影响之间的作用机制以及演进规律。对于有显著影响的方面应加强中观经济层面的认识和管理,并据此建立了一个描述性模型。     

民主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一项基于文献考察的分析

民主制度的经济增长效应是民主化研究者长期关注的重要问题,它旨在尝试回答特定的制度安排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根据既有的研究文献,对此问题的回答至少应该包含以下三个方面的解释,即民主政体是否或者通过哪些机制促进或者阻碍经济的增长;民主制度在不同发展阶段所产生的经济效应是否存在差别;不同类型的民主制度是否与差异化的经济增长相关联。通过分析,应该抛却各式各样的关于民主制度之经济增长效应的决定论观点,认识到制度影响增长的复杂机制。     

收入分配、技术进步与经济的持续增长——来自中国的经验

支撑中国经济近30年高增长的主要是要素投入而非技术进步,这种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以及这种方式下的经济增长都是不可持续的。中国经济发展正在进入"刘易斯转折区间",这可能为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提供条件,也可能使经济进入均衡陷阱。技术进步本身有着内在的逻辑,它源于分工,而分工又具有自发演进的正反馈机制。建设"创新型国家"(或者说大范围的技术进步)难以依靠由政府动员全社会力量集中攻关的"举国体制"来实现,分工的深化才是技术进步,进而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决定性因素。